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世界一个真实完整的白居易

告诉世界一个真实完整的白居易

　　——赵瑜《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访谈

　　　 吴修明

　　白居易，唐代最伟大诗人之一，与李白、杜甫齐名，有“李杜白”之说，在当世就被誉为 “诗魔”“诗王”。白诗，唐末就流传至海外尤其日本、韩国、新加坡，成为中国诗词里的显学。

　　2022年1月4日，《2021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评选活动出笼，通过网络投票与终评小组现场投投票最终评选出十佳图书，加上一本特别推荐奖，共有11本图书入选。山西籍作家赵瑜的《人间要好书——白居易传》入选（以下简称《白居易传》。壬寅既望，在山西广播电视报社会议室，我们采访了赵瑜。

作家赵瑜

赵瑜与吴修明合影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白居易，中国妇孺皆知的人物，其诗歌，以关心民间疾苦、大胆使用平民化语言而著称。惟其盛名，惟其大众，惟其资讯庞杂，才给创作《白居易传》的作家增加了难度。那么，该如何写出一个真实、独特的“不一样的白居易”？接受中国作家协会要编辑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的任务后，赵瑜，这位以创作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著称的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最初确实感到压力巨大。

　　请著名作家写历史文化名人，跨行业，这是中国作协的一次大胆尝试。区别于专家学者写专业名人，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生动，可读性强，易传播，应该是作协请他们创作的初衷之一。经过七年的筚路蓝缕、探赜索隐，站在全唐近300年大历史观的角度，揭开笼罩在大诗人身后千年的炫丽光环，在赵瑜的《白居易传》里，我们果然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白居易”。

　　其一，诗人。白居易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诗人，接初唐、盛中唐、续晚唐，创作量大且毕生创作，直到去世的那年，即公元846年，75岁的他还“诗回忆牛僧孺”。白居易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全唐诗》录有72首，为唐代诗人翘楚。我们在百度里随意搜索，就有他2741首诗歌收录。白居易流传在坊间的故事更多，因为通俗易懂，他的许多诗老百姓都可以随口吟诵，流传千年不衰。著有71卷本《白氏长庆集》。历朝历代，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堪称古代诗人之大豪杰。

　　其二，士人。白居易毕生浸淫于官场，从最初的进士及第到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除左拾遗、翰林学士，到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以及后来的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河南尹、朝散大夫，转上柱国，官场达到最盛。致仕后，任太子少傅。病逝，唐宣帝以诗哀悼，赠尚书右仆射，其礼遇达到古今诗人最隆。除中间丁忧3年，在家务农及牛李党争期间他主动辞官的几年，可以说，白居易完成了古代士人忠君报国的全过程，以善终。赵瑜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白居易是有机会担任宰相的，只因牛李党争，被李德裕阻挡，推荐其弟白敏中担任，替代了白居易，与白居易仕途没有直接关联。仅此一点，说明白居易对于唐朝官场是非常熟悉的，达到了有唐一代一个文化人从政的最高点，是一个成功的士人。

　　其三，学人。他30多岁时进士及第，75岁去世，一直是既当官又兼学，是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按照朝制，进士只是一个学历证明，要取得官职入仕当官，必须提出自己独到的治国理政思想。在最初廷试而作的《策林》75篇，白居易的散文一开始便达到一个高度，成为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陈寅恪就有“元（元稹）白（居易）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之论断，尤其他的新乐府创作，《元和震荡新乐府》，更是显著于当时。赵瑜说，元白诗歌与韩孟散文交相辉映，并肩助推了古文化运动之革新，“两位领袖共同对中唐新兴发挥了作用”。此前，我们往往忽视了白居易“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见《策林》十一），少了对白居易忧虑国事、为民请愿的民本思想的研究。比如，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于元九书》）的著名论断，就出现在他的《策林》这些散文里。

