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打中国暂停信用卡申请，外资行“本土化”承压

除直接设立机构，以股权为纽带，加强与中资机构的深度合作，是外资金融机构快速融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务实做法

文｜《财经》记者 严沁雯

编辑｜张颖馨

一则暂停信用卡申请的公告，将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渣打中国”）推至市场聚光灯下。

2月14日，渣打中国在官网发布公告称，由于信用卡业务战略调整，渣打中国已于2022年1月初关闭了信用卡网上申请渠道，并拟从2022年2月20日起暂停接受所有渠道信用卡申请。

“渣打银行这是要退出中国市场的信用卡业务？”上述公告刚发布，便引发业内热议。

相关讨论持续发酵，次日（2月15日），渣打中国再次发布公告进行回应，表示正进行信用卡申请渠道的优化调整，目前信用卡网上申请服务暂时关闭。待信用卡申请渠道优化完成以后，将重启信用卡的申请。

目前，渣打中国发布的第一则公告已无法在官网查询。尽管该行已对此事作出进一步说明，但在多名业内人士看来，即便渣打中国真的宣布退出中国信用卡业务市场，也不会感到意外。伴随零售市场竞争加剧，外资行相应业务在中国市场未来发展并不明朗，此前已有外资行对零售业务进行收缩或调整。

提及外资行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机遇，有资深银行业人士指出，外资金融机构应在深度参与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进程中推动自身发展。除直接设立机构，以股权为纽带，加强与中资机构的深度合作，是外资金融机构快速融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务实做法。

缘何暂停新增发卡

在最新公告中，渣打中国表示，在该行进行信用卡申请渠道优化期间，现有信用卡客户的日常用卡和到期续卡，将不受任何影响。同时，该行会为对信用卡申请仍有需求的客户安排相关团队进行后续跟进。

对此，有市场人士直言，渣打中国只是暂停新增发卡，并非退出信用卡业务。

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渣打中国暂停信用卡申请一是出于合规，二是政策因素。“办理信用卡业务，需要查询用户信用信息，暂停可能是整改的措施之一。”

《财经》记者注意到，2月9日，渣打中国因违反信用信息查询相关管理规定，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处以罚款230万元并责令限期改正，时任渣打中国零售信贷部（个人金融信贷部）（中国）信贷总监陈燕来，对该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处以罚款10万元。

另一方面，2021年12月，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通过试点等方式探索开展线上信用卡业务等创新模式”。

董希淼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目前正式文件尚未落地，线上信用卡业务模式如何监管并不明确。渣打中国暂停线上渠道信用卡申请，或是考虑到正式文件将可能提出相关要求。

不过亦有行业人士认为，当下信用卡市场竞争激烈，这或是渣打中国暂停信用卡申请的主要原因。

资深信用卡研究专家董峥告诉《财经》记者，渣打中国信用卡本土化程度不够，“首先是不接地气。现在提起信用卡，大众的第一反应不会是外资行。相比一些做得好的内资行，他们的推广和活动太少，与大众距离太远。”

另一方面，董峥指出，包括渣打中国在内的外资行市场定位较为高端，风控也较为严格，“他们定位在‘塔尖上的人’，很难抵达大众，受众越来越窄。”

以渣打中国为例，《财经》记者随机询问了多位信用卡用户，多数用户表示并未办理过该行信用卡，甚至有用户表示“不知道渣打中国有信用卡相关业务”。

渣打中国官网显示，目前该行信用卡产品包括“渣打臻程系列信用卡”及“渣打真逸系列信用卡”。两套卡均在2014年原银监会正式批准该行开办信用卡发卡业务后，于同年6月发布。前者定位在重视生活品味的高端商旅用户，后者则是面向重视购物体验的都市新贵。

事实上，在“暂停信用卡申请”一事引发市场讨论之前，渣打中国信用卡业务曾进行调整。

2021年6月15日，该行发布《关于信用卡积分政策调整的通知》，针对每个信用卡账户，拟将每年可计有效信用卡积分总额由360万积分压降至200万积分；境内线下由每消费1元人民币获得3积分调整为1积分；针对美元信用卡，由每消费1美元获得10积分调整为7积分。

今年2月9日，渣打中国发布《关于注销未激活信用卡账户的通知》，该行表示，为响应监管精神，拟于近期再次全面清理在该行超过 12 个月（含）未激活的信用卡账户。

外资行零售业务“瘦身”

