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业深度分析报告：回溯日本学习塾发展史，塾校逐步走向融合

一、回溯日本学习塾发展史，塾校逐步走向融合

1.1 萌芽期：源于“百家争鸣”

日本现代学习塾（校外补习机构）始于江户时代，这一时代是儒学、国学、洋学等学派齐头大发展时期，当时有不少名人创办的私塾，像绪方洪庵在大阪创办的“适塾”、吉田松荫的“松下村塾”、兰学塾、顺天堂等，其中一些私塾后来改制为大学，一些被大学合并，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助推器。

私塾作为日本开创新时代所必要的知识和技术的教授场所，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1.2 成长过渡期：出现以都市为中心、升学为目的的学习塾，但监管薄弱

日本早期教育政策和现代“塾”发展初期状态1872年《学制》颁布，标志着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日本建立，初等教育开始普及，1907年实现六年义务教育制，到1908年男女总入学率已超过了97.8％——初等教育基本达到普及程度。

与初等教育高普及相反，日本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到1908年中等教育入学率仅为4.3％，高等教育入学率仅0.9％。然而，1887年日本政府确立了雇佣公务员制度，其中最看重的就是候选人的毕业学校和考试成绩，但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有限，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完成了初等教育的学生如果想要继续接受中等及高等教育，就不得不参与激烈的升学竞争。

为此，第一批现代的校外补习教育机构应运而生，其中以成立于1918年的骏台塾、成立于1931年的Z-KAI，以及成立于1933年的河合塾为代表，这些校外补习机构的经营目的直指学生的升学考试。

自此，日本的校外学习塾从传播新知识、新学说的私人教育场所转型为面向中小学生的营利性补习教育机构。但当时只有富裕家庭才有能力投资于教育，让孩子去学习塾补习，没有大众参与的学习塾数量不多、发展缓慢，因此还处于成长的过渡期。

“二战”期间，由于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的不稳定，学习塾的发展一度出现停滞。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战后恢复期的日本高度重视教育，以都市为中心、升学和补习为目的的学习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升学塾”和类似学校课堂对多名学生进行授课的“猛犸塾”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塾的开端。现代“塾”产生初期，主要采取与学校相同的集体授课形式。

日本早期私塾监管措施日本早期学习塾的规范治理几乎完全依靠外部，难以依靠法律从内部调整，1949年6月，日本政府颁布了《社会教育法》（日本校外教育管理的总法），把青少年的校外教育明确归类为社会教育，从法律上确认了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处于并列发展的地位，但各监管部门权责不明、权力交叉、盲目管理，导致监管“雷声大雨点小”。

1.3 扩展爆发期：主因“宽松教育”

爆发前的预兆：团块世代下的“第一次学习塾潮”+第3次加强型教改20世纪60年代，战后第一批婴儿潮一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团块世代）在1960年前后参加初高中 升学考试，考生人数一路增加导致升学竞争加剧，为了让孩子在考试中脱颖而出，部分家庭产生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应运而生了各种“进学塾”以及“预备校”，该阶段进入学习塾的学生数量激增，从而爆发第一次“学习塾潮”，1962年日本中学生入塾率已高达30.3%。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开始了中小学生课程的第3次改革，改革内容是加强课程与教材的科学性，把现代科学的先进研究成果编入教学计划中，并增设了一些新兴学科课程。

课程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学习能力，结果却是中小学中出现了大量“掉队生”，掉队生的补习需求推动了学习塾发展的浪潮，这一时期被称之为“乱塾时代”。

正式爆发期：推行“宽松教育”，校外机构监管强化反而催化学习塾爆发式扩张

日本的“宽松教育”到底是什么？

“宽松教育”的提出是相对于“灌输式教育”、“填鸭式教育”而言的，旨在纠正越来越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倾向，其重视的是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而填鸭式学习更重视基础、系统化学习，所以“宽松教育”精简学习内容的主要出发点是给学生适当的“留白”，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留出空间，并非为了降低学习难度与教学质量。

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素质教育（过去是应试教育，而后提出素质教育是为了应对应试教育带来的“唯考试论”现象）。

“宽松教育”的起因、推行历程从“二战”结束到1977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但学校教育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当时特别流行“填鸭式教育”，导致考试竞争激烈，学生压力过大，校园也经常出现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校园欺凌、校园暴力等。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以上现象归因为学生的学习内容太多、太难，因此提出“宽松教育”改革，积极改进教育内容，旨在让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

