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岭：天可汗的光与影——费子智、谷川道雄撰唐太宗传记两种之研究

一、异域之眼中的唐太宗

自义宁元年(618)五月李渊接受隋恭帝禅让，至天佑四年(907)四月朱温迫使李柷退位建立后梁，这将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古代最璀璨的朝代——唐。

唐朝、唐代、大唐帝国，这些不同的称呼所代表的时代，或者说上延一点，合称“隋唐世界帝国”的这个时代，是中国史，乃至东亚史、世界史上最为典型、最为重要的一个时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云：“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1即是当时盛况之一斑。当然，最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津津乐道的，是贞观四年(631)唐太宗被漠北铁勒等部推为“天可汗”2，这意味着他从大唐的皇帝，升格为亚欧大陆东部的主人，有责任维持世界秩序。基于“人才主义”的理念，唐太宗文武并重，从外王功业到内圣修为，这种影响力，不仅仅波及唐代或是唐以后的朝代，更是被近现代的中外学者所广为重视与研究。

大唐帝国在整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史上的地位，固然毋庸赘论，而这其中，对于唐代尤其对盛唐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的传记作品，不仅仅在中国，也在海外屡见不鲜。

这种人物传记的盛况是中国史其他朝代的帝王罕能相比的。但迄今为止，国内对于海外的唐太宗传记——限于语言障碍及文献获得——其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在西方世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关于李世民的传记。如C.P.Fitzgerald(1902-1992，以下简称其中译名：费子智)所著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3。就笔者陋见所及，美国近年还出版了两本英文李世民传记，分别是Hing Ming Hung的Li Shi Min， Founding theTang Dynasty：Strategies that Made China the Greatest Empire in Asia4，以及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的Heavenly Khan：A Biography of Emperor Tang Taizong (Li Shimin)5。这些书名中，多含有“Biography”的字样，因此作者可以在史实的基础上，作为人物传记展开程度不同的文学想象。此外，与唐太宗密切相关的魏征也有英文传记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6

欧美之外，日本对于唐代一直有特殊的感情。涉及唐代人物的小说、传记层面上，早期广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当属井上靖，他的唐代主题的中译本小说集《井上靖西域小说选》由冰心作序，大获美誉，其中好几篇如《敦煌》《苍狼》还被拍成了电影。此外，有为数不少的日本李世民文学传记没有中译本，如清家莹三郎《唐の太宗》(1934)7，被誉为“日本的金庸”田中芳树的《隋唐演義〈3〉太宗李世民ノ巻》8，田中芳树的弟子小前亮也著有小说《李世民》9。较近出版的李世民文学传记，是塚本青史的《李世民上：玄武篇》与《李世民下：贞观篇》。10此外，尚有一位东洋史学家谷川道雄，他本人在中国中古史领域已有盛名，谷川道雄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撰写过一本关于唐太宗的人物传记著作《唐の太宗》11。

然而这些东洋、西洋“异域之眼”中的唐太宗传记，在中国文史学界除了偶在学者注释中出现一二引用之外，半个多世纪来，几乎没有针对他们传记本身进行研究的论文，颇为可惜。

二、“二战”阴云前夜的唐代名君想象

费子智著《天之子：唐朝的建立者李世民传记》(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初版于1933年，是西方世界开天荒第一部唐太宗传记，因为非常畅销，出版两年后就有了法文译本(1935)，此后在1970年、2015年，又分别在台北及剑桥大学出版社被重印。

费子智1902年出生于英国，曾经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学习汉语，于1923年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一直到1949年底，近三十年的时光都流连在中国大地上。此后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教职，直到1972年去世。著有二十余本作品，与古代中国有关的，除了1933年撰写的《天之子》外，尚有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一书，非常前沿地用了文化史的概念，此书初版于《天之子》成书后的两年(1935年)，此后重版重印多次，笔者买到的是第3版第16次印刷版，可见这是20世纪早期西方了解古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离开中国后，他还出版了关于武则天的传记The Empress Wu13，可谓激发了此后西方对于唐代的文学兴趣。除此之外，费子智还撰写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研究的书籍。1412

