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笔下的中国声响与色彩
全民阅读风起云涌
本报记者 张稚丹
“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这是《平凡的世界》片段,李野墨低沉浑厚充满共鸣的声音,让参加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的人们清晰感受到,刚读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的孙少平初遇书籍魅力的那种心灵悸动。紧接着,北京“书香家庭”代表白占涛讲述他家怎样变成邻里间的小图书馆,33人的读书会如何落地在19个城市,小区保安怯怯地问他能不能借一本书,之后交上了一份很长的读后感……背景中美丽的家居、同读的亲昵妻女以及书架的图片,在人们心中鼓涌着美好纯正的情绪。
2019年,主题出版向纵深发展,中国发展的奇迹使得海外日益关注关于中国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的图书,传统文化类图书受到热捧,古籍整理、保护及数据化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政府倡导下,几乎各大城市都将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之城写入工作报告,实体书店受到扶持,各种各样的新型阅读空间在城市开花。我们的悦读空间版也以“一城一品”栏目的形式陆续报道了上海、拉萨、苏州、长沙、威海、深圳、青岛等地的全民阅读氛围。
但是,正如北京的金牌阅读推广人、电视栏目《一本好书》《见字如面》制作人关正文所说,总体看,中国保持阅读习惯的人还不够多。欧美等国年人均阅读图书在40本左右,以色列达到了60本,而中国只有个位数,北京才达到11本。青少年花大量时间看价值不高的书。这里不存在数量平衡问题,经典阅读才能使人更好,它就像一粒时空胶囊,封存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人生阅历和体验。我们已从劳动生产驱动型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型社会,按照《未来简史》的说法,将来80%的人将沦为无用人群。所以阅读不再是一种文化装饰,而是对创新力的拓展,是个体生命的提升。
文学创作厚积薄发
本报记者 杨 鸥
2019年,我采访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90岁的徐怀中时,他谈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的“厚积薄发”,讲话中说:“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徐怀中先生早年就着手写作长篇小说《牵风记》,因故中途忍痛将原稿付之一炬。直至耄耋之年,重又开笔打磨。其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个漫长过程意外获得了充实的创作艺术准备期,可谓厚积薄发。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其他获奖作品——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北上》、陈彦的《主角》、李洱的《应物兄》都是作家多年积累、厚积薄发的成果。这些作品体现出追求史诗的境界和品格,呈现了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的广阔前景。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需要积累和沉淀,作家们成功的背后是耐得寂寞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
采访2019年的长篇小说力作《云中记》作者阿来时,他谈到他为写这部作品酝酿了10年,也是厚积薄发的成果。写作不能光靠灵感,阿来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读书、写作、行走是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行走,在行走中深入社会、观察社会、增加阅历。读书是为了更高地理解这个世界。
2019年,长篇小说呈现繁荣景象,一些名家如阿来、麦家、池莉、格非等纷纷推出长篇小说新作,这一年还出现了一批描写新时代的作品,如赵德发的《经山海》、刘毅达的《海边春秋》、滕贞甫的《战国红》等反映改革前沿的力作相继面世。评论家白烨认为,这些作品都以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较好结合,讲述了精彩的中国故事,传递了昂扬的中国精神。
新主流大片掀起热潮
本报记者 苗 春
“演真实的东西就可以打动人。克制而不是夸张渲染能带来最强的感染力。”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演员张涵予在采访中说。
9月24日下午,我和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一起采访了张涵予,他主演的《中国机长》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影片之一。
今年,《中国机长》和《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一起引爆了国庆档,7天总票房突破了50亿元人民币。《中国机长》的票房也达到了19.72亿元,可喜可贺。
专家们认为,回顾中国电影的2019年,可以说是打响了三大战役:年初的春节档,一部《流浪地球》掀起了冬天里的观影春潮;中间的暑期档,《哪吒》点燃了年轻观众火热的观片愿望;国庆档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新主流大片,既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主流价值,又熟练运用类型化的叙事方式与年轻人对话,加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公众持续迸发的爱国热情“加持”,从而形成持续性的观影热潮。
截至12月21日,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票房已经超过622亿元人民币,国产电影份额超过60%。相较于火热的文化需求,中国电影市场供给的好片还是太少。目前,电影观众日趋理性,整个行业打破以往赚快钱的商业逻辑,重新回到艺术创作的道路上。
一些业内专家表示,如今每年上映国产电影三四百部,一定要有足够好的品质。电影人要秉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态度,多拍创新之作,包括题材创新、类型创新、表现手法的创新,要多培养人才,也要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包括国际市场。“你若诚心诚意,观众就会对你全心全意。”一位电影人说,这是他的信仰。
