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往事系列 | 赵长军的地躺拳、追风刀和疯魔棍为“赵式三绝”

　　一部《少林寺》成就了李连杰，一部《武当》同样让赵长军家喻户晓。当年与李连杰同台竞技的赵长军，在中国武术界创下了令人羡慕的业绩：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十年蝉联全国武术男子全能冠军，在中国当代武林无人可比。

　　淡出江湖之后，为了梦想，他创办了赵长军武术院并出任院长兼总教练。如今，赵长军武术院遭遇困境，被迫暂停“中小学”，赵长军本人也经历了人生的一次煎熬……

　　赵长军从他小时候习武说起，到入选陕西武术队参加各种比赛，战胜头号对手李连杰登上全能冠军宝座，再到邓小平夸他是“小小外交家”，第一次触“电”指导刘晓庆习武，收徒甄子丹，结识洪金宝，创办武术学院，举办国际武术比赛等话题皆有所涉及。在本次采访过程中，赵长军有一句话让笔者印象深刻:武术成就了我的人生，我愿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自己挚爱的武术事业。

　　赵长军，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曾使多少武术爱好者为之倾倒，正是他，在武术界创下了令人羡慕的全国之最，在全国武术比赛中获得全能冠军的次数最多，所得金牌的数量也位居全国武林人士之首。翻开赵长军的履历表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回族人民的好儿子，在其成长的道路上为祖国武术事业所做出的非凡业绩：

　　从1978年的北京武术邀请赛初露锋芒开始到1987年的第一届亚洲武术锦标赛结束，这十年间，赵长军连续十次荣获国际国内武术比赛个人全能冠军，夺得金牌54枚，是中国武坛唯一的“十连冠”和金牌大户。赵长军在竞技武坛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至今无人超越，是中国武术的一面全胜旗帜和形象大使;他演练的地躺拳、追风刀和疯魔棍，被武术爱好者称为“赵式三绝”并广为流传;他先后以武术专家身份出国访问、交流、讲学，足迹遍及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中华武术步入世界体育之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担当影片《神秘的大佛》的武术指导起，赵长军还先后主演了电影《武当》、《大刀王五》、《新方世玉》、《碧血宝刀》、《神州第一刀》和电视剧《海灯传奇》、《圣水观七贞子》、《浦江风云》等数十部武打影视剧(片)，或任武打设计，赵长军以其精湛的武艺和潇洒的舞台扮相，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银屏武林英雄人物形象，被武术爱好者和影迷朋友誉为“武坛王子”。赵长军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影视武坛一颗耀眼的明星。

　　党和人民也给予赵长军很高的荣誉，他多次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多次被评为"十佳运动员"和"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省级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

　　1994年，在国家体委举办的“建国45周年体坛45英杰”评选活动中，赵长军是武术界唯一一位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而获此殊荣;1995年，赵长军被中国武术协会授予“中华武星”荣誉称号;2002年，在《中华武术》杂志票选中，赵长军高票当选“中华世纪武星”;2008年被华夏风云榜推选为年度“中华武林英杰”;2013年，在《中华武术》三十周年颁奖盛典上荣获“最具武术影响力杰出人物”大奖;201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首届世界著名武术家春晚上，赵长军被授予“世界最著名武术家”荣誉称号。

　　1991年，赵长军创办“西安赵长军武术学院”亲任院长兼总教练。该院现在是全国先进武术院校、陕西省办学先进单位、陕西省招收外国留学生资格院校;2006年在大洋彼岸创办“美国赵长军武术学院”亲任院长兼总教练。2013年12月31日，该院学员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参加了跨年晚会的武术表演;2014年3月，该院20名学员入选美国国家传统武术队，将于10月23日代表美国参加在中国安徽池州举办的第六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到2014年5月为止，赵长军还发起并主办了五届美国新泽西州国际武术大赛并大获成功，新泽西国际武术比赛现已成为北美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

　　当初习武纯属偶然

　　1960年10月，我出生在西安市一个普通家庭，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当初习武纯属偶然。6岁那年的一天，大姐(当时12岁)上街买东西排了很长时间的队，可是轮到她买时，有一个人把东西全部买完了，我姐姐没买上感觉很委屈，就和对方理论，结果被人给打了。我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子，父亲便执意让我练武术，说等我长大有了功夫，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我的姐姐、保护我的妹妹在社会上不受别人欺负。

　　父亲后来就把我送到跟我爷爷那一辈结拜的兄弟袁润生老师那里，我叫他四爷，我爷爷是老大，他们都是抗战的时候从河南逃荒来到陕西并扎根落户的。四爷是练传统武术的，主要练查拳，我就跟四爷学习“十路弹腿”、“查拳”等，四爷算是我的武术启蒙老师。