　　其四，哲人。历经中唐75年的8代皇帝的风云变幻，尤其亲自经历并出面化解破解安史之乱、诸侯割据困局，白居易从一个忧国忧民的愤青（士子情怀），变成了治理国家之能臣（先后出任忠州、杭州、苏州三地刺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再到历经早年失去父爱、中年失妻、老年丧子，他顿悟世间变幻，变得练达豁达。随着他创建书院（儒家）、洞悉道家、了解佛学（没有像晚唐诗人那样遁入佛门），他独创性地提出了“中人”这一概念，进而提出了“中隐”理论，即隐于朝堂，相当于今天拿着工资俸禄修行，在官府朝堂安享人生苦乐，与过去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一道，组成了中国哲学史上不为人知的一个理论体系。这，便是赵瑜通过精细研究梳理，给中国哲学思想史提供的一个参照。

　　综上，赵瑜在《白居易传》里，给我们当今读者刻画出一个完整、全面、具象的白居易。而其创作手法，值得我们在今天和今后的非虚构创作中注意。

　　一是兼容并蓄，使得一部个人传记，做到了真实性（非虚构纪实性）、知识性（专业化）与可读性（趣味性）的统一。这一点，在《白居易传》里处处可见，细节触手可及。比如，传记一开始，就以场景入手，以《日本的文化恩人》为题，拿传主的世界影响力说事。作者行迹白居易曾经主事并长年居住、埋葬的洛阳（出任河南尹），在白居易墓地，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写出“来者情知逝者好酒，纷纷洒酒以献，以至墓前路径，流淌成一片泥泞”这样的场景，一下子把读者吸引住了。这显然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与戏剧创作的合体，摒弃了传统传记文学根据传主年龄序列的方法，凤头引人、猪肚承袭、豹尾收场，细磨慢研，让人渐入佳境，完成了一部十分耐读的传记文学作品。关于可读性、趣味性，无疑，爱恨情仇最吸睛，作者当然没有免俗。在传记中，作者巧妙地把白居易的初恋湘灵（他称作“东邻婵娟子”）拿出很大笔墨刻画，描写情感付出、偷情私会、朝思暮想、情深意长。外出任职，他还带着一双情人赠送的鞋子（湘灵鞋），长期藏在身边，时时拿出来晾晒，并为其写下了许多诗句，著名的有《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感情》等。这些细节，看似为吸引读者的闲笔，其实是个大伏笔，即，少年白居易是深受女性影响的，一是初恋爱人（后因门不当户不对没有成婚），一是其母，可以说，因为有恋母情结，他才对女性遭遇有着刻骨了解，并为此写下来流传千古的诗作。那首著名的《琵琶行》，其实早些年他就写过一个类似歌女的遭际，到了浔阳江头夜送客，凄苦的场景再现，此前蕴藏的情感自然迸发出来。包括著名的《长恨歌》，对于杨玉环的刻画，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神来之笔，而是有着长期的积累，至于创作喷涌，一挥而就。

　　二是专业支撑。应该说，赵瑜不是研究古今诗词歌赋的专业人士、学者教授，如何把非常具有专业色彩的传主写好，大不易。作家自己就说，“我们这一代作家，最熟知革命文艺，乃至苏俄文学，却没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文革造成的。写作这么久，完全靠自己东拉西扯地学习，生吞活剥，对古典文化的了解浮皮潦草，缺失了古典文化的训练和修养，几近无根之木。”怎么办？为了完成作品，接受任务后的赵瑜整整三年没动笔，一头扎进图书馆读书，专门研究白居易。仅《白居易传》后面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就达59部，囊括了古今中外专业人士对传主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整个唐朝历史社会学研究、基层中层高层文官制度、科举与文学、白居易散文研究、白居易诗集校注及各种评传，终有斩获。我们在传记里，往往惊诧于作者对传主诗歌的熟悉，几乎不需要查阅即可知晓其创作状态，实得益于作者对白诗的谙熟。一部30多万字作品，上中下三卷，340章节，统统以诗文贯穿，殊为难得。不少人反映，这是他们读到的最慢的一本传记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大众比较熟悉的作品如《长恨歌》《琵琶行》等，作者一概不予收录，许是体谅读者时间，是篇幅要求，抑或是请大家自己查阅、加深理解，借此加深一下大家对白诗的熟悉程度？作者良苦用心，可窥一斑。本书里，作者用了许多省略号，对于白诗，只作前几行，也方便（或逼着）读者自己查阅。

