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后，世界将何去何从？

与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其深远的后果我们今天仅能开始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在这场危机爆发之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Foreign Policy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思想家谈一谈他们对疫情后全球秩序的预测。

1. 一个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教授。

新冠疫情将强化国家权力、加强民族主义。疫情之下，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会采取紧急措施以管控危机。而当这场危机结束时，它们中的许多将不情愿交出这些新得到的权力。

新冠疫情也将加速权力和影响力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这场疫情中，韩国和新加坡两国应对得最为出色，中国也在早期的失误之后作出了良好反应。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则反应迟缓、应对失策，这进一步损害了西方的“形象”。

不变的则是世界政治最为根本的冲突本质。

以往的疫情（包括1918-1919年大流感在内）并没有终结大国间的敌对或者开启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本次新冠疫情也同样不会。由于公民期待本国政府能够保护他们、国家和公司会寻求降低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当前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一步消退。

总之，新冠疫情将会创造出一个不再那么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事情本可以不必如此，但是致命病毒、计划不周与无能领导这三者的结合已经使人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但却令人担忧的道路。

2. 经济全球化的终点

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激起了美国两党与其斗争的决心，意图强行推动中国与美国高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脱钩，并试图迫使盟国仿效。为实现碳减排目标而施加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加，已经使许多公司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受到质疑。目前，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届时，政治领导人将需要极大的自我克制来维持国际合作，并防止向公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方向倒退。

向公民们证明自己可应对疫情危机将使领导人获得一些政治资本，而那些无力管控疫情的领导人只会极力推卸责任。

3. 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COVID-19的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方向。

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为什么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因为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不管有没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人认为自由贸易协定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丧失信心。这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从1842年到1949年的百年屈辱是自满和领导人试图闭关锁国的恶果。相比之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的大爆发，更加相信自己的竞争力。

因此，正如马凯硕在《中国赢了吗？》一书中提及美国将面临两种选择。如果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竞赛。然而，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社会状况不断恶化下美国人民的福利，那么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明智的建议是选择合作，然而，鉴于美国对中国不利的政治环境，该建议可能不会被采纳。

4. 民主国家将走出窠臼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系和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短期内，这场疫情将为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所有不同阵营注入动力。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证明他们观点紧迫性的新证据。随着经济的破坏和社会的崩溃，除了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等类似的趋势得到强化以外，很难看到其他任何东西。

但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样，可能也会出现一种缓慢演变的逆流。

一种类似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在战前和战时阐述的那种国际主义。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它们在罗斯福所谓的“传染（contagion）”面前非常脆弱。与其说美国受到了其他大国的威胁，不如说受到了现代性深层力量的威胁。

罗斯福和其他国际主义者所设想的是一种战后秩序，这种秩序将以新的保护形式和管理相互依存的能力重建一个开放的体系。美国不能只躲在自己的边界内，要想在开放的战后秩序中运作，就需要建立全球性的多边合作的基础设施。

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经历同样的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是由一连串的脆弱感所驱动的。一开始，人们的反应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将会摆脱困境，找到一种新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的国际主义。

5. 更低的利润，更多的稳定

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副主席和拉美研究方向的高级研究员。

COVID-19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主导企业生产的供应链往往具有多个阶段，并分布在不同国家，如今企业将要重新思考并收缩它们。

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打击。

经济上，全球供应链面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以及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和3D打印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挑战；而政治上，尤其是在成熟的经济体中，实际和可感知到的的失业增长也对其造成了影响。COVID-19疫情现在已经打破了全球供应链中的许多联系：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工厂关闭使得其他制造商以及医院、药店、超市和零售店的库存和产品短缺。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要求更加详细地了解供应来源，并以效率为代价换取稳定充足的库存。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迫使它们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行业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并进行储备。这样做虽然盈利能力会下降，但供应稳定度将会上升。

6. 新冠疫情对于未来全球共同应对危机将产生有益启示

希夫山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原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原印度驻中国大使、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

判断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最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还为时尚早，但目前有三种趋势已较为明显。

首先，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将改变当前的国内及国际的政治生态。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仰赖于政府权力，以管控当下的公共卫生危机。政府在克服新冠疫情及其导致的经济下滑方面成功与否，将会影响社会安全问题及社会分化趋势。

无论政府是否能够成功的解决疫情及其引发的经济问题，总之，这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回归。当前的经验表明，威权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并不擅长。及时且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例如韩国，一直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由民粹主义者或威权领导人统治的国家。

