蔡维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的未来

本文于2017年发布于https://voxeu.org/article/benefits-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y，在这一知识高速发展的时代，文中思想的先进性不能和2019年发布的文章相比，但是这篇文章综合了2017年前众多数字法币（CBDC）的思想，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很多参考价值。今天许多讨论CBDC的文章，许多都引用了波尔多（Bordo）和莱文（Levin）的观点。

因为脸书Libra事件，“数字法币”这一概念走进了中国金融界，这在以前是几乎没有人关注的题目，现在已经成为热门话题。

文中一些思想现在看来还是有新意，例如“CBDC的广泛使用和纸币的淘汰，将阻止逃税、洗钱和其他通过纸币，特别是大面额纸币更容易进行的非法活动”，表示数字法币是逃税、洗钱和非法活动的克星，这和许多人认为数字法币会增加洗钱的风险正好相反。长久以来笔者也认为数字法币大量降低了洗钱的风险，和数字代币的特性恰恰相反。数字代币是洗钱的工具，也是许多国家反对数字代币的重要原因，但是数字法币的功能正好相反，是反洗钱监管利器，国家监管单位应该予以大力支持。

文中还提到包括英国央行的一些研究报告结果，这些报告指出数字法币可以在实体经济上助力发展。

注意一下，当时还没有BIS提出的批发数字法币（wCBDC）概念，3国央行（英国，加拿大，新加坡）报告也还没有出来，IBM、摩根大通银行、脸书、VISA、WalMart、Fnality都还没有发行稳定币，国家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没有发布合成数字法币（sCBDC）概念和未来令人惊讶的可能的金融场景。这些改变历史的事件都是后来才出现的。

本文文章虽短但是观点犀利，并且容易理解，因此我们不再细评。

作者简介

波尔多（Michael Bordo）教授1963年在麦吉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年至1989年，波尔多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之后在罗格斯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现任罗格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兼货币和金融历史中心主任。

他在世界各地的大学（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普林斯顿、哈佛、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以及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邦储备理事会，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担任了许多访问职位。

波尔多曾在许多学术期刊的编辑部任职，包括《国际中央银行杂志》、《国际货币与金融杂志》、《经济史与经济史探索杂志》。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史、货币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上。他写了大量关于汇率制度的文章，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另一个专业领域是大萧条和金融危机。他还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全球化。

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教授198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数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莱文在美联储委员会工作了20年，其中包括担任货币政策战略和沟通主席和副主席特别顾问两年，而且他还担任IMF的顾问。之后，莱文加入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课程。

目前他还是挪威和瑞典央行（挪威央行和瑞典央行）的科学顾问，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期访问学者。此前，他曾任欧洲央行外部顾问、韩国央行外部顾问、加拿大、日本、荷兰和新西兰央行访问学者；还向阿尔巴尼亚、阿根廷央行提供技术援助。

MichaelBordo & Andrew Levin

世界各国央行都在考虑主权数字货币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这些货币可以改变货币体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和透明性。特别是，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可以视作一种几乎没有成本的交换媒介、一种安全的价值存储和一种稳定的账户单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货币将以账户为基础并计息，货币政策框架将以真正的价格稳定为目标。

在第三世纪的罗马，亚历山大皇帝的首席法律顾问朱利叶斯·保卢斯·保诚西斯穆斯（Julius Paulus Prudentissimus）用现代货币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描述了政府发行货币的基本原理。他写道，正是商品和服务定价的“记账单位”、“价值存储方法”和“交换媒介”促进了经济和金融交易（Watson 2010）。保卢斯认识到货币的效用取决于它的名义数量，而不是它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一种货币的效力取决于公众对当局管理货币体系的信心。

大约2000年后，随着电子设备和高速网络的普及，欧洲央行（Mersch 2017）、挪威银行（Nicolaisen 2017）和加拿大银行（Fung and Halaburda 2016）等央行正在探索建立主权数字货币的可能性。瑞典央行（Sveriges Riksbank）决定是否推出数字货币的时间跨度有所加快（Skingsley 2016）。中国人民银行正在试验技术规范（Yifei 2016）。英格兰银行已启动一项多年调查（Broadbent 2016）。

与纸币和硬币一样，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也将是名义上固定的、普遍可获得的，并可以有效的用在所有公共和私人交易中。因此，CBDC与私人实体（如比特币、以太坊和Ripple）创建的虚拟货币有本质区别，后者的市场价格近年来波动剧烈（Scorer 2017）。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