　　那时候学的东西目的性很强，就是为了打架

　　我父亲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用自行车带我到袁老师这里来，我从六点练到七点，然后父亲去上班，我再回去上学。刚开始是在袁老师家里面练，袁老师的家就住在新城广场上，后来我们又在新城广场练，新城广场有一个毛主席像，我们每天早上在毛主席像后面练习。每天晚上，父亲下班以后，吃过晚饭也用自行车带我到袁老师家里面练。就这样，我每天一早一晚地训练着。冬天，有时候雪下得好大，袁老师想着我可能不会来了，但我还是在父亲的带领下去按时敲门。袁老师觉得，孩子这么懂事，这么喜欢武术，还这么坚持，很难得啊!所以，四爷教我的时候也特别用心，一招一式都讲得很清楚，这一拳打出去要做什么?是攻击还是防守?你的托掌有什么意图(用途)?托掌意在防守......等等，那时候学的东西都很实用，目的性也很强，就是为了打架，为了对付别人。学习过程中，我的动作稍微有点慢或者不到位，师父手里的教鞭就梆梆梆地打过来，所以我一点也不敢马虎。

　　小时候练武有点“人来疯”

　　每当我在新城广场上跟师父练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围观的人越多，我就练得越来劲。我觉得，我练的这个东西得到了旁边人的认可，感觉很自豪。只要我铛铛铛翻上十几个侧手翻，他们给我鼓掌，我就更来劲了。我就想，下一次我一定要多翻二十个、三十个，肯定会得到更多的掌声。这可能就是俗话说的“人来疯”吧，人少的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劲，人越多，我就练得越来劲。

　　这对我后来当运动员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参加比赛时我很少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不怯场，是发挥型的，越有人发挥得越好，包括我后来长时间保持着好的运动成绩，都与我平时训练和心理素质有很大关系。

　　第二位师父是陕西红拳名家张俊德

　　大概是在1968年，有人说我的这个师父——袁润生老师有历史问题。袁老师有点担心，就对我说：“孩子，咱们停一下吧，人家红卫兵说我有历史问题，要批判我了，我还在教你舞刀弄枪的，那不就更麻烦了吗?”袁老师有点害怕了，想停一停。但是，我父亲不愿意让我的武术(训练)停下来，那怎么办呢?没有师傅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带着我拜了练习陕西红拳的民间拳师张俊德老师。张老师就在咱们现在大皮院的市政府门口一个院子里，老人家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当时想跟张老师习武的人很多，但他后来只收留了我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父亲很了解，认为我父亲本分老实，从来不跟别人吵架闹仗，也从来没有跟别人红过脸，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孩子学了武术一定不会到外面打架呀，惹是生非呀什么的，所以张老师收了我。小红拳、刀术、棍术等套路都是那时候跟张老师学的，老师手把手教我，我也学得很认真。

　　这样的学习差不多持续了有两年时间，到1969年，他们查清楚袁老师没有什么问题，是被冤枉的，所以我又恢复了去袁老师那里习武。这样一来，我就同时有两个老师，早上我去袁老师那里，晚上到张老师这里，一天训练两次，雷打不动。

　　那时候唯一能报答师父的就是请他洗了一次温泉澡

　　我跟师父学习没有交过一分钱，老师也从来没有收过我们一分钱，那完全是对我父亲的信任。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喜欢武术，是个好苗子，应该让孩子在这方面练得有点出息。

　　那时候能报答老师的，也就是逢年过节提个点心什么的。后来时间长了，我父亲觉得从来没有对老师回报过什么，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能不能请老师到临潼去洗一个温泉澡报答一下师父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们就起着自行车，我父亲带着我，我的表哥带着我的师父，大家一起到临潼洗过一次温泉，这就是过去我们报答师父唯一能做的一点事情。那个时候太不容易了，(大家)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本身生活都过得很艰辛。

少年赵长军

　　这孩子不错，是个练武术的好苗子

　　我当时在新城广场上练的时候，正好赶上陕西武术队二次建队。第一次建队是1959年，教练是马振邦老师;二次建队是1970年，教练是白文祥老师。

　　在此之前，专业队由于“文革”被迫解散了，教练被下放到农村或工厂去了，像陕西武术队教练徐毓茹老师、高西安老师、杨宝生老师等，都被下放到宝鸡桥梁厂了，马振邦老师被下放到陕西省武功县贞元公社进行劳动改造。白老师是体委留下来的一个苗子，将来专业队如果有可能恢复，他就能派上用场。白老师当时留下来做什么工作呢?他是食堂管理员，整天骑着三轮车去采购，还兼着打字员一职。

　　省体委决定恢复武术队的工作，白老师便开始在学校里面和民间挑选小队员，白老师在新城广场已经观察我很长时间了。有一天，白老师就对我的父亲和我的师父袁老师说：“这孩子不错，是个练武术的好苗子，现在陕西武术队准备二次建队，目前在业体校训练，我想让孩子先跟着练，将来看看能不能把他选到武术专业队。”

　　在这个问题上，刚开始家里面还有些争议。我爷爷一辈子行医，认为我是家里面唯一的男孩子，应该让我跟他学医，可我父亲执意要让我练武术。有一位亲戚说，现如今大学不能上，孩子即使初中毕业还要上山下乡，如果能去专业队是最好的，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机会别人羡慕还来不及呢!就这样，我被白老师招到了陕西武术集训队。