不过，较为遗憾的是，国内学界目前只翻译出版了他的一本著作，即其晚年回忆录《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15，从他中译名(菲茨杰拉尔德)的混乱就可知国内对于费子智的研究业绩尚不明了。

费子智《天之子》一书的正文共标十章16，其中第一章《隋王朝的覆灭》前面还有一个《序言：公元七世纪的中国》，第六章《玄武门之变》和第七章《征服突厥》之间还有一个《插曲：李世民的性格》，所以正文实际上应该是十二章。

首先在行文上，作者充分考虑到了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部英语唐太宗传记的特殊性，在《序言》前面列了《重要人名表》《唐室系谱表》《中国人名命名法》。在《序言：公元七世纪的中国》中，费子智用极其精炼的笔墨，迅速勾勒出隋唐之前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大略；同时，因为是传记性质的著作，费子智也充分利用了文学性比喻。比如，在讲到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后，费子智说道：

(六朝)南京，就像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是上层文化的中心，也是典雅文明的避难所。同时，南方中华帝国，就像拜占庭，更多的是在不连续进入的敌人下延续着，而非靠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两者结局是不一样的，欧洲保持了永久的分裂，失去的不仅是政治的统一，而且是过去的古典语言与文化。相反，(隋唐)中国则吸收了鞑靼等北族，重建了古老的帝国，恢复了古代的文化，取得了之前从未达到过的辉煌。

在这些巨大的成就之中，李世民扮演了改变东方世界历史的角色，因为中国的恢复在他建立的王朝之下得到了巩固。中古中国为什么能成功复苏，而东罗马帝国为什么失败，这值得我们审视。17

简单几语，就将六朝后期的南京与西方读者熟悉的君士坦丁堡、拜占庭联系起来，为下文讲述李世民的登场做好了铺垫。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此书写作的背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约五年后即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费子智此刻将面临北族南下的南朝中国与欧洲作对比，可谓用心良苦。当时，不少欧洲人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军事现状都不大看得起，认为领导亚洲的应当是日本。费子智说：

在英格兰，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都一窍不通。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腐败无能的国家，注定被日本征服。这种看法无疑忽视了过去的历史。这里说的“过去”不是指十九世纪的“过去”。十九世纪，中国政府的确腐败无能，外国人持有这种论调不足为怪。但是，在更早的年代，中国不仅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们在政府组织和工作效率方面，远比欧洲先进。18

费子智在“二战”到来前，已经游历了中国内地的许多古迹，煞费苦心地选取唐太宗来“研究在面临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挑战的情况下，他们(唐代早期)为什么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18无疑其背后的意图，是想通过领导古代东亚的、唐太宗的传记来彻底改变欧洲人对于明清中国腐败无能的成见。

为了展现李世民的英武，费子智特意选取了“汜水之战”(The Battle of Ssǔ Shui)，这是迄今为止的李世民传记，甚至是隋唐通史19都不太过多描写的地方，记载最详细的《资治通鉴》，大约六百余字20，但费子智却专门铺陈用了一章的笔墨。隋末群雄，自公元618年李密失败到620年唐军向东方进攻的这三年间，主要割据势力是：王世充(建号“郑”)占据洛阳，窦建德(建号“夏”)占据河北。公元620年7月，唐军稳定了西北局面后，派秦王李世民统帅大军进攻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来救，第二年5月，李世民与窦建德的大军围绕汜水布阵决战。费子智写道：

李世民不得不做出他有生以来最严酷的军事决定，夏的军队数倍于自己，而且装备精良，迄今为止战无不胜。21

接下来，费子智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李世民如何在汜水之滨英武地大败劲敌窦建德。决战开始之际：

李世民的骑兵分遣队宇文士及突击夏的军阵，敌人士兵的阵型被分散和变形了，呈现出混乱的移动，一些在后撤，另一些则在试图重新整合阵型。李世民注视着这一切，大声呼喊：“现在我们进攻!”这位王子一骑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身后，紧跟着的是全部出击的唐军。他们从斜坡上冲下，顺势穿过平地，进而渡过汜水的溪流，与混乱的夏军展开决战。22