1977年开始，日本正式实行“宽松教育”，教学内容得到“严格筛选”，涵盖知识点减少了20%~30%，课时数也相应减少；1989年，文部科学省对《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中小学教学纲领性文件）进行修订，把目标修改为“培养能够自主应对社会变化、有丰富人格的日本公民”；

到1998年，《学习指导要领》再一次修订。这次修订的目标是精选、严选教育内容，引入了“综合学习时间”的科目，强调体验，要让学生自己找问题、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新的学习观；

到2002年，学校规定的学习内容减少了约 3 成，上课时间减少了约 1 成，同年，开始全面实行中小学双休制，引发家长对孩子学习竞争力下降的不安，校外教育受到追捧。

同时，日本在 20世纪9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引入了“周五日制"，从1992年1月到2002年4月全国实施。这一时期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对“宽松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次修订中减少的教学内容过多。

“宽松教育”背景下，日本学习塾呈爆发式增长1977年日本政府为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开始推行“宽松教育”模式，反而引起教育供给由公立向私立转移，公立学校的轻松教育状况和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不对称导致更多学生投向“学习塾”，20世纪70-80年代相继出现两次“学习塾潮”。

1979年日本开始实施“大学共通第一次学力考试”，但由于各个学校对于如何制定选拔标准有着充分的自主权，校内教师无法满足各学生不同的应试需求，进一步促使校外民营补习学校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宽松教育”进入高潮，大学共通考试改为更加统一的”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同时在“学生减负”运动下推行“周五日制”，但名校竞争局势仍然激烈，中小学生为进入名校而将更多的校外空余时间投入到学习塾，反而导致“教育格差”问题频出。

1970-2000年大学升学率上升，每年入学人数突破50万，又碰上70年代初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儿的高考时期，每年有200万左右的高考适龄人口，“宽松教育”和升学压力的矛盾突出，成为补习机构快速发展的主因，这一时期爆发了三次“学习塾潮”。

据日本总务厅的调查数据显示，1981年日本全国有18683所学习塾，1986年迅速增加到34367所，到1991年已达45856 所，1981-1991的10年间，日本学习塾数量增加了27173所，年复合增速 9.4%。该阶段日本教培市场非常分散，存在大量中小补习公司。

1986年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事务局对全国215个学习塾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为全国学习塾大概有5-6万所，如果算上师生不到10人的小塾则超过10万所。其中首都圈最为集中，学生在5百人以上的学习塾就有400多所。

学习塾群体中法人塾又占多数，其招生对象包括幼儿、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个人经营的学习塾规模较小，主要招收附近的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学生。

这一阶段最大的学习塾是1967年成立于大阪的“公文教育研究会”，截至2008年3月末，公文教育跨越世界上45个国家和地区，仅海外教室就有7700间，学生人数达到419万人。

在参塾率（参培率）方面，“宽松教育时期”参加校外教育培训的中学生比例从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学生上课外补习学校的比例也从12.0%、16.5%到 23.6%，节节攀升，1993 年达到日本通塾率的顶峰。

2008进行的《学校外学习活动调查》显示：目前小学生的通塾率为 25.9%，中学生的通塾率为53.5%， 2004-2010年参加补课的学生数量持续增加。

进行课外补习的学生总数从1977年的310万人增至1985年的450万人，到了 2004年已有945万学生参加，学习塾出现爆发式发展、供不应求和参与者低龄化的特征。

这一时期的日本教培机构明显呈金字塔式分布，上规模的企业非常少，虽然企业数目众多，但97.7% 的企业只有30名以下的员工；目前5大企业占22%~23%的市场份额。

高速爆发期“乱塾”现象频发，行业自律+软性监管规范学习塾行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巨大的市场潜力驱使“营利主义者”纷纷进入市场，众多非专业教育机构的 人士和各新增学习塾鱼龙混杂，1977年文部省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有17.2%的学校在职教师在学习塾兼职，没有任何相关教育经验者占比已经达到22.5%，此现象引起民众不满，学习塾内部自律组织的缺失直接导致行业核心竞争力减弱——教育质量低下。

在两次“学习塾潮”的推动下，日本“乱塾”现象加剧，针对教育质量下降、缺乏管理的校外补习机构境况，政府开始寻求解决之法，1986年，通商产业省召集东京6家学习塾团体的负责人，商讨制定学习塾行业自律规则。