　　只有八名队员正式入选省武术专业队

　　集训时在业体校训练，我那时候已经在西安市团结小学上学了，记得一周去三次，体校还给报销往返汽车票。一起集训的学员共有四五十人，都是白老师从各地挑选过来的，西安周边有户县的，泾阳的，但主要是西安城区的学生。我们练了大概有半年左右时间开始挑选正式队员，最后只有八名队员正式入选省武术专业队，男孩子有王发元、郭良、寻峰和我;女孩子有马凤霞，她是从宝鸡选来的，唐亚丽、闫峰、张仙萍，就我们八个人。

　　第一眼看到红地毯，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

　　集训时主要在室外训练，正式进队以后，我们在当时的体操馆里面有一块训练场地，其他运动队，包括足球队都没有室内训练场地。体操馆是当时省体育场唯一一栋室内训练场，还有一个建筑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体育局办公大楼，那么大一个体育场，室内建筑就这两栋楼。

　　走进训练馆，我第一眼看到地上铺着的红地毯，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太好了!过去练哪有这个条件啊?以前都是在露天的沙坑或者土地上练，现在有这么好的室内场地，还有厚厚的地毯，哎呀!我感觉这个条件跟进了天堂一样!我高兴地在地毯上翻啊滚啊练啊，大概过了有四五个小时，我父亲说，孩子，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但是，我舍不得啊，哪怕让我再多练一会，再多练一会，在地毯上再多滚几下。

　　从那以后，我对红色便有一种特殊的偏爱，我觉得红色能给我带来吉祥和幸运，我在很多场合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红色比赛服、红色运动服。那时候，在全国武术界，男运动员穿红色表演服、运动服，我还是头一个，往后这种现象才慢慢多了起来。

　　还有运动灶每天的伙食，感觉像过年一样，太好了。实际上当时的伙食标准也不过是每天一块四毛钱，可每顿饭有肉吃，四个菜，不定量，这我就觉得天天跟过年一样。这样的条件那还有啥说的，那就玩命练呗!将来有机会去比赛，一定要拿冠军，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这么好的条件。我当时就有这种心理(想法)。

　　进了专业队以后，首先从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跟民间老师习武就是为了防身，为了将来打架的时候能用得上，一招一式都讲求实用; 进了专业队以后，首先从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在老师和体委领导的教育下，我渐渐认识到，练武术不单单是为了打架那么简单，它还是一项体育工作，将来是要走向赛场拿金牌的，是要为陕西人民争光的!从那时候起，我就认识到练武术不光是为了我自己，还肩负着要为陕西争光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

　　在专业队，从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再到所追求的目标，都跟民间就有着很大的差别。训练内容是根据国家竞赛的要求，怎么样能拿冠军，怎么样能出成绩就怎么练。像国家一些规定套路，打个比方说，过去要做一个虚步会站得很高，虚步是什么意思呢?是引诱对方来进攻你，你随时要能上去，能进攻对方，所以要求架子站得就比较高一些，架子高了便于你迅速地移动，进攻时你能很快速地出击，防守时也能很快退回来，民间武术就是这样从实用角度来诠释这个虚步的;而专业队就不一样了，老师首先要求你必须要低下去，低下去这是一个标准，低下去是从专业角度要求你腿部必须有力量，如果没有力量，你可能会一屁股坐在那里;再比如说做一个架掌，要求你肩膀必须要打开，动作要舒展，要大方，但民间老师所讲的架掌就是为了防守，是要小心别人攻击你的头部，是从攻防的角度来说的，不讲究动作是否好看，主要讲究实用;而专业队则要求你做的动作要舒展，要大方，要好看，特别像长拳，大开大合的，那你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练功;再比如说弹跳，老师会要求你必须跳得很高，跳起来以后你的击响腿也必须要打起来，所以对你的综合能力要求会多一些。一套长拳打下来是一分半或者是一分二十秒，但是，在整个长拳里面却包含了对习练者各方面的要求，你既要有速度，有爆发力，有弹跳力，还要有精气神，这些东西你都要体现出来。所以，对于专业队员，你既要有力量，又要有速度，而且还要有柔韧性。

　　要想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武术运动员，技术必须要全面

　　我在训练的时候从小有个特点，这可能跟我与民间老师练习有关，我的速度很快，我的爆发力很好，我的弹跳力也不错，这是我的特点，这也是我后来跟李连杰在赛场比赛当中的优势，我比他快，我比他爆发力强，但是，他比我动作做得潇洒，比我动作做得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柔韧性差，比如说我的劈叉，劈不下去就是韧带太硬，至于后来大家看到我的劈叉挺好，那都是硬上老虎凳练出来的。

