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加坡火了？

中国人口中的“坡县”在发生什么？

很长时间里，世界的运行规律都被默认为“The Big，The Better”，直到这段时间的“新加坡热”。

为什么说新加坡火了？中国人口中的“坡县”在发生什么？简单归纳，大致有三。

第一，富人投资。

富豪投资、移民不是个新鲜话题，此前《家办新智点》的文章称：随着全球富人都在寻找资产避风港，许多超级富豪蜂拥至新加坡，去成立家族办公室，具体的现象是“申请量突破过去一年的纪录”，相应的，就是时间拉长，门槛提纲，如今要在新加坡注册免税的家族办公室，得等待至少8个月，而一年前只需4个月。

新加坡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约有400家的家族办公室，其中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和对冲基金富翁Ray Dalio等人。

这不难理解，新加坡是低税率的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又是移民国家，而如今世界格局愈加不明朗，俄罗斯富豪的处境大家都看在眼里，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变得尤为重要。我认识的律师程欣说，她所在的“坡县中国律师群”中，这段时间来咨询移民、留学、家族办公室的人数明显增加。

第二，产业转移。

且不提新加坡已经几近加密货币与Web3的全球大本营，Shein已经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全球汽车芯片巨头安森美(Onsemi)半导体宣布，将关闭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并将其迁往新加坡，也不止中国，包括戴森在内的诸多国际企业，也以各种形式新加坡设立了总部。

金融业更是如此，诸位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都知道此前新交所在全球市场的权重如何，而现在呢？

新加坡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陈庆告诉我，新加坡在管资产4万亿新币（2.9万亿美元），年增长率15.7%。其中76%的在管资产来自境外，自2020年到2021年年初，已有229个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司法管辖区内注册。

第三，中产移民。

中产阶级也对新加坡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冯佳（化名）是我的同学，2019年举家迁往新加坡后，有不少朋友都陆续向她咨询过移民新加坡的相关问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甚至表示，有“几十亿人正排队进入新加坡”，没错，他说的是“several billions”。

摆在明面上的，是香港、上海与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看似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GDP实现对香港的反超，而且幅度不小。人们喜闻乐见的正是这种单纯的数字较量，就像虎扑热衷于为美女帅哥打分排名，喜欢谈球员的“历史地位”。

其实单一时间点上的数据证明不了太多，我真正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人口仅500余万，面积没有香港大的“弹丸之地”，新加坡如何从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进一步讲，富豪投资、产业转移、中产移民，分别代表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资本的流动与作为自由人的选择，这三者与新加坡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那么，再加上Web3.0呢？

现在或许很难给出答案，但至少它是个有趣的问题。

优秀的CEO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人们很喜欢说新加坡有一个好的“CEO”。当人们在将他们的领导者描述为CEO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描述他们的决策行为。

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的CEO做了不少重大决策，始终锚定李光耀的一句话，“新加坡这个国家没有资源，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民”。

可如果人民罢工了，怎么办？

1980年，新加坡航空发生过一次大罢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只花一小时即平息了风波，他与工人沟通的核心，简要说就一句话：要么干，要么滚，大不了再造一个新航。

要知道这时新加坡禁止罢工法律已经生效，而新航可以算是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与世界各大洲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先后开辟了美国、加拿大、欧洲、非洲等航线，更是以高水准服务著称，可以说是对外联系的命脉和名片。

为什么会有禁止罢工这样的法律？1968年英国陆续撤军以后带来大量失业，且由于刚刚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两国关系也非常紧张，可想而知生存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陆续颁布的《雇佣法令》和《工业关系法令》，极大地限制了劳工权利，当然也包括罢工。

试想，一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工权力又有诸多限制，李光耀一直是CEO，而且新加坡虽说和美国关系挺好，但与苏联也一直眉来眼去，这都是被西方国家诟病的地方，所以新航罢工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有人正等着看笑话呢！

这事儿还有一个大背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世界范围都掀起左翼运动，以新加坡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也一直被西方国家批评是“独裁政府”。

但一个一穷二白、资源贫乏的国家，又不可能像大航海时代那样疯狂殖民，就只能让所有人埋头把精力放在发展上，作家唐诺的话说，就是要从工人的手里，把第一笔资本从“无中生有极艰难的、极难忍受的、背反基本人性的，从并没有多少剩余的彼此生活里硬生生挤出来。”

一旦新航罢工处理不好，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就会爆发，引发全国性的冲击。所以这就是新加坡，把本就不多的人心凝聚起来是最重要的。事件平息之后，李光耀取消了所有参与罢工人员的永久居民资格，并驱逐出境，这也是新加坡最后一起有影响力的罢工。

从1968年到1980年，新加坡的GDP从14.26亿美元，增长到118.96亿美元，此后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位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要说一句都是从新加坡人身上“榨”出来的，也不算过分。

但硬币的一面是面临的生存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面则是必须融入西方那套政治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这听起来难度就不小，新加坡的CEO是如何解决的？

先说这么个事，前阵子我看的娱乐节目中，一位知名歌手认为“一首网络红歌可以做30秒BGM，但承载不了更大的舞台”，画外音是就算 在抖音再火，到了节目里还是得专业导师说了算。

这句话道出了这个世界的通行规则：大到国家关系小到职场，只要是舞台就总有“定义者”和“被定义者”。

话虽这样说，但这档节目为什么还需要网络热歌和网络歌手？进一步讲，所有人都想做定义者，但做不到怎么办？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在《动荡时代》中，有一段日本货币政策是如何被“拿捏”的描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西方国家奉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基于此制定了一套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他并不认同这一模型适用于日本货币政策，但作为日本央行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如果不理解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被视为共同语言的计量模型，就很难与海外同行进行对话”，并且还“面临国内经济学者的指责。”