向世界伸出双手
本报记者 郑 娜
10岁跟随父母来北京生活,在中国开展音乐事业的美国姑娘“唐伯虎”;因为喜欢中文,在中国学相声、说相声的日本人西田聪;一家人移居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黑管的韩国音乐家李旻娜;偶然机会来到上海,喜欢上中国,留下来开拓自己演艺事业已逾10年的捷克酷女孩姿娜——2019年,我策划的新栏目“文艺圈洋面孔”记录了这几位外国人的故事。
中国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后,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逐渐增多。起初,由于经济腾飞,大量外国人来中国只为寻求商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文化吸引力也与日俱增,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洋面孔”多了起来。他们虽然国籍不同,肤色各异,却同样痴迷于中国文化。
洋面孔是中国故事的理想讲述人。在美国乐团工作多年的李旻娜,发现在中国演奏大规模音乐会的机会竟然比美国多太多,更幸运的是经常能与很多世界顶级音乐家合作。迷上中文的西田聪说自己第一次听相声的时候,像是初恋般的感觉。相比于西方音乐,唐伯虎对中国曲风和传统中国戏曲情有独钟。全面参与到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大地上的鲜活与可爱。
洋面孔天然是中国与世界的最佳链接者。姿娜巧妙地将小提琴演奏技巧融入二胡的演奏,东西融合令人耳目一新。唐伯虎尝试翻译中国歌曲,将优美的中国曲风带往世界舞台。他们将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以更富有世界语言的表达传递出去,架起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从唐伯虎、西田聪、李旻娜、姿娜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大地的勃勃生机、中国文化的深厚魅力,更看到了中国伸出双手拥抱世界。
守护文明的记忆
本报记者 邹雅婷
这一年看过许多的展,其中印象最深的当属5月在国博开幕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来自49个国家的451件组文物汇集一堂,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亚洲文明盛宴。
从公元前4千纪的沙特石雕人像,到造型优雅的柬埔寨吴哥神像,从釉饰华丽的唐三彩载丝骆驼,到新加坡土生华人使用的精美“海丝”瓷器……它们从历史风烟中走来,从异域传说中走来,从教科书中走来,诉说着文明的古老故事,见证并续写着文化交流的灿烂诗篇。今天我们有幸在展厅中与它们邂逅,除了追溯文明之久远、赞叹工艺之精巧,也不禁把目光投向当下,投向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立足的土地。
这一年,意大利向中国返还796件(套)文物艺术品,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北京,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古城遗址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同样是这一年,法国巴黎圣母院、日本冲绳首里城等世界遗产惨遭大火,令人痛惜。
文物是易碎品,不精心保护便可能毁于一旦、永不复还。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对待文物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对待历史、对待民族文化、对待人类文明的态度。
很高兴看到,在当下的中国,“文博热”已经形成,博物馆成为热门“打卡”地,文创产品备受欢迎,公众考古渐成风潮。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宝”回归,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逐渐赢得更多尊重与认同。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正在失去的东西——被拆毁的古迹、被盗掘的文物、濒临失传的技艺……唯有被遗忘的,才是永远失去。来自过去的瑰宝,在当下同样能焕发光彩。希望文化遗产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走进更多人的心里,惟其如此,文明的记忆,才能赓续永传。
引进来也是一种走出去
本报记者 赖 睿
每当中国美术馆门前排长队,必是有特别值得关注的艺术展。印象中,这样排长队的场景在2019年不止出现一次。“多彩世界与共同命运”第八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便是其中之一。
年末,我采访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陶勤。谈到2019年中国美协对外工作,她特意提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记得她提到一个有趣的统计,今年北京双年展开幕式当天,国外嘉宾200余人,比中国人还多。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也可以想见展览作品涉及的国家之多。
据悉,第八届北京双年展的作品来自五大洲113个国家595位艺术家,是目前世界上参展国最多的国际艺术平台。陶勤说,很多国际双年展规模大,但艺术品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北京双年展覆盖五大洲,包括了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美术力量。”
还有一点出乎意料,北京双年展还是中国美术海外行的重要借力。因为双年展的参展作品都将赠予组委会收藏,成为中国美术艺术品的主力军。此外,除了主题展,每届北京双年展还会举办6个特展,即为6个国家的艺术做单独展示。“我们多会与这些国家沟通,希望能举办一个交换展。”陶勤说,这就是“借船出海”,甚至可以说是提前谋划,“造船出海”。
把世界艺术请进来,把中国的主流美术置于国际平台,拥有中国艺术的国际话语权,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走出去?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12月27日 第 07 版)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