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马扎，听故事」金矿、银楼、“八大家”（上）

金矿、银楼、“八大家”（上）

《平民百姓的“营生"》一章,曾经涉及在码头上干活的工人，在商号里服务的职员、跑堂的小伙计，叫卖的贩夫走卒等等，那只是对个体生存者而言的。至于说到他们所听命的“行东”，他们所隶属的“买卖家”，以及关于其后面的大背景等等，那就是本章所要叙述的内容了....在构想本章内容时，我眼前总浮现出一个个乌黑的商家门脸，一个个着长袍马褂戴瓜皮帽的掌柜，一个个戴着老花镜的大写（帐房先生），一个个堆满货物的货栈.....

先说金矿。

金子，是最直接的“经济”，对于殖民者来说，每“殖”一地，最便捷最划算的，当然首先莫过于直接在当地挖出金子了。因此，英国的产业资本“在英租时期对威海卫的输入”最为迅速，同时“也颇有规模”的当首推金矿投入。

1898年英商即开始在威海卫勘察矿藏，分析矿质并向殖民政府提交了《威海卫租借地矿产资源报告》，认为租借地内蕴藏着“质地极佳、储量丰富”的金矿，“要求殖民政府给予支持”。1903年，“当局颁布了一个《管理条例》，并向英商发放了73个勘探许可证”。英商即在范家埠村西北的金子岭一带购地40余亩准备开采金矿。1902年英商组建了“威海卫金矿公司”开始采金。

这家公司“注册资本60万美元，主要设备有40台捣碎机、鼓风机、卷扬机等，建有井架、锻工车间、矿石碾磨厂卷扬机房等。工程技术人员多为日本人和韩国人，雇佣当地矿工400余人，年产矿砂10000吨，用翻斗或吊桶从坑道里的作业面运出，经粗选后由海上运往美国旧金山等地....1906年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而破产。”

《米字旗下的威海卫》一书中，有几幅拍摄于当年范家埠金矿的老照片:

一幅是矿工清理矿坑的场面：深深的矿坑，一块桥板，大锨和筐篓，几条裸着上身扎着裏腿的满面愁容的中国苦力，背后高耸的一片乱石的山崖衬托着在熬煎中挣扎的矿工生涯。另一幅是粉碎矿石的场面：一间充满了粉尘的碾屋子，一匹老马拉着沉重的石碾。旁边站着一个以布带扎着件破棉袄的童工，神色木然。第三幅是“摇金”的场面：在摇金房里，五个穿长棉袍、注意力相当集中的中国人，四个在操作柳木簸箕，地上摞着几个碗，身后有一个炼金炉，旁边站个帐房先生模样的人正关注着摇金者.....旁白是:“夜以继日地摇金，但并没有摇出多大的喜悦。”

借这几张老照片，可以想见当年英国人的“公司”曾经一度繁忙过 、炽热过，他们曾对这个金矿抱有很大的希望和野心。

但是却破产了，书上说是因为金矿的含金量太低，成本太高，资金短缺。工商界由于英国政府不答应承担投资风险（归还威海卫）而停止投资。民间却说是因为管理不善、亏损严重、难以为继。我觉得大抵这两者构成种因果关系——越是管理不善，成本就越高，越是要求高投资；对投资环境的要求越挑剔，越要有严格的核算和管理，否则就越发开不下去。总之，英国人在威海卫的黄金梦没有做成，曾经雄心勃勃的“黄金时代”，只落得个昙花一现。

但是，英国人开矿的行为却刺激了威海人的“淘金热”。尽管威海的民族工商业没有这么巨额的资金兴办矿业，但是民间小打小闹的淘金活动却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农民不能开矿，就在附近的河套里淘沙，范家埠出金是名不虚传的，早年这里的人们用一种山柳木簸箕，成天价筛啊筛，还真有金灿灿的颗粒金被筛了出来。以后他们把金粒装进鹅翎管（鹅翅上长毛后尾一段儿白色管状杆）中去卖。凭这种方法淘金发了家的虽未听说过，但是做为一种能见现钱的家庭副业却屡见不鲜。

金矿开不下去了，英国人又转而在开发盐场方面下了大气力，使盐田面积大幅提高，今天看来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淘金的后期工序——流金（1904年）

再说银楼。

由于殖民者带来了白银饰品的需求，又大大刺激了当地的首饰市场，从而一度给威海卫的民族手工业带来了短期的繁荣，几乎可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白银时代”了。

1910年秋初的一天，威海城里西北村的露天戏院里，阵阵锣鼓声吸引了一位华贵的英国女人——海军统领的夫人。她在中国翻译的陪同下也走进了戏院。

天公分外作美，湛蓝的天空浮出几朵白云。天底下晃动着花红柳绿的这么一台子戏一—在洋太太的眼里，这“异国风情”也真够有魅力的，她被迷住了。不懂京剧的她，并不是被戏台上的帝王将相迷住了，而是被戏台上一个“娘娘”头上戴的“凤冠”给迷住了。

这顶凤冠，珠光宝气，银光耀眼，真和神话中的描绘毫无二致！她当场请翻译到那边借来一看，在那儿她问了在场的演员和后台里的人:“你们能不能照样做上一顶？”