以此为契机，1987年“培育优秀学习塾大会”通过了学习塾自我管理规约，同年，文部省发布《充实学校学习的意见》，直批学习塾存在的种种弊端，为解决过度入塾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日本政府以确保学生和谐健康发展及监护人对学校教育的信赖为基本目标，从多部门协作、法律监管、行业自律三个方面出发，针对学习塾进行治理，开始构建完备的治理体系。

1988年，通商产业省牵头并协助学习塾行业成立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制定了多部“软性”规范，具体工作包括制定行业的事业活动基准、评价学习塾的经营活动、对学习塾讲师进行培训和能力认证等。

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政策以批判和限制学习塾发展为基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

日本逐渐建立起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严密规范的治理体系，适用于学习塾的经济法律法规主要有《特定商业交易法》《消费者契约法》《公司法》《法人税法》《个人情报保护法》《不正当赠品及不正当表示防治法》等。

1.4 稳固期：“脱宽松教育”，积极监管，增速回落

脱宽松教育时期的政策方针和推进进程2003年，日本在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测试中成绩出现大幅下滑，加上对国内学生学习能力的调查结果也不大理想，社会对“宽松教育”的质疑加深。

2006年，日本政府意识到宽松教育带来的学校教育“缺失”问题和教育不公平现象，开始实施“脱宽松教育”政策；

2008年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完全脱离了“宽松教育”，对学生的学习内容有所增加；

2013年推进“周六生存能力教育计划”；

2016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以培养扎实的学力为目标进行制定，学生学习的内容较2008年进一步增加，但是，让学生主动学习，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教育目标 一直没有改变。

2021年日本首次举行大学入学共同考试取代国家中心考试，教育普及化、公平化程度加深，整体局势呈稳态。

脱宽松教育时代：学习塾整体数量回落进入21世纪后，日本社会与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学习塾在新时代的价值，学习塾向着规范化、合法化、集团式发展。

2001年所有私塾组织统合成“全国私塾教育网络”，旨在让私塾之间互通信息、切磋业务，由企业运营的学习塾开始出现；2018年日本文部省提出未来教室概念，学习塾与学校教 育逐步走向合作共生。

在一系列教改措施、强监管政策和学习塾行业协会推出的自律性举措的影响下，加之日本长期处于低出生率状态（1997年进入少子化社会），日本学习塾需求逐渐饱和，数量下降，集中化程度提高。

2009年日本全国学习塾数量为49682所，2014年为49319所，2017年严监管要求下，部分学习塾被淘汰，数量有小幅回落，为47570所。

经济产业省在2019年发布的《有关提高学习塾行业经营力的方针》指出，学生人均教育投资额的增加、低年级顾客群体扩大等因素仍然促使学习塾行业各项数据有所上升，同时由于消费者需求变化等因素，使得更为灵活的小规模个别指导塾数量增加， 学习塾行业数据走势基本在小幅波动中保持平稳。截至目前，日本学习塾的数量在50000所左右。

学习塾教育理念转变：开始关注学生能力培养2013年，文部科学省发布《关于民办教育事业者保证及提升教学质量的措施》，要求学习塾在内的民办教育机构应按照 《第2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的目标，培养学生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包括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内的独立、合作和创造的能力。

在多重治理下，学习塾的教育理念开始有新转变，学者佐佐木菜津映通过对当下日本学习塾的广告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当前学习塾除倡导对学历和考试的重视外，还应进一步转向关注学生的能力培养，其中包括与自身发展相关的自主、自立能力以及与人相处的能力等。

例如，日本著名学习塾“河合塾”在新的教育理念中提到，为帮助每个学生实现自我，除应重视升学教育外，也应重视培养学生自主思考与行动的教育。

又如，学习塾业内另一翘楚“东进塾”在其教育理念中也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往的填鸭式教育，教育者应使学生在提高学习效果的同时，还能掌握未来生活所需的各种生存能力。

可以说，经过治理，学习塾在教育理念上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回应了时代和政策要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

教育走向成熟：监管政策合法化、规范化教育成熟期，日本政府对课外补习的态度转变为积极治理。其经验总结起来主要包括政府明晰学习塾定位，从法律层面上给予行为指导和规范，并高度重视行业协会作用，比如日本培训机构教师评价由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全国学习塾协会承担，政府和行业协会各司其职，互相促进。

