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 星期日

专访|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许莹玲:我希望人们真正理解多样性

黑发、齐刘海,交谈时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许莹玲(Julie Koh)给人的印象很亲切。这不是许莹玲第一次来中国,却是她第一次和中国文化如此接近。在悉尼,亚裔的身份常让她无法真正融入白人的世界,而扎推在中国这些相似的面孔中,许莹玲也依旧无法自在:她时不时地要回应“你英文很好呀!”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赞美。

许莹玲出版有两本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Capital Misfits)与《轻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其中《轻小奇妙事》入围多个奖项短名单,包括“新澳大利亚小说——阅读奖”、“昆士兰文学奖——斯蒂尔·拉德奖”、“新南威尔士总理文学奖的奖——悉尼科技大学格兰达·亚当斯奖”,以及澳大利亚科幻小说基金会颁发的“诺玛·K·恒明奖”。2017年,许莹玲入选《悉尼先驱晨报》澳大利亚优秀青年小说家,2018年受邀担任斯特拉奖评委。短篇作品在多个刊物发表,并在2014年至2017年连续三年入选《最佳澳大利亚故事》合集。她的作品也在美国、爱尔兰、日本、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等国出版。她同时也是新加坡独立书店Books Actually年度文学选集《Books Actually的黄金标准》的编辑、讽刺歌剧《主厨争夺战》(Chop Chef)的编剧。

今年3月,第12届“澳大利亚文学节”,作为嘉宾的许莹玲被邀请至中国,一同而来的还有她的讽刺短篇小说集《轻小奇妙事》(Portable Curiosities)。

《轻小奇妙事》里的短篇故事极尽想象力,“肚里上长了第三只眼的女孩和一只蜥蜴在对话”, “戴着远视眼镜的乳房从泡沫塑料杯里啜饮甘菊茶”,“野心勃勃的美食家制作出吃下就有一半几率丧生的冰激凌”……她笔下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洞察着社会和世界。而这不仅要归功于许莹玲个人的天赋,还有跨文化背景给予她的独特视角。

专访|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许莹玲:我希望人们真正理解多样性

许莹玲, Hugh Stewart 摄

“我只是碰巧生在了这副躯体里”

许莹玲出生于悉尼,父母是马来西亚华裔。儿时,许莹玲并不能接受自己的亚裔身份。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着蓝色眼睛的“白人小男孩”,因为她所沉浸的文化中——从媒体到书籍——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白人。她还拒绝上华文学校,总之,她花了很长时间来适应自己亚裔女性的身体。到了今天,在“澳大利亚文学界”的开幕上,或许是为了迎合观众对她身份的期待吧,许莹玲用“你好”跟听众打招呼。

高中时,许莹玲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但父母希望她能选择现实的、能赚钱的职业。许莹玲觉得这可能是移民家庭父母的特点,期望子女有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最后,许莹玲还是听取了父母的意见,成为了悉尼大学一名文学和法律双专业的大学生,大一结束时,许莹玲又从文学系转至政治系。这件事,一度让她颇感后悔,她笑着说,“如果当时我继续学下去了,现在别人再问我关于文学理论上的问题,我就可以回答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说自己是随性而为。”

转系之后没多久,一个年轻的导演联系到她,说想要改编她在高中时创作的一个故事。这件事成为了许莹玲人生的转折点,时隔多年提起,许莹玲依然难掩兴奋。她说,“那时候我意识到,虽然我没有学习电影制作,但我可以试着写作,我很期待把文字放到一起后的化学反应”。很巧的是,这位导演也是一名亚裔。许莹玲说,尽管在成长过程中,她与亚裔群体很疏离,感情也不深厚。但是进入社会以后,恰恰是亚裔群体给予她最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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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小奇妙事》书影

毕业以后,许莹玲进入一所律所工作。工作两年半后,她选择辞职并开始专职写作。谈到这个选择,许莹玲说:“我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好律师,但是很难成为那个最好的。我还是想要把各种想法和日常生活用充满想象力的方式写成故事”。不过这些经历让许莹玲得到了一个“半途而废者”(quitter)的称号:她常常改变方向,从未坚定地选择过某一行业。这和她的创作风格如出一辙,不拘泥于形式,随性而为。她调侃自己的“坏”名声,说自己还在继续发掘更多的新领域,目前正在为歌剧院写剧本。

一开始许莹玲只是复制自己受到的文化熏陶,她坦言影响她较深的是白人男性作家,因此在早期创作的故事也总是以白人男性为主角,书写他们人到中年,家庭不幸的故事。她在《卫报》的采访中提到,她成长的城市悉尼并不是一个适合写作者的城市,“作为整个澳大利亚的中心,悉尼的城市风格即是逐利的。”这也影响了许莹玲初期的创作风格,她称其为“在厨房水槽发生的白人中产故事”。

“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人永远是有优势的”,随着年龄增长,许莹玲对社会问题的认知更成熟,曾经的模式成为了她如今写作中所批判的。许莹玲发现社会中很多人的成功并不建立在美德的基础上,反而是家庭关系、社会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对现有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反思让许莹玲感叹,“我们把自由挂在嘴边,但这却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体系。我开始重新关注作为一个亚裔,我的真实体验,和社会中权力的运作规律。”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永远不懂平等的意义”