为了说明这次战役的意义，费子智自己画了一幅汜水对阵图，西方的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看出对阵的唐(Tang)、夏(Hsia)两方阵地。晚年费子智回忆自己撰写《天之子·汜水之战》这一章时，说道：“汜水战役虽然完全不被西方世界知道，但它的重要性却可以与阿克什姆战役相提并论。”23阿克什姆战役，今又译为亚克兴角战役(Battle of Actium)。如果说亚克兴角战役决定了罗马帝国的统一与扩大，那么，欧美读者也一定会联想到汜水之战在中国统一历程上的重大意义。

对内作战的胜利使得统一的唐帝国，随即就要面对北方的强敌突厥，费子智又用《征服突厥》一章的笔墨重点描写李世民对外作战的胜利。他说：“当李世民登上帝座时，唐帝国最紧迫的问题就是防守住北方的边境，并对付突厥的进攻。”24其寓意不言自明——中国能否独自对抗强敌？——这个语境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意义已经超出了一本传记的内涵。近二十页细致入微的描写，将唐帝国如何打败突厥的经过，亦文亦史地勾勒出来，同时不忘时刻将之与罗马帝国和蛮族的战争进行比较。这一章的末尾，费子智写道：

从内蒙古到戈壁沙漠边缘，随着对突厥战争的大胜，漠北部落和酋长都臣属于中国的皇帝。而中国的皇帝，根据漠北可汗们的提议，一度被命名为“天可汗(Heavenly Khan)”。25

虽然说唐帝国对突厥汗国的胜利，原因是多层的；而费子智愿意将这一切主要归功于“天可汗”李世民个人：

李世民是一个富有行动力的男人，一个战场上的将军，或者是一个军事会议上的出色战略家。总之，他的性格果断，警觉，有洞察力。26

唐代“皇帝”的概念，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天下为公”。帝国不再是统治者的私有品，公德是“天之子”之所以能统治天下的最核心要素。这一点，从费子智《天之子》，直到它成书七十多年后的2009年英文版《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都有明确的类似表述。27可见在费子智奠定的论述基础上，欧美文学和史学界对于李世民的若干认知是一脉相承的。

书中的一些地方，从纯粹史学角度考虑，或有可以相商之处，但考虑到费子智对于中国的热爱，以及他唤醒欧美人对于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的信心，此书功绩甚伟。他说古代中国虽然经历了分裂和衰弱，但唐帝国不久就重新屹立于欧亚大陆上，而“这一伟大复兴的缔造者，就是唐太宗”。28

三、 “义”的世界：中国中世社会之根基

西洋东洋相映成辉，就在费子智的退休之年(1967)，日本也恰好在同一年出版了谷川道雄的传记作品《唐太宗》(日语原名《唐の太宗》)。

谷川道雄(たにがわ みちお、1925-2013)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者，出生于熊本县水俣市。谷川道雄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历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京都大学文学部、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关于谷川道雄是否读过费子智的《天之子》，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有费子智《天之子》等著作，作为京大史学科毕业的高材生，谷川道雄完全有可能借出此书阅读。

谷川道雄的主要史学著作有：《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筑摩书房1971年版(此书有李济沧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此书有马彪中译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29此外，谷川道雄还编著过不少著作。30相对于中文学界，谷川道雄的学术思想更早地为北美学界所熟知。他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的节译本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由傅佛果(Joshua A.Fogel)于1985年译出。31

作为史学家，谷川道雄42岁时写出的第一本著作却是人物传记——《唐太宗》。这本书是宫崎市定监修的“中国人物丛书”第二期12本中的一种32。“中国人物丛书”两期共24本，大多撰写、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执笔者多为有京都学派学统的中坚学者。其中有一些得到了重印、重版、文库化、中译，33但也有一些初版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了解一位学者的基本思想，成名作固然重要，但第一本“少作”往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作者的思想缘起与演变轨迹。