具体来看，2008年4月，全国学习塾协会推出了讲师认证制度，截至2016年底，约有30人、500人、150人分别通过了一级、二级、三级讲师认证；2009年，经济产业省将学习塾划归到特定服务业中的个人服务业范围内，并在《特定服务产业实态调查》中新增学习塾从业者人数、年营业额等方面的调查内容。

2012年4月，全国学习塾协会根据民办教育培训行业消费者咨询、投诉的内容以及该行业的实际情况，依据《特定商业交易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民商事法律，推出学习塾认证业务，截至2012年底，全日本仅有11家学习塾获得认证，而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获得认证的学习塾的数量快速增长，从2012年底的11家飙升至2017年的47家。

2013年6月的内阁会议中，日本第二期《教育振兴基本计划》提出了教师的研修和训练、教育内容改进等方针。

针对学习塾存在大量兼职人员的客观情况，2016年10月16日起施行的全国学习塾协会《安心塾认证制度运营章程》，对安心塾的认证工作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截至 2017年12月25日，全日本共有523 家学习塾获得安心塾认证；截至2019年3月，处于有效期内的“安心塾”有125家，共计1366间事务所。

全国学习塾讲师认证制度具体情况

由于日本参加学习塾的中小学生越来越多，学习塾对教师的需求量大增。学习塾中非正式教师占到了六成以上，据文部科学省2011年调查（对象：8763所学习塾），从业者18704人，其中正式职员仅5649人；全行业来看，2011年全职讲师总数14399人，兼职讲师则达67476人之多。

为了提升学习塾的教师质量，保证中小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全国学习塾协会从2008年开始实施“学习塾讲师测试”制度。

1.5 成熟期：塾校合作成常态，学习塾扮演校内教育的“合作者”

日本塾校合作的起因：

（1）日本宽松教育政策使学生学力大幅下降。2008年，文部省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对宽松教育政策加以修正，随着“脱宽松主义”教育政策的实施，各学校纷纷把如何提高学生学力当作首要任务，开始试图采取与民间教育企业合作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2）宽松教育政策拉大了教育差距，间接造成教育不公平，社会上围绕学历的竞争并不因宽松教育政策而消失，升学压力仍然存在。文部科学省和各地方教育委员会迫切需要采取措施缩小通塾生与非通塾生之间的差距，消除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教育差距。

（3）日本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整齐划一，缺少灵活性和创造性。1999年日本文部省终身学习局正式将学习塾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纳入教育体系，学习塾针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情况可分为就救济塾、升学塾、辅导塾等，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同时，学习塾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可以班级式授课、讲座式授课、一对一辅导式授课、线上授课等。

（4）学习塾得到广泛认可。倍乐生教育综合研究所分别于2009、2013和2017年就家长对学习塾和学校的态度进行了调查，三次结果均显示，约有近半数家长对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满意；过半数的家长认为“学习塾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并且持这种观点的家长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以上情况下，各地方教育委员会与公立学校校长开始寻求通过与校外因素合作以实现学校教育的变革。

塾校合作的发展历程自2005年6月起，港区教育委员会与大型连锁学习塾早稻田アカデミー（WASEDAACADEMY）合作，以部分口碑较差中学的学生为对象，开设星期六特别辅导班，希望通过提高学生成绩来提升这些学校的社会评价，解决生源不足问题。

大阪府大东市自2010年起与公益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合作，委托该协会派遣教师，每星期六面向全市12所公立小学和8所公立中学的学生开设课余辅导班。市政府负担部分费用，学生家长交纳少量学费，家庭经济困难者可免学费。以2013年为例，全年共实施44次，共206名小学生和144名中学生参加。

东京都足立区教育委员会于2012年开始与学习塾早稻田アカデミー（WASEDAACADEMY）开展合作，以家庭收入较低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开设“足立翱翔塾”。

由该学习塾教师在星期六或暑假教授英语和数学，定员100名。委托费用为2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万），由区财政负担，学生免交学费。

2013年，文部科学省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学校与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三者合作的方式共同推进“星期六教育活动”，文部省的指导方案也将大阪府大东市与全国学习塾协会合作开设课余辅导班的事例作为成功范例，推荐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塾校合作进入高潮期。

目前，很多学校与学习塾利用课余时间合作开展自愿参加的辅导课程，也有部分学校或在学校内的教学课程中引进学习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或邀请学习塾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课程，或聘请学习塾教师承担教辅工作等。