许莹玲坦陈,“虽然‘碰巧生在了这幅躯体’中,但并不代表我要按照社会对亚裔移民的刻板印象活着。”她通过自己的“亚裔躯体”所感知到的社会问题,是深刻和普世性的。

在许莹玲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种族是她长期关注的议题。《三维的黄种人》(《The Three-Dimension Yellow Man》)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正在放映的电影《白忍者的回归》里走出来一个黄种人——忍者“十三”,想着“或许三维的世界会好过些”。“十三”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走进现实世界后便开始研究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里的女性形象。他被邀请参加很多论坛,可是人们和媒体只会问他“作为黄种人是一种什么感受”。接着,一个亚裔女性也走出了荧屏,人们惊讶于她的皮肤竟然不像想象中亚洲女子那么光滑,还有她没有口音的英语。

不久后,更多的“黄种电影难民”从屏幕里走出来,社会终于形成了对于黄种人的恐慌。书中这么描写道,“我们正面临着被‘黄色’淹没的危险。这些黄种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贫民区。他们还偷走了我们的工作。所谓的政治正确正在毁灭我们的国家!”故事的最后,一个愤怒的金发男子将“十三”殴打致死,而富有同情心的路人哀悼着“十三”的惨死,却无人伸出援手。

从这个故事中,无论是被调侃的“口音”还是“身材”,不难看出许莹玲生活的影子。她一直很关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有色人种的呈现方式,其中刻板印象的渗透几乎无孔不入。比如电视节目里,存在于背景里的亚裔角色,不是女性服务员,就是在打太极。又比如“虎爸龙妈”,或者极度懦弱的女性和偏女性化的亚裔男性。这些让许莹玲感到不适的符号,都变成了她讽刺小说中的素材。不过涉及亚裔群体之外的因素鲜有涉及,许莹玲表示,“少数族群的写作者应该明确到底谁可以写别人的故事。我只是从我的经历出发进行创作,这个特殊的身体是不同于别人的。有关其他民族和族群的创作空间应该留给别人。”

专访|澳大利亚华裔作家许莹玲:我希望人们真正理解多样性

《资本失格》书影

通过使用女性、亚裔作为主角,在挑战社会对这类角色的刻板印象的同时,许莹玲想要改变人们阅读小说的习惯。读完她的故事以后,读者或许会反思,面对一个移民,“亚裔”的特色不该是你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印象。尽管许莹玲书中呈现的都是严肃的话题,但她并不想让读者陷入悲伤的情绪。所以她将“愤怒”和“幽默”的元素结合到一起,让读者可以笑着思考严肃的问题,这是对她而言最舒服的创作方式。

当谈到最近发生的新西兰恐袭,许莹玲表示,“我看到报道,很多少数族群都表示对这次恐袭不惊讶,因为媒体一直在鼓噪‘反对穆斯林’的风气。种族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永远不懂平等的意义。”她觉得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主流群体的态度,自发地意识到症结所在。很多政治家利用人群的恐惧和愤怒为自己赢得选票,而不是把精力放到惩罚种族主义者身上。许莹玲觉得,首先需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在政治层面,人们在选举时,应该多支持那些追求平等的政策,而不是被弄权之人利用,给政治家带来更多的权力。至于文学作品的意义,虽然不在于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却可以将“暗潮涌动”暴露给更多的人看。

“用我的故事改变人们的观点?我并不乐观”

性别问题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得到关注,作为西方国家的亚裔女性,“双重压力”的另一半——性别问题,也是许莹玲创作中的主题。曾经在律师行业工作的许莹玲表示,尽管有一些女性工作者,政府部门仍是由男性主导,这种问题是全球性的。

在《美妙的乳房》这个故事中,乳房进行选美大赛,不仅可以自由行走,还极受追捧。物化女性的现象而《历史上的胖女孩》疑问则反思了过度减肥的问题。

针对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总被塑造成极度在意外貌的群体的形象问题,许莹玲觉得,女性应该获得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遵从自己的喜好打扮自己。过分在意外貌是一种压力,费时且伤人。而导致女性物化的原因来自两方面,其一是消费主义横行,人在媒体上的形象也变成一种商品,其二是“父权社会”的压迫,让女性成为某种“财产”。

尽管许莹玲在创作中谈论了许多女性面临的困境,她表示,“对于用我的故事改变人们这件事,我并不乐观。现在,我只想我的作品可以接近那些本来就和我看法一致的人。”在《美妙的乳房》一文里,许莹玲用诙谐的方式讨论了家暴的问题,她把注意力放到施暴者的心理,以及日常细节如何构筑起“父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家暴行为总是从非常小的,诸如“她最近胖了很多”的评价开始,逐渐发展成为精神情感上的虐待。这样的故事总是那么相似:从调情开始,到建立关系,再到家暴行为,最后以原谅结尾。

不过她还是很高兴自己的作品可以被一些高中作为阅读材料使用,因为有很多道理她是希望自己在进入社会前就已经了解到的。许莹玲认为,女性群体内部依旧存在分歧,焦点就在于她们是否真正理解人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意涵是什么。尽管澳大利亚人在某些方面是进步性的,但当报纸上提到多样性时,谈论的依旧是让更多女性进入职场的问题。许莹玲觉得大多数人在“多样性”的意义上依旧存在盲点。面对这种分歧,女性群体应该以合作的方式交流,而不是疲于内部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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