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港观察｜陈经伟：海南“补工业化”的思考

陈经伟/文

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没有经过工业化发展路径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海南新一轮改革与自贸港建设，是党和国家十九大后布局的一项重大战略，是一篇需要扎实理论功底和长年坐冷板凳才能写出的大文章。作为主体责任的海南，只有在改革进程敢于直面体制性弊病和打破现有利益藩篱，在具体工作当中讲究方式方法，将能培育其后天优势发展创新型工业体系，最终实现“补工业化”跨越式或换道超车发展。

鉴于海南新一轮改革是从经济特区到综合复合型自由贸易港的嬗变，如何在经济欠发达和产业基础薄弱的背景下建自贸港，理论界已有研究内容及其结论用于指导海南下一步的改革与实践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回到海南经济底层逻辑（以“四农”为基础）当中深入探讨，分析海南在自贸港建设初级阶段为什么要“补工业化”之命题。

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水平决定其现代性

在向历史学习中，我们习惯性地想到中国一句有名谚语：“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它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兴旺、要繁荣，工、农、商三者协调发展缺一不可，但其中决定富裕的重要一环在于“工”。在近现代，自18世纪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到如今已经经历了三次革命而正在进入工业4.0时代，从中可以看出，能称之为大国崛起（特别是一些岛屿型）的国家或地区，如具有“现代工业革命的摇篮”之称的英国，一个弹丸岛国凭着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在欧洲地区硬生生的发展成日不落帝国，而日本凭借其工业化因素曾经想称霸整个亚洲。

另外，二战后以承接西方国家制造业转移进而实现腾飞的东亚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其发展路径无一不体现着工业化的特征。

正因为工业是唯一生产现代化劳动手段的部门，它决定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规模和水平，在当代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为此，不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政策层面，都把工业化内容和实现工业体系健全当成核心内容。马克思经典理论表明，工业革命及工业化的实质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包含着经济活动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方面，其中机器是大工业发展的关键条件，工业化过程同时也是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这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杠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在其英文版《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就尝试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探索工业化问题。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分别从生产-产出的角度（包括生产函数角度、社会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等内容）和宏观-中观经济发展角度（包括历史变革、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视角）拓展了工业化理论内容。

简言之，目前学术界对“工业化”内涵的理解，一般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它具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的提高，二是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劳动人口比例呈增长趋势。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上看，其经济结构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动态化发展过程，其根本动力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赶超”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工业化”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同义词，且一个区域的工业化程度往往代表了这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代化进程。

亚洲“四小龙”工业化实践对海南“补工业化”启示

观察亚洲众多国家或地区，按照国际标准目前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而走向发达经济体的，只有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和以色列，岛屿经济体为主要构成是其显著特点，是否可以简称地预示一个命题——在亚洲是否岛屿经济体更容易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鉴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与海南在地理气候条件上均为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为岛屿型经济体，且香港、新加坡是国际公认较为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因此，我们在思考海南“补工业化”问题过程中，更加关注亚洲“四小龙”实现“工业化”路径，并作为参照或比较对象。

理论界称之为“东亚奇迹”的亚洲 “四小龙”，它们的“工业化”道路往往体现为二战后之后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而实施20-30年工业化战略，具体表现为由“农业向工业”以及“旧型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在科学技术或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渗透下，一二三产业的生产结构融合重组，同时具有分工与合作流程化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也快速增长以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等特点，最终发展成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聚集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观察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后发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工业化”道路，它们发展过程的一个特点是，各经济体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时，均维持着制造业比重的相对稳定。它们发展过程的另外一个特点则体现为，利用自身禀赋嵌入国际价值链，以轻工消费品和电子产品为主要力量，短时间内实现了“赶超政策”工业化，同时体现为在科学技术带动和信息化技术渗透下，实现“工业化”向“服务化”转变的道路。

总之，亚洲“四小龙”发展路径给海南未来产业发展启示有三：第一，虽然现代产业体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是有差异性的，且产业构成是一个随时间改变的动态演进过程，但先进性工业化产业占据一定比重是现代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要求；第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海南，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中，海南的产业特点在一定时间内主要体现为农业基础相对稳固，装备制造业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现代性体现为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作用越来越大。第三，反之也说明，海南未来产业发展路径，若简单“抄作业”把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占比结构（GDP70%左右份额的产业体系），当成“目标”而过早地走“去工业化”之路，其“后发效应”很难实现。

