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在国外音像店卖光盘的学生

打工者会在春节按时回家，流浪者却不会。留学生吴根无业，流落到多伦多的一间色情音像店，在那里肝肠寸断。

一多伦多的夏天，紫外线格外强烈。晴时天空蓝得刺眼，阳光从上方倾泻而下，皮肤被烫得隐隐灼痛。这样的日子，让人很难有欲望迈出门槛半寸。每到午后，店里没有客人了，我和皮特坐在店里面百无聊赖，便打开收音机。广播中女主持嗓音尖薄，反复强调着涂抹防晒霜，像是树梢上的蝉鸣。

皮特说：“根，这女人应该到印度看看。那可没有空调，她会明白什么叫做热。”一有机会，他总要说起印度，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我俩都是店员。我是中国人，皮特是印度人，皮肤黝黑，眼睛硕大，头发卷成菜花。2012年夏天，我们双双在多伦多的一家成人音像制品店打工。从太古广场向南，上了肯尼迪路，走不上十分钟，就能看见一个袖珍商业广场，一家孟加拉餐厅，一家中国小便利店，音像店在正中间。从门外看不到店内，只有墙上留下三个醒目的“X”，提醒着少儿不宜。

那时我毕业两年，一直没有份正经工作，我从小城圭尔夫搬到多伦多，期待在这座大城市能寻找到更多机会。我每天发出几十封简历，刷遍了招聘网站，却一次次石沉大海。

打给父母的电话里，我永远一切都好：“等我赚了大钱，买一座大房子，就接你们过来一起生活。”在我精心编织的未来里，我带父母去北极圈看北极熊和极光，到温哥华看雪山和大海。说得多了，仿佛这些故事马上就要实现一样。

我无法向父母坦白，在偌大的多伦多，我没收到一封录用书。银行账户只剩下一千加币。我每天吃一顿午饭，用两片面包卷上煮鸡蛋，佐料是盐和黑胡椒；付不起油钱，步行三四公里去坐地铁，却赶上暴雨，浑身湿透在雨水中狂奔。

衣锦还乡，是中国人的夙念。我在心里打定主意，除非富贵，否则我不会回去。无处可去，我参与了四次传销会议，只因对方车接车送还提供两个面包一瓶水，但后来连这样的免费午餐也没了。对方大概看出我的意图，对我客气地下达逐客令。

钱不够续租，我只得在城市边缘寻一处更便宜的房子，开着那辆小破车，恋恋不舍跨越了一片松林，停留在两条高速交口边上。

房东是个四十几岁的上海女人，很瘦，戴着圆圆的金边眼镜，说话之前，总是先伸出右手向上推一推镜框，左手叉着腰。她姓梅，让我叫她梅姐。初次见面，梅姐突然说：“小李，你如果要搬走务必提前两个月告诉我，不然我可是不退押金的哦？”

后来我才知道梅姐特意强调，是因为房子毗邻索马里难民区，每到晚上街头难民便三五成群站在红绿灯前，盯着形单影只的路人，像狼群。上一个租户住了一个礼拜，生生被吓得跑掉了，我心里发毛可毫无办法。每天一边嚼着干方便面，一边跟家里通话，“这房子可大了，位于富人区，正对着安大略湖，漂亮得很。”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七月底。那个午后，我接到一家成人音像店的电话，对方问我要不要来店里试试，我毫不犹豫地答应：“没问题，我随时都能工作。”

大部分时间，音像店里只有我和皮特两人，老板偶尔过来，这个巴基斯坦老头有着隆起的啤酒肚和鹰钩大鼻子。印巴两国势同水火，可二人却在异国他乡相处融洽。只要时间合适，归去时老头都要捎上皮特一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两人一前一后钻进车内。有时皮特抱着塞满碟片的箱子，老头不放心，边走边回头叮嘱些什么，皮特连声诺诺，像一对父子。

老头一离开，我们溜出后门，坐在枫树下面抽烟。皮特在老头手底下干了一年多，有空时他就会聊起老头的故事。皮特很抠门，总是蹭我烟抽，一面喷云吐雾，一面和我说起来。

“你知道不，他老婆比他小二十岁。”他看着我，我当然不知道这些，只能摇头。于是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拉塞尔（老头名字）很厉害，他很成功。”

他去过老头家。在士嘉堡东南部的大房子，三层高，推开后院的栅栏，一大片草坪之外，是成片的森林。老头的房子被森林挽着，像是童话中的城堡。

“那房子非常的大！” 皮特双臂夸张地上下比划着，企图勾画出轮廓。眼中露出羡慕的神色，耸了耸肩，“我希望以后我也能像他那么有钱。”

皮特很崇拜这个巴基斯坦老头，“你看，拉塞尔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们不能么？”皮特得意地笑着，想要拍我肩膀。我揶揄他，“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靠卖色情片为生。”

他于是又耸耸肩，“终归这是份工作，不是么？”