这时不少在台下看戏的人们也聚拢过来。他们见那洋太太已将凤冠戴在了自己那金黄色的卷发上，一脸羡慕和陶醉的神色。于是，就有人大声朝台子底下那边喊：“戚老板，戚老板！快，来买卖了！”

这顶凤冠，正是那位叫戚绥芝的银匠制作的。这时，那位姓戚的手艺人正在台底下听戏呢！他虽然被人称作“老板”，其实本小利薄的“银楼”只是惨淡经营、勉强支撑罢了。所谓“银楼”，只是人们对银匠作坊的一种代称而已，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楼。戚家当年的买卖，在现在的统一路东、先前的卢家巷西边，三两间平房，根本也没有什么字号，里面只有两名雇工，都是戚师傅的表兄弟。

然而，戚师傅作梦也没想到，命运中的这个好日子，让他时来运转，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原因很简单，以订做凤冠的生意为契机，打通了与英国人之间的交易之道，使他贏得了在威海卫银匠行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三天以后，生意清淡的戚绥芝在英国海军的军舰上，向夫人递交了一顶比戏台上那顶更加豪华的银质凤冠，夫人乐了。

夫人一乐就什么都有了。戚绥芝不但得到了一笔钱，重要的是，舰上的英国人、在威海卫的英国人从此都羡慕上了当地的金银首饰；最重要的是，戚绥芝获得了英国海军发给威海小商贩的第一张“派司”。凭着它，就可以带着银货自由地登上英舰，而且这派司还具有相当高的信誉，同样的货物，“老外”们总是喜欢接待有“派司”的推销者。

几年工夫，戚绥芝的作坊盖起了32间瓦房，靠北城墙根建了一个大花园，在正门南侧堂而皇之地挂起了“文华顺”的招牌。

“文华顺”的成功，刺激了威海卫的银饰业。西郊大岚寺、张家皂、姜南庄、南郊望岛等村,几乎一夜之间就涌出了很多本地的和外地的银匠师傅。卫城内外先后出现了十余家“银楼”，有“天华”、“泰华”、“泰丰”等等。在环翠楼公园下面，现在的“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一带.当年曾是一片银匠作坊，几乎成了银楼一条街了。

在那些小街窄巷里。那些青砖绿瓦，屋脊上蹲着两个小兽、规模不大却很有气派的银楼，都是黑底黄字的招牌，每天大门一开，里面便冒出烟来，木炭生着了，银料放上去了，吹管儿开始吹了——就这么成天价烧，成天价吹，居然做不出卖的。

银楼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人订做童饰，有人订做女饰。

童饰中有虎头、狮子钱、八仙人、罗汉人、帽坠、麒麟等等，还有可系于小孩的头部的各种铃铛。女饰中分类又很多，有戴在头上的银冠、有插在发髻上、系在两鬓上的各种花饰，有戴在耳眼上的各色耳坠，有手上戴的刻有各种花鸟虫鱼图案的手镯等等；也有专为高龄夫人或去世妇女打制的鞋花，左蟾右蛾，寓意长寿升天；再加上西洋人那些光怪陆离的订货——运动会上的奖牌啦，朋友之间的赠物啦，案头上的摆设啦，西餐的餐具啦.....

甚至连英国人的梦境，银楼里也能做得出来。有个英国人晚上听到猫头鹰叫，此后夜夜都梦见这只猫头鹰，便让“天华”银楼按他梦中所见的样子用银子打造一只猫头鹰。“天华”的师傅们承揽了下来，经过的反复琢磨和研制，竟真用银子把那位洋毛子的梦境给描绘出来了。

英国人连连称奇，“天华”银楼声名鹊起。最红的时候把生意做出了国——跟着英国的船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帮船”，也派人到烟台帮过美国船。

与英国人做买卖，头几年比较容易，你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钱，很少讨价还价。学会压价是老外们后来在威海卫慢慢练成的。总的来说，银楼是个发财的行当。我采访过“泰华"银楼掌柜的侄子，这位老人告诉我：

我叔张振东，泰华银楼掌柜的。就在“一面子街”，五六十年代的老广播站那儿前面有五六间房，是店面；后面有一幢小楼。雇银匠一人，好像是田村那一带人。前几年还见过他，有80多岁。后来泰华又分出一个分店，叫“泰丰”，在现在的华联商厦那一带。泰丰倒于1943年，日本侵占时期，买卖不好做，共存在了不到4年。最好过的时候是英租时期，年分红达到5000元。

我翻阅有关资料,觉得老人说的“5000元”有些不实，但是银楼的收入确实可观已是不争的事实。银楼经济作为当时民间手工业经济的一部分，足能反映一些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威海卫银楼的兴衰大抵以1935年为界。此前由于威海社会安定，市场活跃，银楼业呈兴旺之势。1935 年后由于日军侵入、国军剿共，社会秩序混乱，白银奇缺，人们对银饰的需求锐碱，致使众多银楼纷纷倒闭。一度兴隆的威海卫银楼业，从此变成了一粒供老年人咀嚼历史的“回味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