“补工业化”是解决海南自贸港建设中“不可能三角”有效途径

“不可能三角”定理(也称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是金融学领域著名理论，指一国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这三者之间不可能同时满足。该理论提出之后广泛运用到经济社会等政策目标分析和面临多重目标选择之困境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既要、又要、还要”三个方面同时难以满足。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中国特色”，决定了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共同富裕是其核心目标。其中，在不破坏海南独有自然环境条件下推进经济高质量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且让基层老百姓参与到自贸港建设当中，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增长经济收入不断提高，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初衷。而海南自贸港制度顶层设计当中“6自由”和“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4保障”软环境制度建设和封关硬设施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以上目标而展开的——“让真正参与自贸港建设的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低和更加便利一些，让真正生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成本低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人常常把“离岛免税”和自贸港免税政策两者混为一谈，且错误地把“离岛免税”说成自贸港建设核心内容之一。实际上，“离岛免税”是整个自贸港免税政策体系当中最多占比不超过5%权重的内容，其设计本源主要作用且仅仅作用于海南旅游业及一些短期商行客户的辅助支持政策（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实践已说明，海南旅游业实质是“寄生”于房地产业的辅助业，不能担当区域主导产业，且房地产业“断腕”后它无法独立生存，“离岛免税”及会务经济等是房地产业替代或补充），完整的“本地免税政策体系”才是真正作用于海南区域内长期生活和生产成本降低的一项配套政策和重要抓手。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的曲折发展经历实质上逐步形成了一种城市非工业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二元经济结构和三层类别群体发展格局。“一类”由庞大的政府体制内及其相关群体组成，他们把控“自然资源”和其他各类资源；“一类”为从城市、农村及其他方式游离出来的服务业群体，形成海南目前的更倾向于传统的服务业态；而“一类”大致占比60%的人口和以“农”为基础的农业部门群体，他们基本保持着靠天吃饭和自给自主的小农经济状态。

海南目前的这二元经济结构和三类群体格局与现状，不用和国际发达国家与地区比，单单就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也无疑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区域经济结构及发展模式。

海南实施“补工业化”计划：

一是可以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如经济发展史说明的，工业化将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内在启动器，除了提升工业产值在区域经济占和改变工业规模效益递增的生产方式以外，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生产结构重组，三者分工合作更加深入，形成合力并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

二是可用工业理念推动现代热带农业转型，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打造贯穿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同时根据二元经济洁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消除问题，而海南“补工业化”正是解决二元结构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政府体制内沉员与“资源依赖”行业人员转移的有效手段。

三是解决环境污染并改善优化环境。工业生产活动会消耗自然资源，管理不好有时还会污染破坏自然，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它也会改变甚至改造自然环境。从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与地区工业化发展进程来看，工业化和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为非等号命题。反之，工业化是从本质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人类摆脱资源约束和环境困境的必由之路——工业体系及其制造业高速发展的“钱袋子”作为保障，经济收入中更多“自然资源依赖”，要保护生态与自然在现实当中反而是难上加难。

总之，海南在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当今，通过“补工业化”路径是能够同时解决自贸港建设当中区域经济增长、共同富裕和保护环境三大目标的有效途径。

海南“补工业化”应克服哪些难点？具有哪些优势？

虽然中央层面已经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给出了蓝图并设计了“三步走”发展目标，但构建海南现代产业体系仍是一项中长期规划，即目标已经定了，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及其过程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不断探讨。

由于各个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工业化是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手段，这也意味着，海南以“农”为底层逻辑而建自贸港，在其初级阶段在方法上“赶超”是不得不采用的策略，而用工业理念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和“补工业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因“补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克服可能的堵点和难点并分析海南“补工业化”优势所在，为理解和实施海南“补工业化”先决条件。海南“补工业化”目前至少存在以下几点难点：

（1）海南转型过程中缺岛屿经济体基础理论支撑。中国改革40多年在世界范围内无疑是一个成功典范，相应地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然而，海南作为中国第二大岛屿经济体，在社会、历史、人文、资源禀赋等方面，相对于大陆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历史特殊性。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岛屿经济体，在国内理论界属于空白状态（经常忽略的）。而缺少“岛屿经济体”基础理论支撑的改革，其结果会造成一些基本问题较难达成共识；很多中央层面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就会出现“棉花现象”（政策发力就像一拳打到棉花一样没有任何回力），甚至走偏或被资本绑架。