　　白文祥老师对我说：“搞(武术)专业，这是一种职业，你要想拿冠军，要想成为一个全能型的武术运动员，技术必须要全面。你的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你的柔韧性太硬，柔韧性不单说你的胯硬，你的肩也硬。”练肩就硬搬，若要练胯，说个不好听的，就是上老虎凳。让你把腰靠到墙上，后面再放一个很大的实心球，很硬，顶着你，然后你往那一坐，没有别的，就是硬搬，两个人，一人(抓住)一个脚，就这样把你的脚慢慢搬靠到墙上。哎呀!搬完以后，那个疼真是无法形容，尽管咬着牙告诉自己不要哭，但当时年龄小，疼得实在忍不住，受不了那个疼痛，哭了。搬完以后，十几分钟那条腿都收不回来，慢慢、慢慢地才能收回来。再比方说，在刀术演的练中，一个旋风脚，一个转体360度，有时540度，或者720度，接着还要做一个劈叉的动作，那你必须要(劈)下去，因为在套路比赛中实行打分制，裁判会根据你完成套路的精确程度来进行打分。

　　那时候在运动队，像这样一边流汗，一边流泪是常有的事。因为你是搞职业的，必须要(劈)下去，否则你跟别人比赛就没有那个资本。

　　我不觉得苦，因为我喜欢武术

　　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每堂课运动量都很大，但我不觉得苦，因为我喜欢武术。比方说大冬天做一个击响动作，打手呀、打脚呀，冬天没有暖气，天气很冷，手和脚冻得全是口子，这一击打血就往外溅。脚也是，冻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使劲一脱，会连脚上的皮一块撕下来……尽管这样，但我从来不觉得苦，反倒感觉很快乐，所以我的大师兄、二师兄，就是王发元、郭良他们都很嫉妒我，因为我练完以后躺下马上就睡着了，他们练完以后肌肉恢复有点慢，一堂课运动量非常大，他们总是喊腿也疼，腰也疼，睡不着觉，在过肌肉关。

　　我觉得学习武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种快乐当然也包括我进队以后就拿了工资。那时候每个月工资只有二十一块钱，除了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我每个月拿到手上的就八块钱，我平时从来不乱花钱，我想把这个钱攒下来，以后有机会拿给我的爸爸妈妈。后来还真的这样做了，白老师给我办了一个存折，把我的工资存了大概有一年吧，这个钱下来有七八十块钱，当我第一次把这些钱拿给妈妈的时候，老人家是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这些钱可以补贴家用，难过的是，孩子这么小还要操心家里，妈妈当时大哭啊!……哎……(说到这里，赵长军几度哽咽，不能言语)说起这个，我心里也有些难过，虽然我年纪小，但我一直想为家里减轻点负担……(赵长军再一次哽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停了好一会才继续接着说)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可以说吃了一辈子苦，父亲是普通的建筑工人，还要把我们家里面五个姊妹拉扯大，很不容易。当然不是我们这一个家庭，那个年代有很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我能挣到这个工资，我还能对父母、对家庭做一点事情，这一切都是我的工作带来的，所以我非常珍惜，我下决心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到最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有给父母尽孝心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因此，在体委领导的眼里，我是一名很好的体育工作者，在老师眼里，我是一名非常放心的好运动员，因为他们从来不用担心我会不会偷懒啊，会不会不用功啊，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担心，因为我自己非常努力。老师们看到我这么用功，也对我特别关爱，在训练上也就特别用心教我。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能辜负领导，不能辜负教练，一定要在比赛中用成绩来回报，当时我就是这种心情。

　　第一次参加全国武术比赛，与李连杰同获“最佳表演奖”

　　1972年，我第一次到山东济南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这也是文革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武术比赛，我和北京队的李连杰、王群，浙江队的胡坚强等是少年组的，跟大一点的于海、于承惠他们同场竞赛，我练的是查拳十三势，还练了一套刀，李连杰练的是长拳和刀术，当时由于刚刚恢复比赛，在那个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年代，人们认为追求成绩和奖项是“资产阶级的名利观”，所以，虽然叫武术比赛，但不设冠亚军、不排名次，我和李连杰同时获得了“最佳表演奖”，引起了武术界人士的关注。

　　获奖后听到赞美的话渐渐多了，我也非常开心，当时便有了一种不服输的想法，下次比赛一定要拿第一。

　　小平同志夸我是“小小外交家”

　　1974年，我第一次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我练的是猴拳，领导和专家认为，在中日关系刚刚解冻之际表演猴拳显得有些不合适，于是一起的沈阳体院潘老师就说，我们练地躺拳吧，在潘老师带领下，我们合作创编了“地躺拳”。

　　我们在日本十几个城市一共表演了四十多场，我的地躺拳很受欢迎，观众反响很大。当时的日本参议院院长河野谦三先生也观看了我们的表演，回国前邀请代表团部分成员到他家里做客，我被点名参加。河野议长说：“我打算送你们小队员每个人一份礼物，需要什么自己讲。”在座的小运动员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们不需要什么礼物，我们需要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长存。”河野议长听了很是惊喜，对在场的中国驻日大使符浩说：“瞧，你的接班人都有了!”这位七旬的老人还执意要认我做朋友，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见我。

　　1975年，河野议长访问中国，国家体委通知我去首都机场接机。我第一次坐红旗轿车，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河野先生在中国的整个行程我全程陪同。