我们最近的工作试图为CBDC制定一套设计原则，而不是技术蓝图（Bordo和Levin 2017）。我们尤其考虑以下五个问题：

• CBDC付款是否应涉及在中央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还是一种可直接从付款人直接转账至收款人的数字代币？

• 是否应废除现金，还是中央银行来应制定一份在CBDC和纸币之间转移资金的费用表？

• CBDC应该是计息的，还是与总价格指数挂钩，而不是像现金和硬币那样有固定的面值？

• CBDC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和操作程序有何影响？

• CBDC将如何影响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的互动？

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假设中央银行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履行货币基本职能方面的效力——其作为交换媒介的效率、作为价值储存的安全性，以及作为经济和金融交易记账单位的稳定性。利用这些标准，我们确定了设计良好的CBDC的特征：

事实上的无成本的交换媒介。如果CBDC是以账户为基础的，账户可以直接在中央银行自己持有，也可以通过与商业银行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提供。

安全存储价值。有息CBDC的回报率可能与短期政府证券等无风险资产一致。中央银行的利率将成为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逐渐淘汰纸币。CBDC可以向公众广泛提供，现金和CBDC之间的转账费用有一个时间表。因此，CBDC利率的调整不会受到任何有效下限的限制。

真正的价格稳定。可以设计一个可能的货币政策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根据广泛的消费价格指数，CBDC的实际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稳定。这一框架将鼓励有系统和透明地实施货币政策。

我们的分析借鉴了货币经济学的一系列文献。Jevons （1875）， Marshall （1877）， Wicksell （1898）， Fisher （1913）， Buchanan （1962）和Hayek （1978）等人都在追求一个稳定的计算单位。Friedman （1960），强调了有效汇率的基本原理，他认为政府发行的货币应与其他无风险资产具有相同的回报率（Friedman 和Schwartz1986年也讨论了政府发行货币的基本原理）。

这两个目标，即一个稳定的账户单位和一个有效的交换媒介，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用纸币支付利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弗里德曼主张稳定的通货紧缩而不是价格稳定。但现在，通过设计良好的CBDC，实现这两个目标已经成为可能。

央行数字货币的优势

作为一种几乎无成本的交换媒介，CBDC将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采用CBDC将有助于更迅速和更安全地解决跨境金融交易（he 2017）。CBDC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有利，这些家庭往往严重依赖现金，而且CBDC对小企业尤其有利，因为小企业在使用借记卡和信用卡付款时，需要支付高昂的现金手续费或交换费。在宏观经济层面，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的研究人员估计，采用CBDC所带来的生产率收益将类似于大幅降低扭曲性税收（Barrdear and Kumhof 2016）。

CBDC的计息设计和纸币的淘汰，也将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利率调整的好处是不再受到有效下限的限制，以应对严重的不利冲击。

Goodfriend（2000年，2016年）、Buiter（2009年）、Agarwal和Kimball（2015年）、Pfister和Valla（2017年）等人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取消零下限的好处。下限一直是许多央行目前将通胀目标定为2％或以上的正通胀率的一个关键原因，而CBDC将基本上消除维持这一通胀缓冲的必要性，或部署量化宽松或信贷补贴等替代性货币政策工具。

此外，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CBDC将有助于提供资金支持的财政刺激。戴森和霍奇森（2017）指出，在经济低迷时期，资金可以直接存入低收入家庭的CBDC账户，缓冲他们因经济低迷以及CBDC利率暂时处于负水平而产生的购买力。实际上，弗里德曼（1948）强调了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扩张和财政扩张之间的互补性。

CBDC是当前货币运行趋势的自然延伸。例如，大多数中央银行已经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支付了利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占整个货币基础的很大一部分。美联储通过在美国国债回购市场借入资金，扩大了向更广泛的交易对手支付利息的能力。此外，联邦储备银行现在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公用事业公司保持独立的存款账户，以便这些公用事业公司的客户知道他们的资金是安全的、流动的和有息的。例如，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设立了独立的准备金账户，用于存放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客户的资金，以及美国洲际交易所（ICE）客户的初始保证金账户。

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将与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测目标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上所述，大多数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都是2％或更高，并且不考虑之前通胀偏离目标的情况，因此总价格水平遵循随机向上漂移的走势。

相比之下，在物价水平目标下，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呈现短暂波动，但货币政策将确保物价总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到目标水平。家庭和企业将能够满怀信心地进行规划，即一篮子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按CBDC衡量）的成本在中期内是稳定的，在未来5年、10年、20年甚至50年的规划范围内大致保持不变。这种稳定对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尤其有利，因为它们通常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复杂的财务规划建议或复杂的金融工具来抵抗风险。

