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到上海，回国执业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本文原创作者：儿科医生高峥

2018年8月，我摘下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儿科的胸牌，与科室里的师长和同事们告别，并从新加坡回到上海执业。2个月后我在卓正医疗的深圳总部领到了期待已久的新胸牌，成为了加入卓正医疗的第47名儿科医生，也是卓正医疗在上海的第一位儿科医生。

高峥在卓正医疗的胸牌

调换胸牌的同时，也意味着相伴而来的三个转换：

从新加坡这个“熟悉的异国他乡”回到了“陌生的祖国”；

从公立医院转换到私立执业；

从遇事可以随时请示上级的住院医，成为了需要为自己的每个临床决定负责的主治医生。

儿科博士高峥

知己知彼

The “Reverse Cultural Shock”

离开上海五年之后又回国执业，在享受国内方便的城际交通、触手可及的美食、发达的物流和外卖等服务的同时，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需要重新适应这种社会环境和医疗环境。

在新加坡成熟的医疗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做临床医生的“单纯”：作为门诊和病房的普儿科医生，只要尽可能地全面获取诊疗相关信息、审慎分析、循证诊疗、清晰地解释病情、必要时转诊给专科医生，就完成任务了。如果需要多学科联合诊疗，那么优秀的学院派亚专科医生也都在同一个科室工作。此外还有药剂师、呼吸治疗师、康复治疗师等等辅助临床的专业人士（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组成完整的团队。如果患者的家庭情况复杂或经济方面有困难，自然会有社工（social workers）来帮忙处理。

然而我意识到在国内的医疗环境之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于较复杂疾病，国内尚缺乏真正的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转诊路径有时也并不畅通，很多时候都要依靠患者（和家属）自己收集信息、求医问药和相互交流经验；

不够规范的诊疗随处可见，过度检查及其带来的过度治疗和无端的焦虑……有时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让就医变成一种如履薄冰的体验；

“生物医学模式”依然深入人心：不做点检查怎么都不太放心、不开点药就好像没看过病、医生难免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之下只顾交代“病情”而忽略了患者的理解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期望值。

关爱、尊重和“客服意识”

Compassionate Communication

尽管新加坡和上海的医疗资源布局、医疗人文环境千差万别，但我回国后却不无惊喜地发现，在国立大学医院培养出的医患沟通方式和沟通技巧，却几乎与国内私立医疗执业之间无缝接轨，即便转换了一种语言也没有丝毫障碍（更何况是换回母语）！

“从来没有医生给我们这么仔细地解释过”是我屡次得到的患儿家属点评，其实我只是在门诊花几分钟给家长解释孩子的病毒感染引起哮喘急性发作的机制是什么、或某种心脏杂音所代表的几种可能性以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检查。起初还不太习惯，但当这种习以为常的沟通方式屡次被称赞有加时，我才更加意识到回国做一名普儿科医生的个人选择放在时代的背景之下其实是一件挺有价值的事情：

我和我的同事们每天都在身体力行地践行严谨循证的诊疗方式、普及平等沟通的理念、重新获取久违的信任感、说服和赢得一批高素质患者为医生的专业素养和时间付费……这些医疗行为中的常识性认知（common sense）竟然显得有些稀少。

新加坡大多数公立医院的硬件设施很难用“豪华”来形容：由国家医保承担的普通病房是4-6人一间，也通常没有电视，大多数病房甚至没有空调而只靠电风扇。但医疗服务要让人满意和受人尊重，有时硬件投入并非是唯一的途径。

国立大学医院以“患者和家属体验”为主题的宣传海报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这张以“患者和家属体验”为主题的宣传海报中，列出了鼓励医护人员重点关注和改进的三个方面：同理心（Empathy）、沟通技巧（Communication）和候诊体验（Waiting Experience）。比起豪华的装潢，一大批拥有这些软技能的医护人员、有一定底蕴的医院文化、和能自我修正的管理体系，才是一家医院有把握长期提供优质医疗体验的发动机。

新加坡公立医院高峰时段的儿科急诊可能需要等候4-6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为保证基本的便捷度和患者尊严，某些必要的硬件条件还是需要的：急诊候诊区装有空调和足够多的长椅、有一个并不宽敞的母婴室，旁边设有24小时开放的食堂和超市。但面对资源稀缺、供不应求的情况，有什么措施能在硬件条件的限制下尽量提高就诊体验呢？一进入急诊大门就会看到一个告知等候时间的显示牌（提前做好患者的预期管理），分诊护士也会告知家属“如果候诊期间发生某些情况需要及时告诉我们”（病情出现紧急变化可以插队，降低医疗风险）、如果离开候诊区域请保持您的电话通畅……等等。这些基本尊重和客服理念其实已经在餐饮、酒店、银行等“服务”行业被习以为常，然而却在信息不对称更明显、服务对象更脆弱的医疗行业依然稀缺。

国内的一些公立医院几乎达到巨无霸级别，雄厚的资本进入私立医疗领域后同样是风生水起，最不缺少的可能就是“广厦千万间”了；然而稀缺却不太受重视的是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理念，和真正懂得客户需求的管理团队。