谷川道雄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自述：“经过反复的辗转与苦恼以后，决心从根源上重新把握唐朝权力，也就是需要追溯至唐朝的形成过程当中，从那里找出唐朝的原初形态。”34如果从学理上阐释，谷川晚年在一部对话录中认为：形成隋唐帝国高峰的谷底，一直可以追溯到六镇之乱。35这种上下求索、探求唐帝国形成轨迹的努力，除了他的史学著作外，其实早在《唐太宗》一书中，就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文学性的手法加以体现。

除去该书的《后记》《太宗年谱》《索引》，此书共分十一章。36第一章第一节《被背叛的青春》，出乎意料地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写李世民的出生，而是直接写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615)被突厥围困于雁门：

大业十一年的秋天，遄流于山西台地的汾水水面，忽然浮出许多木片，漂流而去。不清楚的人拿起来一看，以为是朝廷的文书。可是，这却不是文书，而是隋炀帝发布天下的募兵诏书!37

这一年，李世民16岁，他应募起兵相救，谷川道雄写道：

当时的时局已是内乱肇始，在年轻的李世民眼中如何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是一位智慧的正义派，对于隋炀帝的虐政，固然是义愤填膺，但是，面对突厥来袭这样的国家紧急募兵诏书，又燃烧起了青年的热血。

然而解围之后，隋炀帝并没有实现他最初募兵诏书所云结束高句丽征战、奖赏勤王将士的约定。对于16岁的李世民来说，谷川道雄认为这是贵重的少年体验，在他自己称帝，甚至成为“天可汗”后，这种少年时期被背叛的感觉依旧提醒李世民：“义”是天下人共守之准则。固然从史料上无法抽绎出这样的因果关系，但是文学传记这一题材，却给予了谷川道雄合情合理想象的空间。

在京都学派的中国中古文史叙述系谱上，诸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T’ang Sung Transition，或是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或是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说，都非常有影响力。谷川道雄在此书第一章第三节，从“六镇之乱”——武川镇剖析了唐帝国的远流。这种长线条的做法，其实就是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一脉相承而来。谷川道雄认为，诸种现象的变化，其实背后都是人的变化，他说“所谓唐宋变革，本质上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38因此，研究具体的人，或是说描写具体的人，是从他第一本人物传记《唐太宗》到学术专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以贯之的思路。

此外，对于“义”的重要性，是六朝乱世迄隋唐社会的共同体根基。这种理解，虽然上世纪六十年代，谷川道雄与川胜义雄联手倡导“六朝贵族制”的鼎盛期尚未到来，但在如描写隋将尧君素时，谷川氏说：

尧君素的传记，收录于《隋书》的《诚节传》。史书只是举出他的出身“魏郡汤阴(河南省)人”，其他并无多言了。恐怕他并不是那种抱有：自己是有着与天子对等声望之上的贵族的意识吧。那个时代，与民众相近的阶层的人，因为勇武，被君主拔擢而起的例子，在史书上很多。尧君素也是那样的人物。不得不长期处于贵族阶层之下的他们，因为遇到君主的厚恩，这种感激，强烈地影响了他们如何决定自己的生涯。甚至君主自身的道德有缺，但尧君素他们也还是有自己的独立性，行走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隋炀帝的低劣与他们的崇高，可谓互为表里，这就是隋末内乱时期的人间诸像。39

这位隋将尧君素，最后被降唐的部将所杀。这里，谷川道雄标举的尧君素这样的独立于君王之外的“人间大义”，或许有些日本武士道的影子，也可以说是他今后“共同体”理论的先导。

谷川道雄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40同样，这种对于隋末乱世“义”的存在，谷川道雄笔下更为推崇的是窦建德，对于他的兴起与他的失败，作为史家的谷川道雄，笔端赋予了很多感情。他说：

窦建德生来即为侠义的人，再加上他广阔的视野，使他脱离了土匪的偏狭，获得了与几乎都为贵族出身的群雄，一起逐鹿中原的地位。39

在窦建德失败身死之后，谷川写道：

一介农民窦建德所打开的信义之国，至此并未完全消去。下一个刘黑闼及其残党，他们执拗的抗战，就是为了继承窦建德的遗志。

巧合的是，这种对于窦建德“义”的认识，在香港武侠小说大家黄易的《大唐双龙传》中也有很好的体现。窦建德在与小说主人公寇仲的对话中，也自认为能够讨灭宇文化及，攻陷黎阳等，凭借的就是“仁义”。41一中一外，一文一史，可谓殊途同归。