CBDC的广泛使用和纸币的淘汰，将阻止逃税、洗钱和其他通过纸币，特别是大面额纸币更容易进行的非法活动（Rogoff 2016）。这一好处在发达经济体中很重要，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更为重要，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大部分经济活动是使用现金进行的，而且逃税的发生率非常高。厄瓜多尔已经证明了CBDC的可行性，在厄瓜多尔，CBDC通过一个简单和安全的平台（通过手机和短信进行两步验证）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肯尼亚，政府率先建立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通过Safaricom提供低成本数字支付，目前Safaricom为大约2500万肯尼亚客户提供数字支付（使用M-PESA平台）。它的两大股东是沃达丰（50％）和肯尼亚财政部（25％）。

央行消极态度的风险

鉴于支付技术创新步伐之快以及比特币和以太坊等虚拟货币的泛滥，央行在处理CBDC问题时采取消极态度可能并不明智。如果央行不生产任何形式的数字货币，就有失去货币控制的风险，出现严重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一点，各国央行在考虑采用CBDC时行动迅速。

参考文献

[1]Agarwal， R and M Kimball （2015）， “Breaking Through the Zero Lower Bo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15-224.

[2]Barrdear， J and M Kumhof （2016）， “The Macroeconomics of Central Bank Issued Digital Currencies”， Bank of England Staff Working Paper No. 605.

[3]Bordo， M and A Levin （2017），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and the Future of Monetary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711.

[4]Broadbent， B （2016）， “Central Banks and Digital Currencies.” Speech to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 March.

[5]Buchanan， J （1962）， “Predictability: The Criterion of Monetary Constitutions”， In: Leland Yaeger，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5-183.

[6]Buiter， W （2009）， “Negative Nominal Interest Rates: Three Ways to Overcome the Zero Lower Bound”，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118.

[7]Dyson， B and G Hodgson （2017）， “Digital Cash: Why Central Banks Should Start Issuing Electronic Money”， Positive Money.

[8]Fisher， I （1913）， “A Compensated Dollar”，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7: 213–235, 385-397.

[9]Friedman， M （1948）， “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8: 245-264.

[10]Friedman， M （1960），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New York: Fordham Press.

[11]Friedman， M （1984）， “Financial Futures Markets and Tabular Standard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2: 165-167.

[12]Friedman， M and A Schwartz （1986）， “Has Government Any Role in Money？” In: Anna Schwartz， ed.，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89-314.

[13]Fung， B and H Halaburda （2016），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Why and How”， Bank of Canada Staff Discussion Paper 2016-22.

[14]Goodfriend， M （2000）， “Overcoming the Zero Bound on Interest Rate Policy”，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2: 1007-1035.

[15]Goodfriend， M （2016）， “The Case for Unencumbering Interest Rate Policy at theZero Lower Bound”，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6]Hayek， F （1978），Denationalisation of Money—The Argument Refined: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current Currencies（2nd edition），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7]He， D， R Leckow， V Haksar， T Mancini， N Jenkinson， M Kashima， T Khiaonarong， C Rochon， and H Tourpe （2017）， “Fintech and Financial Services: Initial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Discussion Note 17/05.

[18]Jevons， W （1875）， “A Tabular Standard of Value.” In: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Chapter 25.

[19]Marshall， A （1887）， “Remedies for Fluctuations of General Prices”，The Contemporary Review51: 355-375.

[20]Mersch， Y （2017）， “Digital Base Money: An Assessment from the ECB’s Perspective，” Speech， Helsinki， 16 January.

[21]Nicolaisen， J （2017）， “What Should the Future Form of Our Money Be？” Speech at the Norweg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25 April.

[22]Pfister， C and N Valla （2017）， “New Normal or New Orthodoxy: Elements of a New Central Banking Framework”， Manuscript， Banque de France.

[23]Rogoff， K （2016），The Curse of Cas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Scorer， S （2017），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DLT or not DLT？ That is the Question”， Bank Underground， 5 June. .

[25]Skingsley， C （2016）， “Should the Riksbank Issue e-Krona？” Speech to FinTech Stockholm 2016, 16 November..

[26]Watson， A （2010），The Digest of Justinian: Volume 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7]Wicksell， K （1898），Interest and Prices: A Study of the Causes Regulating the Value of Money， Jena， Sweden: Gustav Fischer Press.

[28]Yifei， F （2016）， “On Digital Currencies， Central Banks Should Lead，” blooberg View， 1 Sept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