事实上，在近年来国内激烈的信用卡甚至零售市场竞争中，外资行的确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2008年，东亚银行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发行信用卡的外资行。随后，在华外资行加速布局信用卡市场，包括花旗银行、渣打中国等外资行相继跟进。

有从业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凭借丰富的经验及品牌优势，早期外资行确实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不少外资行希望通过发行信用卡，进入中国的银行零售业务市场。

“以前国内银行信用卡业务没有那么激进，服务也少，外资行的信用卡、财富管理、包括私人银行这些业务都具有一定优势。”上述人员直言。

不过，多名行业人士亦指出，从外资行在国内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显得后劲不足。“央行此前曾公布过一个数据，几年前外资行的整体发卡规模在60万张左右，现在可能一家小银行就可以超过这个数量。”董峥提到，外资行信用卡业务的整体规模并不理想。

某银行业资深研究员亦指出，“外资行本来就定位小众且网点少，而信用卡作为入口型产品，主要作用便是引入零售客户的流量，如果这块业务没做好，很难打开零售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外资行的零售业务近年来频繁曝出“收缩”的消息。

2013年，苏格兰皇家银行、德意志银行先后关闭在华零售业务；2016年底，澳新集团宣布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零售与私人银行业务出售给星展银行。

2021年，花旗银行零售业务“瘦身”亦备受市场关注。当年4月，该行宣布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3个市场的零售银行业务，仅保留机构客户业务，包括私人银行、现金管理部门及投资银行等。

彼时，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洁恩(Jane Fraser)在声明中表示，虽然此次退出的13个市场有出色的业务，但花旗没有竞争所需的规模(we don't have the scale we need to compete)。

某资深银行业研究人员认为，之前零售业务竞争氛围不强，而近年来，国内银行纷纷进行零售转型，抢占中高端市场，对外资行造成一定程度挤压。

另一方面，行业整体亦面临挑战。“银行业本质就是随宏观经济增速而发展，当下国内经济增速不如从前，整体规模势必受到影响。国内4000多家银行，绝对是远超需求的。”有从业人员表示。

“不仅是外资行信用卡业务、零售业务不好做，就是本土银行也受到了新兴业态的严峻挑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

未来走向何方？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国内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对外资行而言，未来发展空间可能较为有限。

近年来，金融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这为外资行在华展业提供了更为宽松、自主的制度环境。

2018年8月，银保监会官网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2019年10月15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正式公布。其中包括降低外资行分行吸收单笔人民币定期零售存款的门槛至50万元；允许外资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等。

在限制政策的逐步放松下，外资行稳步发展。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批准外资来华设立各类银行保险机构100余家。截至2021年上半年，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5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9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达930家，外资银行总资产3.73万亿元。

“虽然外资银行机构数量、资产规模都有明显上升，但就相对规模来看，外资行的发展仍显得不尽如人意。”有银行业人士直言。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7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占比2.4%，2019年末则降至1.6%。

“外资行在华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这并不是小而美（small and beautiful），而是越小越不行（small and incapable）。”徐奇渊曾在《财经》上撰文指出，外资银行面临的窘境，有水土不服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不公平待遇的背景。

具体来看，一方面，在负债端，国内对于外资银行的存款来源有所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资行分行吸收中国居民定期存款的金额有100万元的下限限制。同时，不同于母行依靠同业拆借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华展业的外资行面临同业拆借市场成本较高等问题。

而在资产端，由于严格的合规和内部约束，外资行错过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扩张期，相较而言，同期内资行的资产扩张迅速。

此外，外资行在国内还面临中国国债、外汇衍生品市场尚不成熟、获得债券主承销商的资格较难、资本金融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等困难，这些制约了外资行中间业务的开展。

对于外资行而言，未来的机遇在哪里？有业内人士指出，资管业可能会成为中外资竞争的战场。

在去年宣布“瘦身”时，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洁恩(Jane Fraser)就曾表示，与其继续投入资源慢慢发展,不如将资本投入亚洲的财富管理和机构业务,相信可以获取更高回报。

董希淼告诉《财经》记者，外资金融机构应充分认识与把握好中国扩大与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及决心，主动谋划，加快布局，积极合作，在深度参与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进程中推动自身发展。除了直接设立机构，以股权为纽带，加强与中资机构的深度合作，是外资金融机构快速融入中国金融市场的一种务实做法。

“我们应充分发挥外资行的比较优势，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且通过外资行业务的良性发展来使得上述进程具有可持续性。在此过程中，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必须协同推进。”徐奇渊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