塾校合作未来走势当前，日本学界与政界依然在讨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的合作课题。日本现行的既不是“填鸭教育”模式，也不再一味地推行“宽松教育”，而是在摸索着实施有日本特色的“生存力教育”。

在推进“生存力教育”的过程中，加深塾校合作，充分发挥校外补习机构在兴趣教育方面的教师资源和教学设备优势，协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冲突，将是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1.6 日本学习塾发展历程总结&合理定位

日本从战后开始，私塾的发展历经爆发、打击、宽容与接纳，最终走向与学校教育的和解与合作，同时也是日本社会对教育理念的探索过程。

日本政府没有选择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打压私塾，而是通过不断调整教育理念、方针，推动教育改革，寻找学校教育与民间教育的平衡点，最终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体系。

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在历经60年的治理和发展后，发挥其在独立性培养、个性化和多元化教育、生存能力辅导等方面的突出优势，逐渐打破了前期固有的“利益至上”思维，从学校教育的“干扰者”向学校教育的“合作者”转变。

日本学习塾具体作用包括：向学校提供教材、试题、教学场地以及教师培训等；作为民办教育的一分子，更好地发挥自身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作用，为日本社会的全民学习提供教育资源，体现教育的公益性；作为行业代表，就学校教育中凸显的问题与不足，向文部科学省等部门提交意见书和改进建议，提升教育质量。

二、 市场现状：K12 阶段人口减少，但参塾率仍在提升

2.1 K12 阶段人口数持续减少

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平，综合研究所根据怀孕申报等进行估算，预计2021年日本出生人数降至79.2万人，到2049年人口总数将跌破1亿人，在未来短短30年里，日本人口将减少2500万人以上（近东京人口数的两倍），进入人口超级减少时代。

自1986年至今，K12教育年龄段（5-19岁）的学龄儿童青少年人口数持续减少，儿童、少年、青少年各阶段人口数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日本总务省统计数据显示，1986-2020的三十四年间日本5-19岁人口规模总共缩小了大约1161.2万人，其中5-9岁儿童、10-14岁少儿、15-19岁青少年人口减少数分别为320.0、456.4 和 384.8万人。

各阶段在校生人数也在1986年以后位于明显的下降通道中，1986-2020年复合增速为-1.65%。

在低生育率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之前，未来较长时间内5-19岁人口数及相应的各阶段学校需求数、在校生人数仍将维持一定速度的下降态势。

2.2 K12 阶段学生通塾率小幅攀升，参塾人数趋于稳定

低出生率影响下的“少子化”和“高龄化”成为制约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会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校外补习市场的需求。

一方面，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可能使人均可获教育投资的增加；

但另一方面，学生总人数的减少会缓和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压力，从而减少对应试培训的需求。

在低出生率背景下，2004-2020年日本参加校外辅导的学生人数呈现小幅波动上升趋势，从 944.56万人升至1294.26 万人，自2016年开始至今，日本参培学生数维持在1300万人左右（2020年达1320.29万人），增幅几乎为 0，可见日本学生对校外补习机构的需求端已基本保持不变。

后续，日本各大学习塾通过挖掘更多潜在客户、扩大流量的方式获利将显乏力，更好的方式可能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品牌形象及口碑、增加客户黏性。

日本小学和初中生进入补习班的比例随年级上升而升高，在日本初升高的升学率为98.8%，几乎所有初中生都要参加初升高考试。

日本的义务教育学校不实行升学考试教育，因此也不掌握有关升学考试的信息，这也助长了学生入“塾”补习的风气。

三、 严监管&优胜劣汰，供给端格局基本定型

3.1 日本校外补习市场规模趋稳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数据，2004-2020年日本被调查校外补习机构的总销售额趋稳，从 2004年的3078.3亿日元上升到2020年的4702.9亿日元，年复合增速达2.52%；补习机构的学费总收入从2004年的 2837.3亿日元升至4371.1亿日元，年复合增速达2.57%，同比增速上下波动，但基本处于0%-7%的变动区间。

发展至今，日本学习塾的兼职教师占比逐渐提高，其中以名校大学生为主。

2004-2020年兼职教师人数从48756人上升至 117474人，16年间增加1.5倍，年复合增速达 5.65%，专职教师人数从2004年的11091人小幅上升至2020年的 15826人，年复合增速仅为 2.25%，专职教师占总教师人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18.53%不断下降至11.87%。