《唐太宗》一书认为在“义”的世界中唱主角的，无疑是那些个人色彩浓厚的英雄们。谷川在杨玄感起义失败之后写道：

英雄的命，好像花一样短暂。39

总之，在叙述隋末群雄之后，谷川道雄的笔墨重点移到李世民身上。同样，谷川对于李世民性格中的“智而不奸”给予了浓厚的赞许笔墨。而在玄武门之变一节结束时，谷川道雄说道：“真正的唐帝国时代，从现在开始了。”39尤其在李世民完成武功，成为“天可汗”之后，谷川道雄跳出常规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视角，重点分析了“天子无私”的概念，多处可以看到“共同体”的影子。

谷川道雄在描写到李世民登基时，还特别回忆了开篇的隋炀帝雁门之围：

雁门被突厥围困之时，(隋炀帝)宣布了好几条与天下人的约束，但在其后又自食其言。约束，是人心与人心的关系。而不再想去践踏这种关系的独裁者(唐太宗)，至此方才出现了。39

在这里，“守约的独裁者”与“不守约的独裁者”之间的差别，在于是否遵守与“民众”的承诺。这本文学传记对于“民众”力量的肯定，与我们国内的唐代历史记述或文学传记有一定程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

第八和第九章，无疑是天可汗光辉之下的“阴影”，如第八章第一节《扩大的空虚感》云：

帝王之道甚为严酷，归根到底是一种空虚。虽然自己有才能、也有欲望，但是必须将它抑制在极限状态下。帝王之道是全力发挥众人之道。“舍小我而生大我”，虽然看起来是简单之语，但是，帝王也是有自己的肉体与欲望的人啊。

帝王作为“人”而又必须克服“人”的极限，这种悖论的描述，也正是贯穿了谷川道雄的“完整人间相”的构思。在这一思路下，谷川道雄认为唐太宗晚年建造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也是一种“寂寥感”的体现：

如果我们推测唐太宗命令阎立本制作肖像画的心境，并不是一种与众人一起奔向未来的心情，毋宁说是其反面：追想已经过去的荣光吧。证据就是，二十四功臣的半数，至此已经去世了。

天可汗“影”的一面，史学家谷川道雄利用文学之笔，很好地勾勒了出来。最后的第十一章四节《心系死后》《参天可汗道》《高句丽平定作战》《终焉》的布局，也体现了谷川道雄这一用心。他最后写道：

然而，人生的经营，也许原本就是如此。被期待成为永恒的事物，如果不是在瞬间崩坏了，那么历史就应该不存在了吧。但是，有价值的人生，却是超越了这样的历史，放出了不灭之光。唐太宗所打开的人生，超越了唐朝的治乱兴亡，被后世历代的为政者所敬仰。42

我们读谷川道雄《唐太宗》，也一定会有感于半个多世纪前，一个外国学者对于唐太宗“不灭之光”的激动心境。

四、结语：风月同天

如果笼统地问“西方人为什么要关注唐代”，以及“日本人为什么要关注唐代”，答案恐怕会过于枝蔓。本文所选取的这两位外国人撰写的李世民传记，一位是欧洲人三十年代之作，一位是日本人六十年代之作。两本都是他们的少作，命运也非常相似，分别在他们所处的年代，唤醒了欧美人及日本人对于中国的重新理解。

虽然说，两书创作的手法多有不同(比如，同样是对于窦建德的描写，两本传记都是重点刻画，费子智意在烘托李世民的英武、决断；而谷川道雄则是反衬出“义”的世界)，但是，他们文字背后对于中国文化浓浓的热爱之情，力透纸背。

201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重印费子智《天之子》，封底有一段介绍说：“此书提供了一本综合的唐太宗传记(中略)，任何对唐太宗及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部书的价值。”从初版至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编辑们依旧认为此书对“任何对唐太宗感兴趣的人”都有价值，这种价值是植根于唐代历史的优秀文笔所勾勒出来的唐太宗形象，使得这部书再次进入西方一般读者的视野。比如著名华裔学者王赓武先生在纪念费子智的文章中，说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汉学学者，还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43