　　此前河野议长历次访华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这次总理由于健康原因，特委托邓小平副总理与河野议长进行会晤。在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看到中方出席人员中有一个小男孩，觉得很蹊跷，当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小平同志高兴地夸我是“小小外交家”。不久，国家体委还专门给我颁发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赵长军同志在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中，表现得有礼节、有分寸，是全国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有报纸还就此发表文章说，乒乓球打开了中美外交的大门，赵长军也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战胜李连杰，老师在我的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

　　李连杰第一次获得全能冠军是在1974年，比赛地点在西安，当时陕西武术队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我由于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没有参赛，李连杰便在这次比赛中轻松获得了少年组男子个人全能冠军，并且先入为主，一直到到1979年，他共获得五届个人全能冠军。

　　从1974年开始，我与李连杰之间的全能冠军争夺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到1978年，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长拳(项目)他可能比我多0.01还是0.02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比赛)下来以后，马老师(马振邦)很不服气，质问裁判：“为什么长军的长拳比李连杰的分数低?”马老师的意思是说，我练的长拳，从教练的角度来看，力度有，速度有，爆发力、弹跳力等等都不比李连杰差，为什么分数打下来低了?裁判说：“长军推出去的掌小拇指分开了。”按照标准要求，推出去的掌必须四指并拢，掌侧发力然后再推出去，但裁判说我的小拇指和无名指分开了。比赛有时候就是这样，专门抠这些东西，一个小的细节做得不够好，就有可能被裁判抓住，然后他会说你的扣分点就在这里，比如说你推出去的掌四指没有并拢，那你也没什么话可讲。那时候还没有录像，你想看看他说得对不对，都没有那个条件。比赛回来以后，马老师就猛抠这个(细节)，晚上睡觉用皮筋把我的手指头这样缠上，还强调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改过来，(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他(李连杰)，你其他的都很好，细节上也不能比他差。”为了使我能够在比赛赛场上赢了李连杰，记得每次比赛的时候，马老师总是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有一次比赛下来，我发现马老师头上、手上都是汗，可见老人家比我还要紧张。

　　当然，带过我的老师，无论是白文祥老师、马振邦老师，包括徐毓茹老师、高西安老师，都在我的身上付出了很多心血，平时主要带我的是白老师和马老师，其他两个老师也带过我，只不过不是我的主教练。在老师们的帮助下，1980年，我战胜李连杰登上了全能冠军宝座，到1987年，(这个成绩)我一直都保持着。

1987年，甄子丹(左一)在训练结束后竖起大拇指夸赞师父赵长军(中)是最棒的

　　甄子丹是第一个带点留学性质的外籍学员

　　1985年，第一届国际武术邀请赛在西安举行，这是新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邀请境外选手参加的比赛，谁能拿冠军就有点“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意思，所以，来自五大洲的选手们都憋足了劲，摩拳擦掌，准备一决高下。最后，我一口气拿下了长拳、刀术、棍术及个人全能四项金牌，成了本次比赛的大赢家。

　　美籍华人武术家麦宝婵也来了，她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比赛结束后，她对我的武功大加赞赏。后来才知道，麦宝蝉是甄子丹的母亲，是位太极高手，在美国开有武馆。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是甄子丹的母亲写给我的，信中说，她儿子甄子丹从小喜欢武术，希望儿子能跟中国最好的武术老师学习。

　　收到这封信我有点束手无策，因为当时在专业队，队上也就十几个人的编制，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是有任务的，是要参加比赛拿成绩的，没有条件满足普通习武者的愿望，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武馆武校。我把这件事向单位领导作了汇报，美籍华人能不能到武术队跟我学武术?来了之后能不能跟其他运动员一样在这里吃住?我还特意把甄子丹母亲写的信让领导看了。

　　1987年，24岁的甄子丹来到了西安。甄子丹下飞机吃的第一顿饭是在当时小寨的“胜德全”，“胜德全”餐厅是马胜利、马德利、马全利三兄弟开的，当时在西安很有名。

　　甄子丹算是第一个带点留学性质的外籍学员，单位在日常生活方面给了他“特殊照顾”，没有安排他住运动员集体宿舍，而是让他入住离训练馆不远的陕西体育宾馆。他吃惯了西餐，对陕西人钟情的面食和运动队大鱼大肉很不习惯，有一段时间经常拉肚子，于是，食堂大师傅每天为他做清真饭菜，以清淡为主，吃饭的时候为了防止被人打扰，还专门把他吃饭的桌子用屏风圈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甄子丹仍然无法适应西北人的饮食习惯，他便会隔三差五去“西安金花饭店”吃西餐。“金花饭店”是当时全西安唯一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只有这家饭店供应地道的西餐。

　　甄子丹的艺术细胞比我要浓厚得多，他学过戏曲，会弹钢琴，爱跳舞，还会吹萨克斯，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当时金花饭店有架钢琴，他毛遂自荐给人家弹钢琴，弹一个小时，大堂经理就免费管他一份自助餐，还给他报销往返出租车费。

　　甄子丹来的时候是有(武术)基础的，不是说从来没有练过。他喜欢搏击，而且很有天赋，也有相当好的格斗基础，爆发力也很强。那时候他对太极拳、形意拳、螳螂拳等套路武术还不会，跟我除了学习武术套路外，还经常一起练习搏击，打打沙袋啊!打打手靶啊!我给他扶沙袋，拿靶子，两人相互切磋是常有的事。