第二，新冠疫情并不代表世界各国间相互关联的终结。流行病本身就是人类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国家中现在都已出现了向内转向的趋势，以寻求对本国命运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不可否认，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差强人意、更锱铢必较且不断变小的世界。

最后，世界也可以从新冠疫情的流行中感受到一丝希望和理智。印度在疫情爆发后发起了一次由所有南亚领导人参加的视频会议，以制定一项共同应对危机的区域政策。

如果这次疫情能够让我们警醒并意识到在应对重大全球性事件时多边合作的真正利好，这场危机也算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7. 美国权力需要一种新战略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院长。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聚焦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

此次的COVID-19疫情表明该战略的不足，美国即使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也无法独善其身。

正如理查德·丹泽(Richard Danzig)在2018年总结的那样：“21世纪的技术不仅在分布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后果上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可能被意外释放的辐射，也许将成为所有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商定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作为缓解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

在应对COVID-19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时，仅仅考虑美国对其他国家行使权力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是认识到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这次COVID-19的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

8. 新冠疫情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

约翰·艾伦(John Allen)，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

一如既往，新冠疫情危机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每个国家的越来越多的个体正以各种前所未有而令人冲击的方式感受着这场疫情所带来的社会紧张。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抑或是公共卫生政策观点而得以保全的国家，将会对其余那些经历毁灭性打击的国家宣告胜利。

这将会是民主、多边主义和全民医保的伟大胜利。而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这将清楚地展现果断的威权主义统治的好处。

不管怎样，这次危机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际权力结构重新洗牌。新冠疫情将持续抑制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间的紧张态势。长远来看，在企业倒闭、劳动力失业的情况下，这次疫情很可能重创全球经济产出能力。这种混乱的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贫穷工人比重较大的国家来说影响尤为巨大。国际体系将由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稳定且广泛的冲突。

9. 全球资本主义戏剧性的新阶段

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普利策奖得主。

本次新冠疫情对世界金融与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冲击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与分销网络极易遭到破坏。

因此，新冠疫情不仅会带来长期的经济影响，而且会导致更为根本性的变化。

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并及时地将产品投入市场，从而降低了仓储成本。库存若搁置超过几天，便会被认为是市场的失灵。（产品的）供应经过精心设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与运输。新冠病毒却向世人证明，病原体不仅会感染人类，而且能够破坏整个实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 system)。

鉴于全球二月以来在金融市场所经受的损失规模，企业可能会以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保守态度，走出这场疫情。其结果便是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会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为了免于未来遭受破坏，供应链会更加靠近国内且充斥着剩余。这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短期利润，但也会使得整个系统更具弹性。

10. 更多的失败国家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

尽管理查德·哈斯并不喜欢用“持久”一词作论断，但他认为新冠病毒危机至少会在几年内促使大多数国家内顾，更加关注国内事务，而非境外之事。哈斯预计，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国家还会表现出对大规模移民更强烈的反对。

同时，鉴于资源需要被用于国内重建和应对这场危机的经济后果，国家对处理地区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将具有更少的意愿或做出更少的承诺。

许多国家将难以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国家贫弱与失败国家将在世界上更加普遍。

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衰退。就其积极一面来说，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可能会有所加强。但总的来说，根植于全球化的危机将削弱而非增强世界应对危机的意愿与能力。

11. 美国未能通过这场领导力测试

科里·舍克(Kori Schake)，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而被极大削弱。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得到极大削弱。这也是美国本应当组织的事情，以此显示美国虽自私自利但也不尽然如此。

但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更加糟糕。

12. 在每个国家中，我们都见证了人性的力量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是目前本世纪最大的全球危机，其造成了广泛深刻的巨大影响。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威胁着全球78亿人中的每一个个体。由此产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可能超过08-09年间全球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所造成的影响。每场危机本身就足以造成一场大地震，永久性地改变我们所认知的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

迄今为止的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不能搁置谁应该为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转而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两个国家的信誉可能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欧盟不能为其五亿民众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援助，欧洲各国政府可能会在未来从布鲁塞尔收回其所让渡的权力。而在美国，最紧要的是联邦政府是否有能力提供有效措施来遏制危机。

然而，在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体现人类精神力量的鲜活事迹：医生、护士、政治领导人乃至于普通民众都展示出了人的韧性、效率和领导力。这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应对并最终战胜这一异常挑战带来了希望。

转自丨国政学人

作者丨国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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