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商海 | 世界华商的大家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上）

“‘新加坡总商会’并非政府承认的商会，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无任何关系，政府绝不会支持任何会馆社团冒充中华总商会，影响其声誉和地位。”

在几个月前的“新加坡华源会成立18周年纪念庆典”上，新加坡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发表了上面这段讲话。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是冒牌的。

为何总有人觊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号，还想沾沾它的光？在新加坡林林总总的商会机构中，它究竟有什么特殊地位？本文将分为上下两篇，为您讲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前世今生。

前言

114年前，远离家乡、下南洋打拼的新加坡华商在艰苦奋斗中努力创新求变。在新社会、新契机的背景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应运而生。

一个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第二次世界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总商会在各个阶段都代表当地华商，充分发挥着影响力。

作为新加坡华商的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是世界华商大会的创办机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平台下已聚集超过160个商业团体会员和近5,000名商号会员，企业网络覆蓋超过40,000间来自各行各业的跨国公司、政联机构、大型金融与商业组织和中小型企业。

李光耀曾评价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的发展。到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有着怎样传奇的发展历程？在东南亚华侨历史上又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01 诞生之初

1819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大举开拓东南亚，新加坡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其中一站。英国人在当地开设了自由港口和贸易站，其大力推行的重商政策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开展贸易。

在此过程中，大批来自东南沿海的中国劳工被招募至新加坡，从事繁重的建筑、搬运、保姆等体力活。这便是当地的第一批中国移民。这些移民每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活环境局促。他们在此谋生，心中都怀着累积财富、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的心态。

随着贸易发展，新加坡开放程度逐渐扩大，一个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形在20世纪初期开始显露。当地华人的身份在这一个世纪里也发生改变。一些华人通过转口贸易、航运、种植、采矿、烟酒等行业发了家、稳定了地位，成为当时新加坡社会中的一股主导力量。

再反观中国国内。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打开国家大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维新运动、戊戌变法先后受到压迫。尽管形势一片混乱，但也倒逼清政府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工商业开始受到重视。

1903年，清政府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时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的张弼士率考察团奉旨南下，游说海外华商成立商业联盟，“实业兴邦、利不外溢”。

1905年，张弼士在马来西亚发起成立“槟城中华商务总会”，随后抵达新加坡。

据文献记载，考察团在新加坡声势浩大，“沿街诸铺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为堵，极一时之盛也”。张弼士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召集了新加坡百余位华商，呼吁“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效力”。在倡导成立“中华商务总会”的同时，张弼士率先捐赠银两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

经过当地华商的多次会议商讨，1906年2月22日商会试办章程完成拟定，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招募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福建漳州籍华商吴寿珍，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次年，在张弼士的提请下，光绪皇帝御赐“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之关防”印章。1917年，“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