　　他训练起来很认真。当时陕西武术队正在紧张备战第六届全运会，每天都是10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甄子丹每天坚持和队友们一起跑步、训练。有时候别人中途休息，他仍然会对着镜子仔细琢磨，反复演练。

　　我当时有一台录像机，经常放一些武术方面的资料片，甄子丹第一次看到录像机感到很惊讶，很羡慕，说自己平时在家想看却没有这个条件。

　　甄子丹跟我学武术的目的很明确，不是为了参加比赛，也不是为了拿金牌，就是想拍电影，想做大明星。他在西安前后呆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各方面进步都很大。当然他的水平与职业运动员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但若用来拍戏，已经是绰绰有余。

1982年，赵长军在电影《武当》中扮演男主角司马剑的剧照

　　与《少林寺》失之交臂，《武当》让我声名远扬

　　1979年5月的一天，香港导演张鑫炎找到我，想邀请我参与电影《少林寺》的试镜，说有可能让我出演男一号。我考虑自己是回民，是虔诚的穆斯林，《少林寺》是反映佛教题材的影片，出演这样的角色有些不太合适，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张导演后来找了李连杰来主演，李连杰因电影《少林寺》一炮而红，我因此与《少林寺》失之交臂。

　　198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投拍《武当》，孙沙导演力邀我担任《武当》中的男主角司马剑。《武当》是继《少林寺》之后国内拍摄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武打电影，演员都是国内顶点的武林高手，拍摄过程中都采用真打实战。记得当时有一场我和一位体育教练对打的戏，为了表演得真实，我们都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我急闪躲开一拳后，对方打在了一根柱子上，那根柱子当场折断，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影片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武当》让我声名远扬。

　　但由于国内导演第一次拍这种片子，不懂得运用长镜头和特技来表现动作画面，所以许多高手的真功夫并没有在影片中得到完美体现，给人留下来诸多遗憾。正如新加坡报纸所说，(大陆)真功夫反不如香港拍的花拳秀腿精彩好看!

1980年拍摄电影《神秘的大佛》时，刘晓庆(中)与赵长军(左一)

　　第一次接触电影，我给刘晓庆辅导动作 我第一次接触电影是1980年，那是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含有动作题材的电影，当时国家体委通知我们到剧组去报到，让辅导演员练武术，等于是做武术指导。去了以后，我除了做武术指导，还出演了剧中的蒙面人，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警察的打斗动作也是我做的替身。

　　记得我辅导刘晓庆翻前滚翻，她一个前滚翻过去，不知道怎么搞得，自己不小心用膝关节把左眼撞肿了，最后休息了一个礼拜才得以恢复。演员训练都很努力，总是不想要替身，想自己做动作，尤其是刘晓庆，好胜心很强，练得最刻苦。他们跟我前后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吧，是在乐山大佛旁边的一个体校里面，刘晓庆、葛优的父亲葛存壮老师等演员都在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影，当时对电影一窍不通。

1985年，赵长军(右一)在电影《大刀王五》中的剧照

　　我是很喜欢(拍)电影，但对于武术的喜爱好像更执着一些

　　洪金宝拍《神州第一刀》的时候是跟长影合作，以前我和长影合作过《武当》，他们了解情况以后就直接到西安找我来了。

　　在此之前，我与洪大哥曾有过接触，那是去在国外表演的时候，洪大哥他们听说中国武术团来了，也去看，也去捧场，送花篮什么的。在拍摄电影《大刀王五》时跟洪大哥也有过交流。

1993年，赵长军在《神州第一刀》中的剧照

　　拍摄电影《神州第一刀》，洪大哥对我非常照顾，我们合作非常愉快，关系也越来越好了。这部电影采用香港专业特技和先进的后期制作，影片当中的动作打斗场面显得十分精彩，此片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让我的功夫和演技也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不久，香港有三家公司都要跟我签约，说每年保证我三部戏，拍戏我拿片酬，不拍戏保证我什么样的待遇，合同都放在这里。当时我想了又想，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做，我应该做好我的本质工作，就是做好武术教学这件事。我毕竟是一名运动员，而且是一名职业运动员，运动员的运动寿命是非常有限的，不想拿冠军的运动员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优秀运动员，这也是我在当运动员时候始终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也不想让其他的事情影响我的运动生涯。

　　我是很喜欢(拍)电影，但对于武术的喜爱好像更执著一些。作为运动员，陕西这样培养我，包括体委领导曾经对我说，你赵长军电影拍得再好跟我这个体委主任也没有多大关系，我要的是你在国际赛场上、全运会上给陕西拿金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名武术工作者，你就要在赛场上为陕西争光，为国家争光，我从小受这种教育太深了。

　　陕西把我做运动员的时候所有的荣誉都给了我：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是全国劳动模范，你是体委系统号召大家学习的优秀共产党员，在当时那个年代，你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还在运动赛场上拼搏，体委号召向赵长军同志学习。“六运会”出征的时候，在誓师动员大会上提出“以赵长军同志为榜样，向赵长军同志学习，在运动赛场上为陕西人民争光。”我觉得给该我的荣誉都给我了，我应该回报，我不单自己要在赛场上努力拼搏，我还要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武术人才，为陕西争光，为国家争光。所以对我来说，那时候突然间要在观念上做一个大的改变真的很难，组织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去做一名电影演员呢?