堪称土豪级酒店式医院的“检验科”

不妨看看这张设计图里堪称土豪级酒店式医院的“检验科”：纵使把候诊区装修得再宽敞，可抽血的人员依然需要在柜台后面一个一个叫号。这样的设计既不利于保护患者隐私，也不会提供真正好的就医体验——因为你即便被真皮沙发和秦砖汉瓦包围，不还是在被动等待扩音器里叫你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号码）、然后到柜台上递胳膊撸袖子吗？温暖的医疗应该是基于专业素养和同理心的人对人的服务——如果不尊重这条的规律，那么高额投入恐怕也很难带来好的体验。

线上咨询：新的挑战、新的使命

我在回国执业之初本着“尝鲜”的心态开始接受线上远程问诊咨询。然而一年来这种“工作方式”带给我的崭新视角、丰富体验和额外收入都超出了当初的预期。

首先，线上问诊这种形式让我接触到的疾病谱非常多样，从儿科最常见的普通皮疹和腹泻病，到川崎病、周期性发热，有时涉及到对病程很长的亚专科疾病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并发症和危重症的识别和告知等等。这样的责任和挑战，当然也在敦促我不断的自我更新和学习：“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往往事半功倍、记忆深刻。

其次，因为很多家长对当地儿科医生的诊疗方案存疑，他们都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征询“第二诊疗意见”（Second Opinion），因此我还学习和总结了医学伦理学原则下医生提供第二诊疗意见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和措辞。例如，详细询问第一诊疗意见的诊疗思路和当时的沟通情况；在提出第二诊疗意见时尽量整合信息、分析思路、就事论事，解释病情婉转而留有余地，避免主观评判其他医生、医院的水平或其行为动机，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也时刻提醒我自己在门诊提供诊疗意见时尽量全面分析不同选择之下的利弊。如果有我自己的患者在就诊后再到线上或线下征询其他医生的第二、第三诊疗意见，也应该持有开放的态度和平常心。尽管这种“兼听则明”甚至“货比三家”的就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常见病和自限性疾病），但在现有的医疗资源分布之下如果有人看病恰恰就是要图个明白，我们当然需要尊重患者的选择。

患者线上对高峥的评价

再次，线上咨询与线下的诊疗可以相互衔接配合、相互转介。从这一点来说，国内的“远程诊疗”（tele-health）单从技术成熟性和可及性上其实已经超过了香港、新加坡和大多数欧美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国各地医生不够同质化的问题。卓正医疗的同事们还在不懈努力，开拓性地开发出了（或即将实现）线下诊疗之后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的医患互动随访、将门诊病历系统和线上咨询记录相互连通、线上一键转诊给其他医生等功能，完美地实现了线上线下的立体化服务场景。当然我也十分期待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例如按照症状描述进行智能分诊、将更多诊断工具和量表系统与客户端对接、AI读片和辅助诊断、紧急情况下医生视频联线指导，等等。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如果被仁心仁术所驾驭，完全有可能帮助中国大陆在智慧医疗的时代实现“弯道超车”的壮举。

自我定位与持续学习

当今医学界的很多标准治疗手段在二三十年前根本不存在：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的技术革命在当前仍在继续。持续的学习是一位临床医生所必备的技能和修养，在公立与私立执业皆是如此。

很庆幸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临床培训给了我扎实的临床思维和过硬的专业外语，也感谢卓正医疗为每个临床医生都提供充分的自由和充足的基金去参加海内外的继续教育。我希望能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继续做好一名普儿科医生，也会努力在发育行为儿科的领域有更多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探索。

这既是雄心，其实也算是“初心”。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国立大学儿科的创始人王福文教授（Professor Wong Hock Boon, 1923 – 2008）曾有一句激励后辈的箴言： “If you want to do pediatrics, you've got to live pediatrics, eat pediatrics, sleep pediatrics.”（“如果你选择了做儿科，就要与儿科同吃同住、如影随形。”）

这样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感化著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他当年的学生们如今已经是科室里临近退休的元老主任和教授，回想起王教授在儿科领域的建树还不无钦佩地说“He was a specialist in all paediatric specialties.”（儿科学的每个亚专科都是他的专长！）几乎可以称为“walking paediatric encyclopedia”. （会走路的儿科百科全书）作为他的徒孙辈之一，我还时刻都能感受他当年的情怀和正能量。

基于循证医学的理论支持，在卓正医疗上海世纪公园诊所首次开展儿童语言落后家长培训

也如我昔日在上海新华医院的领导和师长孙锟教授所言：“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资格成为儿科医生的；而一位真正的儿科医生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无穷的财富。这财富是信仰的财富。”

最后，希望与更多海内外的医生同道共勉：时代赋予了我们这一代人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更艰巨的使命：师夷长技、因地制宜，让医学这个职业重归科学的土壤和人文的光辉。无论在体制内外，都可以实现一名医生的执业理想和社会责任。希望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赢得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匹配的临床质量和行医环境，重新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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