就谷川道雄来说，同样在京都学派里面，谷川道雄的友人川胜义雄认为中国的皇帝与日本的皇帝在象征意义上的差别，44或许是这样的差别，导致了谷川道雄去深入思考唐太宗个人的特质。与费子智书中时常将唐帝国与罗马帝国对比相似，谷川道雄则常常将唐代的情况与古代日本作比较，比如提到唐代的“国子祭酒”，说“好比现在日本的东大总长(东京大学校长)这样的人物”。

无论是费子智还是谷川道雄，他们对于古代中国都不是视为铁板一块。为了改变他们所在国家与地区(欧美、日本)在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和现代的负面印象，他们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以狮子搏兔之力，创作了《天之子》与《唐太宗》。随着阅读越来越体会到他们的绵密功力，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文化最困难时期的“域外护法”。唐代日本皇子曾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鉴真大师亦感之而东渡弘法。唐代，是中国古代最有吸引力的朝代之一。海外类似费子智《天之子》、谷川道雄《唐太宗》这种优秀的唐代文学传记，如开篇说叙，其数量不在少数，可惜在中国读书界知之甚少。

我们阅读这些海外传记时，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其描写天可汗李世民的“光”——正面的文本叙述与笔法，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留心他们为什么写李世民的言外之意，也就是“影”——如何从唐代看现实中国的文化特质。故而不能单单就传记谈传记，在这些海外传记光与影的流连中，后者尤其是我们作为本土学者要引起关注的地方。

注释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2 近期关于“天可汗”的研究，如朱振宏：《大唐世界与“皇帝·天可汗”之研究》，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第三章《天可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朴汉济：《大唐帝国及其遗产：胡汉统合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可汗圈域扩大至中原与皇帝天可汗》，首尔：韩国世昌出版社，2015年，第220-231页。Pan Yihong，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997).

3C.P.Fitzgerald，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3).

4Hing Ming Hung，Li Shi Min，Founding the Tang Dynasty：Strategies that Made China the Greatest Empire in Asia (Algora Publishing，2013).

5Victor Cunrui Xiong，Heavenly Khan：A Biography of Emperor Tang Taizong (Li Shimin)，(New York：Airiti Press，2014).此书承蒙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代购，谨表谢忱。

6Howard J.Wechsler，Mirror to the Son of Heaven：Wei Cheng at the Court of T’ang T’ai-tsung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7清家莹三郎：《唐の太宗》，东京：康文社，1934年。清家莹三郎在这本人物传记之外，尚著有《唐の太宗と隋唐文化》，东京：光风馆，1942年。

8田中芳树：《隋唐演義〈3〉太宗李世民ノ巻》，东京：中央公论社，2004年。案：这本是取自中国《隋唐演义》而加以发挥而成。

9小前亮：《李世民》，东京：讲谈社，2005年版，2008年再版。

10塚本青史：《李世民上：玄武篇》、《李世民下：贞观篇》，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2年。

11谷川道雄：《唐の太宗》，东京：人物往来社，1967年。

12这里的“异域之眼”借用兴膳宏书名。参兴膳宏：《异域の眼：中国文化散策》，东京：筑摩书房，1995年。

13C.P.Fitzgerald，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The Cressert Press，1935).

14C.P.Fitzgerald，The Empress Wu (Cheshire，1955).

15C.P.Fitzgerald，Tower of Five Glories：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 Li (Hyperion Press，1973).

16C.P.菲茨杰拉尔德著，郇中、李尧译：《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17这十章章名试译如次：第一章，隋王朝的覆灭；第二章，唐王朝的建立；第三章，征服西北中国；第四章，汜水之战；第五章，和平与巩固；第六章，玄武门之变；第七章，征服突厥；第八章，长安的宫廷；第九章，皇太子李承乾的灾难；第十章，高句丽之战及其晚年。

18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4.

19 《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第161、162页。

20比如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都没有花太多笔墨于“汜水之战”。如王仲荦书，写汜水之战约三行，当然，通史的性质限制了他们展开叙述。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913-5915页。

22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79.