　　办学初期，洪金宝大哥给了我很大帮助

赵长军与香港著名导演、国际影星洪金宝在西安赵长军武术学院开学典礼上

　　说起退役，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只是退出了武术竞技赛场，并没有退出武术工作，实际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做着与武术有关的工作。当年退出武术赛场之时我确实带有许多光环，也面临许多选择。当时有从政的机会，组织上想让我担任陕西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这在我退役的时候体委有关领导就已经跟我谈了话;有进影视圈的机会，也有公司想跟我签约拍影视剧;还有经商的机会，有人愿意与我合作搞企业、做买卖;也有继续从事竞技武术教学和社会力量办学的机会，社会力量办学跟教专业队的队员又有所不同，总之当时有许多机会在等着我。

　　1991年，我选择了社会力量办学，创办了“赵长军武术院”，因为我退役的时候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有许多慕名者前来，其中绝大多数人是想跟我习武，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抱有其他想法的。甄子丹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日本、欧洲来的，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可以这样说，当初甄子丹的到来对我后来创办赵长军武术院给了一个推力。

　　洪大哥那时希望我跟他一起拍电影，还告诉我拍电影需要学习和了解的一些常识，毕竟我不是表演科班出身。当洪大哥得知我一心想办学时，他表示理解和支持。办学初期，洪金宝大哥给了我很大帮助，因为我本身是运动员出身，平时的积累就是那点片酬和工资，洪大哥了解我这个情况以后就对我说，大哥给你拿一部分钱，以后有了还我，没有就算大哥帮你了。后来在武术院运作的第二年，我就把洪大哥的钱就还上了。

　　我这个人一生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更不喜欢借别人的，我一直坚持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的原则)。如果当初我愿意借钱，肯定会把武术院搞得很大，很多人建议我贷款什么的，我都没有采纳。后来在办学方面做得不够大，放得不够开，这都跟我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所以，我非常感谢洪大哥。

　　李连杰当初选择退役的因素有很多，也有被迫和无赖

　　现在有许多人说，你看李连杰拍戏挣了多少多少亿，甚至可以说要名有名，要利有利。对的，他是做得很成功，这一点是无疑的。从个人的角度，从对武术的贡献上来说，拍戏的传播范围更广泛，会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武术，但拍戏跟现实中的武术竞技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所以，武术要发展，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武术要走向世界，武术要走进奥运会，这就要求武术工作者必须来做一些踏踏实实具体工作的，不做这些工作，武术谈何容易走向世界?光靠电影也不行，电影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一个宣传武术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这个当然很好。

　　北京武术队在1980年还是1981年就已经是“十连冠”了，但到六运会时北京武术队一块金牌都没有拿到，北京体委就急了，跟李连杰讲，你还是体委的人，赶快回来参加比赛。李连杰后来没有选择继续比赛下去，我认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的膝盖受伤了;第二个，竞技体育有赢有输，你上去练一套，练得好，给你打分，你是冠军;如果失误了，你可能连前六名都进不了，怎么办?拍电影就不一样了，为了在观众心目中保持高大的英雄形象、武侠形象，这一遍没有拍好，咱再拍一遍，这个角度没拍好，咱换一个角度再拍，就是要保持他国际影星形象。但是，如果他参加比赛失误了，没拿上成绩，从他个人的角度也接受不了。

　　所以，李连杰当初选择退役的因素很多，其中也有被迫或者无赖。北京体委叫他，李连杰就想，“我哪怕不在北京体委待，我都不可能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他知道比赛比拍戏要残酷得多。李连杰从此就不比赛了，转入了影视行业。当然，电影《少林寺》出来以后给他带来的东西也很多，他所肩负的责任也很大。

　　现在很多竞技武术选手的水平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更强

　　在武术比赛中，所谓个人全能指的是，每个人必须报六项，有拳术类(长拳、南拳、太极拳等任选一项)、短器械(刀、剑任选一项)、长器械(枪、棍任选一项)、传统拳(地躺拳、鹰爪拳、猴拳、形意拳、八卦掌等任选一项)、传统器械(大刀、猴棍、醉剑、单刀等任选一项)、对练(双人或者三人对练任选一项)，这六项比赛成绩总和，谁的分数高，谁就是个人全能冠军。

　　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话，七十年代李连杰，八十年代赵长军，九十年代袁文庆。说的是这三个人在他们那个年代统治了全国武术比赛个人全能冠军宝座，所以说，那个年代(的武术)是他们的天下。