日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白川方明的叙述，都快被整麻了，日本显然是个失败“定义者”，新加坡想要从火中取栗，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性的自我，因为她的自我总是被别人定义”，这是人类学家项飚的论断。

新加坡的做法是去观察、然后嵌入。项飚告诉我们，观察的意思由近及远，与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到作为东南亚、远东的一部分，再到英美全球地缘格局，从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观察，然后扮演中间人去调和关系完成嵌入，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新加坡是个“被定义者”， 但从结果来看，新加坡CEO这一套从观察到嵌入的战略和手段，无疑是非常高明和成功的。

高效的体制

纵览新加坡几十年间，你会很容易得到它“从边缘到中心”的观察结论，但除了“CEO”的各种决策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建设对路，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乃至清洁的街道、花园般的城市，都是富豪与中产用钱、用脚投票的理由。

这套体制又是怎么来的呢？

先是心态。

“新加坡是极其清晰的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项飚如此评价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对他来说，认识到这种边缘“把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

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叫象征性、符号性的思维？除了美国这类政治案例，商业上可以从Tiktok最近的一件事找到线索。

去年十月，Tiktok在英国上线电商业务，但表现上远不如国内抖音电商那般突出，字节跳动高管Joshua Ma作为Tiktok欧洲电商的负责人，对员工表示“作为一个‘资本家’，我认为没有任何公司必须提供产假。”

这句话捅了大篓子，《金融时报》称，Tiktok激进的企业精神与英国员工的办公环境背道而驰，这一文化冲突不仅引发了离职潮，还让舆论只注意到Tiktok快速崛起的背后，牺牲的作为人的东西，很快Joshua Ma就被从相关位置撤下。

按理说作为一家跨国公司高管，说这种话简直“蠢透了”，但这就是项飚所谓“位于中心的那种自大”，考虑的角度从来只有自己高管的身份、Tiktok是热门公司、抖音电商国内的成功这些“象征性、符号性”的东西，没有考虑到员工作为人的尊严、具体执行细节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被自我的论述淹没”。

所以，这么看的话，新加坡的“边缘”反倒有其优点。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比如新冠疫情以来，民众和外界对新加坡的疫情政策多有褒贬，但至少对冯佳来说，新加坡政府的考虑、执行都非常高效、细致，她和老公在国内是小有所成的创业者，拿过一轮数百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虽说发展谈不上迅猛但日子过的也算滋润，2008年初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一直想出去看看的好奇，让冯佳打定了移民的主意。

由于还得照顾国内生意，一开始目的地就瞄准了新加坡，夫妻俩在当地成立了一家AI招聘公司，一来可以拿个身份，二来也抱着创业的心态，但异国经营困难重重，现在基本成了一家空壳公司，不过自2020年以来，冯佳至少拿到了三次政府发放的疫情补助。

冯佳向我介绍，新加坡政府会按照行业类别，给中小企业发放现金以覆盖工资等运营成本，对于食阁这类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线下企业，亦或是因居家办公导致的办公室空置，还有不同程度的租金补助，个人层面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甚至技能培训、考证，“政府都给你买单”。

相比于她在国内的公司，冯佳认为新加坡人“身在福中不知福”，“直接把钱打到公司账户，连领都不用领。”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惊输”的民间文化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在我看来，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程欣2010年在新加坡从事海商法，呆了近四年时间，她比较深刻的体会是，“新加坡不允许有任何北欧式的福利存在，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拿资本市场来说，前一阵蔚来汽车在新交所挂牌，着实为新交所带了一波势能，陈庆给投中网的回复中，数次强调新加坡非常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会根据市场的变化和需求，调整和适应市场的变化，除了政策以外，将通过国际化和高市场化程度的运作，欢迎中概股在新加坡落地。

就连区块链与web3——我一直认为与传统交易所有竞争关系——也被陈庆看做是机遇，“新交所是亚洲多元资产交易的门户，我们的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管理风险。在拥抱新科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机会”，她表示新交所与淡马锡的数码资产合资企业Marketnode就利用了相关技术。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 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

所以我理解新加坡的市场化实质是被动地吸纳一切，包括移民、web3乃至于东西方的不同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文化、商业、金融等方向上的碰撞，由此将创造出属于新加坡的、独特的新东西。

但融合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不适应症乃至阵痛，承受者只能是属于上一个时代的民众。用项飚的说法，新加坡的存在实际违反了历史自然规律，所以要不断努力走在历史前头，“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认为是自然而然的”。

冯佳告诉我，惊输（Kiasu）的意思是怕输，怕事事落后于人，据说是源自闽南语的“惊死（怕死）”，这可能就是新加坡立国以来，在由边缘向中心迈进的过程中，儒家文化与全面市场化结合的产物。

程欣也谈到，新加坡到处能看到六七十岁在食阁打工的老人，“在新加坡，法律不会给人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未必不是“惊输”的代价。

根据Sleepseeker的研究，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最疲劳的国家，疲劳评分为7.20，其次是墨西哥7.01、巴西6.28，其他进入前10名的国家还有美国5.57、日本5.32、英国4.82、新西兰4.74、澳大利亚4.72、中国4.59和加拿大4.39。

平均年工作时间上，新加坡排名第二，为2238 小时，墨西哥以2255小时位居榜首，仅比新加坡高17个小时，中国以2174 名列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