　　三是敢于质疑。三年多对传主的深入研究，让作者对长期以来对白居易“革命化“的评价有了重新认知，也纠正了此前许多对白居易的误解、谬读。比如，元白关系是无法避免的重头戏，关于白居易是否写过《论请不用奸臣表》而与元稹断交，作者引证专家吴伟斌的考证辨析，然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说白居易愤而撰写奏章与元稹绝交，可能性非常小“。在考证其他事件时，作者总是拿专家意见对比，结合自己对《策林》篇什及诗作的感知，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一点，是作者治学严谨的表现，也是三年恶读补课的结果，此举，对于今天非专业人士（作家）撰写专业著述，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访谈期间赵瑜坦言，白居易资料搜集过程，他图书馆查询、咨询专家、故地造访，探访寻迹其故里或任职、宦游处，走访了好多省市县。田野调查的结果是，增强了对传主创作情绪的把握，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蕴涵的意义。对传主历史价值的认定，他不拘泥于定论，而是结合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官僚阶层），提出建议，尤其谏官制度，他花费许多笔墨和案例说明其作用，无意之中对当今国家治理和谏官制度提出了建议，这一点，似乎更纪实文学作家的特点，使作品有了经世致用效果，而不仅仅简单拘泥于作者生平陈述，赋予传主以更为丰厚的灵魂，启发今世。

　　几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赵瑜总是做笔记，并在书上画出痕迹。他说，本书出版后，许多朋友和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意见建议，他希望能把大家意见综合整理，再版时勘误、补正、丰富。

　　对于白居易是太原人而无写太原作品的现象，赵瑜说，白居易祖上是太原人，其先祖，疑似白起的后胄，跨越几朝几代数百年。白居易之所以一直在作品中指称自己是太原人，可能与唐王朝起兵太原（北都）有关，带有一定炫耀或附会成分，有尊崇皇权的意思，其实，白居易毕其一生，都没有到太原任职或游历的记录。

　　谈到非虚构写作，赵瑜说，《白居易传》兼容或借鉴了小说创作（故事）、记叙散文、杂文评论、戏剧戏曲等创作手法，目的是让作品有血有肉，可读耐读。“我认为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写纪实文学要向优秀的小说、散文学习，向古典戏剧学习，甚至向电影和纪录片学习，比如我就喜欢中国的戏剧，它能表现出一种多意的美。你看中国戏曲，老百姓都看了几百遍了，早就知道结果了，可他还要看，为什么？因为他要看中间这个角色的思想变化，他每次都产生新的联想，生发出新的审美来。我希望我们的纪实文学作品也能有这种多意的美，也能成为经典。”

　　他说，“纪实写作也要应用文学语言，要写好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关照，两者之间是不应割断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独立的社会学家，还应该是个杂家。我把报告文学认知为公众理性。就知识分子独立性而言，其使命就是寻找和反思，我们要承担孤独与痛苦。”

　　关于《白居易传》出版后的文化衍生品，如改编为电视剧或电影，赵瑜说，目前我还在第一版的修订完善中，没有具体想法。如果时间精力允许，有心人可以拿出其中一些章节来做，做场景剧目。“

　　一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白居易亦然。所幸，赵瑜的《白居易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古之贤达、学人、能臣，有着爱恨情仇的性情中人，而不仅仅作为民请命的人民诗人存在。而本书附录之”《白居易年表》，据信赵瑜用情颇深，如果单独拿出来，便是一册蕴涵巨大信息的《白居易行迹图》，以年代纵贯，以事件及相应人物辅佐，亦堪为著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