我无法判定皮特是不是真的如此淡然，认定这是份正经工作。我们的工资低于加拿大最低时薪，店里生意不好，每天只能工作七个小时。电话里，我告诉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音像制品批发的工作，我特意对“音像制品”四个字含糊其辞，才使得这份工作听起来体面一些。

那时梅姐每周过来一次打扫房间，来的时候总是在傍晚，日色昏沉，弯腰拿着吸尘器在地上清扫。我们各自从房间出来和她打招呼，她一遍一遍地提醒着不要穿鞋在地毯上跑，垃圾必须分类，最常说的一句是：“这里可是加拿大，不是中国！”她把这句话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似乎忘记了自己也是从中国来的。

租客们都烦她，她也看不起租客。自从听说我在成人音像店工作，她每次出现带着老公或者儿子，就会躲躲闪闪。我难得落得清静，没去探寻原因，倒是其他房客神神秘秘地告诉我：“李渔，那老太婆私底下叫你小流氓，怕你动手动脚。”

说完，他哈哈大笑。

八月初的时候我们和梅姐吵了一架。起因是房间里的洗衣机坏了。这个投币洗衣机响起来像个拖拉机，总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焦糊味道。房客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东西搞不好会炸掉。现在它虽然没有爆炸，但至少不再制造噪音。唯一不高兴的只有房东，她先是埋怨我们洗衣服太多，又埋怨我们乱动搞坏了机器。“哎呀，我这个洗衣机，之前一直好好的，怕是你们不会用，用坏的吧。”

她一说话，又露出趾高气昂的样子。两个小留学生和她从洗衣房吵到客厅，从客厅吵到后院，那个江苏女孩哭哭啼啼：“我从小到大就没让人这么说过。”她坚持房东道歉，但房东最终上了车，一骑绝尘而去。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安慰这个女孩。她坐在客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用能想到最恶毒的语言骂着这个姓梅的女人，又发誓她绝对搬走，一天也不多呆。

只是还没等她下定决心，梅姐又回来了。一起过来的还有她老公，他依然沉默寡言，坐在边上沉默得像块儿石头。梅姐郑重其事地和我们道了歉，她说自己不该吵架，为此她刚刚去了教堂向主忏悔，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谅她。

临别时她站在门口，分别和两个女生相互拥抱，似乎欲言又止：“我下礼拜不过来，你们自己打扫一下。抱歉。”只是犹豫再三，却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我要回国几天。我妈妈死了。”

说完这些，眼圈瞬间红了。她变成一只小鸟，把头埋在身边男人的肩膀。我看着他们乘车远去心有戚戚焉。晚上特意和家里面视频。我看着父母，父母看着我，“你怎么瘦了？”

“眼花了吧。我好着呢。”

“要是不如意就回家吧，不丢人。”

我借口上厕所，合上电脑，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面，哭出了声。

夏天结束的时候，店里生意依然一塌糊涂。为了不让它歇业，我在脸书上打广告、让朋友帮忙分销，甚至特意做了海报，连夜贴在路旁指示牌下，缠上一串彩灯，通上电便闪闪发光，像一串暧昧的粉红色葡萄。然而店里依旧门可罗雀，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难得有几个客人看得多买得少，大多数面无表情。

他们都是可怜人，不修边幅，头发蓬乱，穿着肥大的西裤，皮鞋上永远蒙满灰尘，皮肤像是剖开的玉米窝头。目光躲躲闪闪，挂着腼腆的笑，显然缺乏自信，很容易让人猜到他们曾经如何远渡重洋，不惜一切代价来到加拿大，孤苦伶仃、没日没夜夜蜗居在唐人街打拼，被盘剥。

我总怕自己就此沉沦下去，也变成如此这般摸样。一天送走个福建人，看人出了后门，我小声说：“他是非法入境的。”我给皮特看了“多佛惨案”：58个偷渡者，被闷死去往英国的集装箱中。这些人怀着梦想出发，最终却命丧他乡，至死没有到达目的地。

皮特看完后沉默良久，拉着我到室外抽烟。他说他心情难受，又想起了自己的爸爸——这个印度人现在是个出租车司机，还在开车养家。他给我看了照片，一个普普通通的印度大叔，像街头那些印度司机一样，微胖，肤色黝黑。

没来加拿大时，他家在印度有房有地，父亲是中学教师，受人尊敬。皮特十几岁时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突然下决心要带着家人到加拿大。就算是全家人反对也在所不辞。那时无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和潮湿温热的印度相比，加拿大冰天雪地，简直是苦寒之地。

后来家里卖了房，卖了地，拿出了全部积蓄，坐在飞向加拿大的客机上，皮特看着下面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小，终于被厚重的云层掩埋。广播里传来正宗的加拿大英语，金发碧眼的空姐，屏幕上的航线图，无一不再提醒着他和故乡告别。