　　现在的武术比赛也有全能项目，也有全能冠军，为什么很少被人们所熟知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李连杰拍过电影，赵长军拍过电影，袁文庆也拍过电影，我们三个人除了在比赛场上被大家关注外，更多的是所拍影视片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力。武术赛场毕竟是练武的人或者对武术感兴趣的人在关注，而电影就不一样了，跨行了，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关注，无形中就提高了社会知名度。

1986年，赵长军在电视剧连续《海灯传奇》中的剧照

　　实话实说，现在很多竞技武术选手的水平比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更强，可能跳得更高，速度更快，但是知名度和影响力却没有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大，主要原因是没有影视剧方面的经历和影响力。李连杰电影拍得很成功，他的影响力也最大; 我也拍了一些影视剧，对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很大提升; 袁文庆也拍过电影，但是拍的少一点，所以影响范围也就小一些。所以说，影视对武术的宣传力度，对个人知名度的提升有很大作用。如果只是单纯地参加比赛，而没有机会涉足影视圈，拍电影电视剧，那影响力肯定会大大降低。因为武术比赛的影响范围小，再说了，武术毕竟不是奥运项目，如果武术是奥运会项目，如果出了一个奥运会武术全能冠军，那一定会像熟悉邓亚萍、熟悉李小双一样让大家所了解。

赵长军参加国际武术比赛的获奖照片

　　武术进入奥运会是全世界武术人的共同心愿

　　武术进入奥运会是全世界武术人的共同心愿。因为从竞技的角度来说，奥运会是世界竞技体育的大舞台，是最高水平的集中展示，武术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虽然属于体育，但它的范畴又远远大于体育，所以，如果武术能成为奥运会项目，对于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展现武术在传统文化的风采，提升国民自豪感、自信感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就武术本身而言要进入奥运会又非常非常难，因为奥运会现在本身规模已经很大，很多项目面临压缩或削减。中国武术品种繁多，光中国武术协会认定的拳种就有129种，每个拳种里面又有许多的套路，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如果想进奥运会，首先必须要瘦身，要进行规范和综合，不能一拥而上。但是，怎么样才能把它综合好?怎样才能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认可?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北京奥运会我们错失一个最佳时机，现在做起来难度可能会更大，但是作为一种梦想和努力的方向还是要有的，相信我们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一定可以。

　　我给我的运动生涯打95分 ，甚至是满分

　　我对我的运动生涯是这样评价的，如果用打分来讲，我给我的运动生涯打95分，甚至是满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运动赛场上我没有什么遗憾，在当时那个年代，我能拿的成绩我都拿了，不管是世界性的，亚洲性的，还是全国性的武术比赛，当时能拿的(成绩)我都拿了，该保持的(成绩)我也都保持着。当然这个可以说也有很多因素了，一是老师的精心栽培，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努力，所以，这方面我没有遗憾。

　　但如果对我办学来进行打分，我最多只能打六十分，就是及格吧，主要是因为，我是运动员出身，对经营管理缺乏经验，比如在学校选址方面会犹豫很长时间拿不定主意.....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经验不足，我的能力也有限。

　　我不但现在是中国国籍，我永远都是中国国籍

2014年7月，赵长军走进“西安会客厅”与儿子赵云切磋武艺

　　到美国去是我的孩子有这个想法，特别是我女儿，她想到美国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我有两个孩子，儿子去的时候还很小，什么也不知道，为了满足孩子的心愿，我和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就去了。儿子赵云当然现在已经大了，15岁了，平时跟我练武术，儿子英语说得非常好。我在新泽西办有“美国赵长军武术学院”，儿子既是我的翻译，也是我的助教，有时候还能独当一面，一个人带一大帮外国人练武术。到美国以后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看着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我非常开心。

　　我不但现在是中国国籍，我永远都是中国国籍，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加入美国国籍，但我现在在美国做着与武术有关的工作，美国赵长军武术学院里面，白人、黑人、亚裔人都有，那边办学校跟中国内地不太一样，都是俱乐部性质的学校，现在一共有300多名学员。美国人、欧洲人平时都喜欢锻炼，他不选择篮球就选择网球，喜欢跑马拉松，喜欢游泳，当然我希望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喜欢中国武术，这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我希望他们通过武术来了解中国，能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希望通过武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能为此尽一点力也是一种快乐。武术成就了我的人生，我愿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我所热爱的武术事业。

赵长军荣登美国《功夫》杂志封面

图为2014年5月，第五届美国新泽西州国际武术比赛比赛结束后，赵长军(左三) 与部分领导、嘉宾及工作人员合影

　　赵长军自2006年赴美国发展，除创办美国赵长军武术学院外，还成功发起并主办了五届美国新泽西州国际武术比赛，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好评。图为2014年5月，第五届美国新泽西州国际武术比赛比赛结束后，赵长军(左三) 与部分领导、嘉宾及工作人员合影。其中有著名武术家、国际武术联合会技术部主任、好莱坞华人功夫巨星李连杰的恩师吴彬(左四)、美国国家传统武术队领队马筠(左五)、美国武术联合会副主席许玛丽(右六)、著名武术家白文祥(右五)、《中华武术》 杂志社主编李平(右四)等。

作者武双安与著名武术家、国际武术明星赵长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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