23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85-87.

24《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第163页。

25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129.

26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145.

27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p.125.

28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方宇校：《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204页。笔者检核了曾经在新加坡购得的陆威仪英文原书第二版，该处作“all under Heaven is [the affair of ] a family”和“all under Heaven is public”，这种英语对比，可以比古典原文更直接地引起西方读者的高度注意。参考：Lewis Mark Edward，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The Tang Dynas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226.

29《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第162页。

30此外尚有如：《世界帝国の形成后汉-隋·唐》，讲谈社现代新书，1977年。修订版《隋唐世界帝国の形成》，讲谈社学术文库，2008年(此书有耿立群中译本，台北稻乡出版社，1987年)；《中国中世の探求：历史と人间》，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87年。《中国史とは私たちにとって何か：历史との对话の记录》，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3年。《战后日本から现代中国へ：中国史研究は世界の未来を语り得るか》，名古屋：河合ブックレット，2006年。

31如：《中国民众叛乱史》1-4，与森正夫共编，东京：平凡社，1978-1983年。《交感する中世：日本と中国》，与网野善彦共著，东京：ユニテ，1988年。《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东京：玄文社，1989年。《战后日本の中国史论争》，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共著，东京：汲古书院，1999年。李凭等中译本，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内藤湖南研究会编(代表)，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马彪等中译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32Tanigawa Michio，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Local “Community，” trans.Joshua A.Foge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33同期与中国中古相关的还有：河地重造《汉の高祖》、兼子秀利《玄奘三藏》、横山裕男《白乐天》。此前第一期12种中，中古领域比较著名的尚有：永田英正《项羽》、狩野直桢《诸葛孔明》、吉川忠夫《刘裕》、宫崎市定《隋の炀帝》(有中译本)、藤善真澄《安禄山》(有中译本)、砺波护《冯道》。

34笔者买过吉川忠夫的重版文库本《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中公文库，1989年)。

35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文版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

36谷川道雄：《中国史とは私たちにとって何か：历史との对话の记录》，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3年，第45页。

37笔者将其章节名试译如下：第一章少年及其家系 (一)被背叛的青春(二)远祖乃夷狄？(三)武人贵族(四)父与母；第二章长安的旗风 (一)举兵(二)奔赴关中(三)唐朝诞生(四)隋的忠臣；第三章年轻的战术家 (一)陇西讨伐(二)山西归唐；第四章中原的英雄们 (一)中原与洛阳(二)杨玄感的反乱(三)李密图再举(四)李密的误算(五)李世民围洛阳(六)夏：礼节之国(七)一战降两雄；第五章血染宫门 (一)天策上将(二)兄弟相剋(三)血争之路(四)玄武门之变；第六章复活的和平 (一)天可汗(二)由武至文(三)《兰亭序》始末记(四)贞观之治；第七章帝王应何如 (一)皇帝论(二)王者之道(三)魏征；第八章人生摸索 (一)扩大的空虚感(二)伴侣之死；第九章未来的继承者 (一)太子乱行(二)晋王泰(三)太宗弑逆计划(四)意外的结果；第十章辽东之血 (一)高句丽亲征(二)死守的安市城(三)败军之将 (四)败因何在；第十一章老病 (一)心系死后(二)“参天可汗道”(三)高句丽平定作战(四)终焉。

38 《唐の太宗》，第7、11页。

39谷川道雄：《中国史とは私たちにとって何か：历史との对话の记录》，第129页。

40(10)(11) 《唐の太宗》，第55-56、54、107、118、86、145、186、207、227页。

41童岭：《“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载《求是学刊》2014年第五期，《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与存在的问题(笔谈)》专辑，第151页。

42黄易：《大唐双龙传(卷十五)》，香港：黄易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154页。

43 《唐の太宗》，第286、92页。

44Wang Gungwu(王赓武)，“In Memoriam：Professor C.P.FitzGerald 1902-1992，”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Jan.，1993)：161-163.

45川胜义雄认为，“如日本那样，将皇室与公卿作为文化传统的象征而另置于远离政权之处的方便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参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