我以为皮特会怀念。因为他每天听着印度歌曲，看着印度舞蹈，最爱的电影是阿米尔汗的《未知死亡》，然而皮特说：“我才不会回印度。”

“你知道真实的印度是什么样子么？”皮特走到货架上，拣出一张印度色情片，封面上的女人瘦骨嶙峋。“这些可怜的女人都是街头找来的，代价仅仅是一顿饱饭或者一百卢比。”

“一百卢比差不多是两个加币。”怕我听不明白，他又提醒我：“渔，你今天中午吃的那条披萨是三个加币。”

“所以我绝对不会回印度。我宁可死在加拿大。”

一场雨让夏天彻底过去。雨一下起来，多伦多就突然冷了。我刚到加拿大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雨水，天空漆黑，被雨淋了满头。所以看到这雨，我多少有些惆怅。

梅姐不在的日子里，房子里忽然安静了许多。有时我们会唏嘘她人在海外，不能陪伴着父母变老，只是说着说着大家就变得沉默，免不了联想起自己的境地。害怕有一天自己也突然接到国内电话，也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

两个礼拜后梅姐归来。看上去她似乎消瘦了几许，我安慰了她几句，她平淡地说了声谢谢，又说老人走得很安详。她吸着地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常常看着地面发呆，一个地方吸了好久也不知道挪一下。

我们都知道她心情不好，于是要她休息，我们干活就好。她没有争执，靠着墙站在一旁。过了一会儿跟我说：“渔，你们有时间也要多关心关心父母。”我知道她在强忍着眼泪，不敢乱说什么，只回答说打算以后立足之后，就把父母接来。

我早已从一个替梅姐看护房子的教友那儿得知梅姐从前的生活。来加拿大之前，梅姐和老公生活让人羡慕。两个人在上海，一个是外企的中方副总，一个是私企中层领导，一年收入足够在浦西买一套最好的房子。九十年代初出国潮时他们来到加拿大，除了行李中的衣服鞋子，还有一手提箱的钱。

只是万事并不如心。生活像是高空自由落体，从前的经验毫无用处。在异国他乡生活坎坷，读书出来却找不到工作，为了生存下来，梅姐老公白天打电话找工作，晚上开车送外卖，梅姐则放下尊严到大学食堂里面卖饭。最难时口袋里只剩下五块钱，每天靠泡面为生。可偏偏男人又突然患上了抑郁症，本来开朗健谈的一个人整日把自己锁起来，不出门也不见阳光，见天一言不发如同朽木。

原本信佛的梅姐改信基督教，在异国他乡，他们只能寄托于信仰。每个周末，在士嘉堡东北部的那个小教堂中，一群老移民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做饭，大家在异国他乡抱团取火。

“以前我也觉得时间多得很。”年轻时候她总觉得条件不好，妈妈过来也是跟着吃苦，等到条件稍稍好转，妈妈却年纪大了，经不起舟车劳顿。“我就是好面子，一直撑着不回国，现在好了，我没了妈妈，彻底不用回国了。”

他说自己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穿着西服领带，挨家挨户卖各种奇怪的清洁用品。每天嘴角微笑，被拒绝吃了闭门羹也要微笑，久而久之，嘴唇总是撅着几乎能挂衣裳架。后来他又做过售货员、装卸工、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也赚不了多少钱。

“最缺钱的时候，我甚至要去做脱衣舞男。不过，那帮混球没要我。”老头骄傲的昂着头，我看到他的白发向后散开，像是只白狮。“渔，你要记着你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拍了拍自己胸口，“你要做正确的选择。”

离别之后，我独自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无业游民。

窗外不远处灯火明亮，门口中餐厅还亮着，我思虑再三还是爬起来，去买了一份新加坡炒面，在路灯下边走边吃。房子就在不远处，夜色中这栋白色木屋像个巨大的集装箱。我害怕回到集装箱之中，害怕自己会像难民一样再也走不出来。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失眠，站在黑夜中，发了疯地想家。

这世界上最肮脏的莫过于自尊心。我心里多少有些伤感。对梅姐而言，家乡是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像许多人一样，当年放下一切选择离开，要是不能衣锦还乡成了笑话，那就不要还乡好了。只有鄙视着比自己还要不如意的人们，心里才稍微好受一些。

九月底的时候，拉塞尔决定把店关了。眼看生意不好，这个老头决定止损。皮特和我只能留下一个随他去其他店铺，我是新人，皮特是老员工又和他亲近，最后的选择不言而喻。

他挑了一天收拾店铺。我们清空货架，把一袋袋光盘塞进卡车，一路向西南，走到城市边缘。那里是他家所在。如皮特所说，老头的房子确实很大，虽然不是想象中的城堡，但是有巨大的后院，用篱笆紧紧扎起来，种了两棵不知名的大树。树叶黄了，挂在树梢上晃晃悠悠，看起来随时要掉落。

我们一起去街角一个巴基斯坦餐厅。吃饭时，他忽然问我：“渔，你有什么打算么？”

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