为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如何遵循岛屿经济体发展规律和构建差异化的岛屿经济体工业化体系，在中央、省级层面同时开展研究，让海南新一轮改革少走弯路，同时也完善并加深对台湾基层了解、对香港治理的有效途径，对加强国家治理理论具有长远意义。

（2）观念变革与创新严重不足。就目前亚洲而言，真正走向发达经济体是如“亚洲四小龙”等主要是岛屿经济体，从这点上讲，中央选择海南这一岛屿经济体作为首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试验点布局，这样的布局是高瞻远瞩的。按照中央对海南新一轮改革的基本要求“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经济变革中的观念转变是非常广泛的，海南实现“补工业化”将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整个观念体系都要转变。

进一步来说，它即涉及岛内市场和岛外市场“两个市场”如何融合，又要坚守“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都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观念转变（海南改革30年和新一轮改革仍然以短期“对内”为观念），还是厘清自由贸易“商品”究竟是“倒卖进口商品”还是“原产地商品”方向性问题，甚至涉及到为了健全和发展海南新型工业体系，必须对包括三亚、陵水等产业规划进行调整，中央政务区进行迁移等海南全岛进行“同城一体化”重新规划与布局问题。

（3）潜在改革阻力可能比改革动力要强。每次改革意味着利益再调整。海南自贸港建设本身是一个改革的过程，海南全面深化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都有可能面临“险滩”，都有可能面临潜在改革阻力。特别是海南改革前30年主要以房地产等自然资源依赖型产业为主，会形成一个依靠资源获取租金的阶层大群体。当海南实施以“补工业化”为发展战略，也意味着海南将打破现有的观念束缚、政策障碍和利益藩篱，海南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新路径将加快，相应的制度变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机制性梗阻和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将日益凸显。

那么，海南“补工业化”究竟有没有优势呢？也至少有以下几点：

（1）“天时”——在新的历史关头和新时代条件下海南获中央大力新支持。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进入了党十九大所研判的“新时代”状态，且在这种新形势下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改革开放需要的新模式，而海南被中央选择为国内首个“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试点地区，这海南经济特区前30年改革后踏上新历史征程，不论对海南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体制机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新尝试。

（2）“地利”——海南是国内与东南亚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模式最为便利的近海省份。海南作为中国不可多得的热带岛屿以及中国第二大“宝岛”，与亚洲“四小龙”具有极为相似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同在太平洋与印度洋航线上，同处亚洲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同为岛屿型经济体和秉承“走出去”海洋文化特质。从 “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和 “两头在外”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新型工业”和“融入国际产业链”的视角看，海南“岛屿经济体”及其海运特征决定了它运输和交通成本与国内任何区域比较是最低的（若把海南定位为“对内”的房地产与旅游客户主要为内陆省份和工农业产品均需要内陆省份运进岛而空车返回的，其运输和交通成本无疑是相对高的——这其实是习惯性偏差“对内”观念而经常误导一些研判与决策之原因）。

（3）政策和人才全国最充足与最优。在海南区域内“补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虽然海南整体产业薄弱（确切地说是属于主导产业“空档期”），但海南在政策和人才两个层面均属于全国最充足和最优状态。中央支持层面，截止2022年4月，总书记已为海南作了40余次重要指示批示，中央层面给海南150多项政策支持文件，专门为海南制定《自贸港法》等，可以说中央给以海南专项支持，在政策数量上比全国各省市加总一起还要多几倍，在支持力度上也远超国内如何省市。在人才层面，因海南30多年来一直是地级经济体配备省级人才团队状态，故从“人”与“事”匹配角度上讲，海南的人才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多年来也一直属于最充足与最优水平状态。

进一步来讲，作为主体责任的海南，只有在改革进程敢于直面体制性弊病和打破现有利益藩篱，在具体工作当中讲究方式方法，通过整合新旧资源、激活新老动能等形成两个方面共同发力，海南将能培育其后天优势发展创新型工业体系，并最终实现其“补工业化”跨越式或换道超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