同时，2004-2020年被调查学习塾中，兼职员工数从10058人上升至34364人，占总员工人数的比例从 66.31%升至 75.29%。

3.2 集团式、业务覆盖面广的学习塾仍是市场主流

日本民间的教育产业分为：补习班，升学辅导机构；外语学习；专业资格培训；专业资格认证考试；文化中心；幼儿英才教育；面向企业的培训服务；e-learning（在线学习）；面向幼儿的远程教育；面向学生的远程教育；面向成人的远程教育；面向幼儿的英语教材。各个教育产业均有大量连锁经营的补习班存在，其经营方式也多种多样，有投资形式，也有加盟私塾的形式。

近年来，日本学习塾逐渐从单一的线下辅导模式向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形式转变，学生到补习班也多是带着自己的电脑看视频或做练习题，教培产业链上的网课、智能练习题等的供应平台也不断涌现。

在日本，纯线上课外辅导的份额仍较小，目前很多大型学习塾均采用线下为主、远程为辅的混合业务模式，也并没有出现“线上颠覆线下”的声音。

类似于 FLENS—发展互联网工具帮助线下培训机构提升教学效果的 2B 型企业、受験サプリ(K1 录播网校）、提供“通信教育讲座”互联网化服务的 JustSystems 公司（已开发运营 SmileZemi 服务-根据学生情况及时调整下次推送的学习内容）均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主营教培业务的受众年龄层来看，日本的少儿教育培训机构龙头—七田真，成立于1978年，以幼儿启智、养成教育为培训内容，右脑开发为特色，涵盖胎教、早教两大课程体系，迄今为止已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 19个国家或地区开办 600 余所教学中心。

目前全世界已建立近 500 所七田幼儿教室，2019年学生总数近 3 万名。

K12教育阶段全覆盖的教培机构：

日本面向6—18岁年龄段课辅机构多是在私立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教育集团，集团提供从大学、中学、海外留学、课辅补习、子女教育、参考书籍、职业培训等一条龙服务；

目前日本最有名、升学率最高的私塾主要有：1.河合塾；2.东进；3.骏台；4.武田塾；5. 代代木；6.kumon，由这几家机构把持日本东京圈线下补习产业。

kumon（公文式教育）新颖的发展模式及全球化布局这里特别指出 kumon（公文式教育）公司，这是一家成立63年来虽未上市却通过加盟型特许经营模式快速扩张的企业（任何人只要通过了审核，就可以自己向 KUMON租赁教室成为“老师”），海 外子公司达102所。

该教培公司强调培育自我学习能力，淡化教师为主导的模式（降低人力成本），立足于线下针对 C端学生的数学和语言辅导课程，采用独特的“kumon学习法”逐渐打开 B 端（从课外渗透到课内教育）。

关于 KUMON的学习法就是采用从数学起家延伸至其他科目的一套题库（分阶层），全球教材标准化（单一教材最小化教研成本）。

公司财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3员工数达4151人，教室数24900所，全球在塾学生数达371万人（日本143万；海外227万），已实现销售额917.70亿日元，营业利润136.48亿日元（2017-2020三年复合增速 2.84%），2017-2020年净利润分别为78.77、67.16、96.15、72.40亿日元。

KUMON 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扩张模式不仅征服了日本市场甚至风靡欧美、亚非各地，现已覆盖全球 57个国家和地区（含日本）。

从教育形式来看，在线教育开始兴起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为线上教育提供技术支持的平台和函授制的教培机构逐渐发展壮大，比如由 JustSystems 公司开发运营的 SmileZemi 服务，在“通信教育讲座”的互联网化方面十分突出，优于线上线下业务均有的倍乐生（线下机构做互联网进度缓慢且缺乏革新）。

此外，远程教育的龙头机构函授制 z 会（日本的教科书品牌，2020年实现销售额700.2亿日元，营业利润 24 亿日元）和早教起家目前基本实现教育业务全覆盖的 Benesse（覆盖全球 70多个国家/地区，2020年实现营收4485.77亿日元，营业利润212.5亿日元），在线上教育领域占据主要份额。

3.3 日本教培龙头：业务全覆盖+扩海外市场+加强在线教育+延伸养老领域

河合塾：日本K12教育龙头，各年龄层教培服务全覆盖，海外扩张意图显现河合塾集团由四个学校法人组成，其中包括学校法人 Kawaijuku，控股公司 KJHoldings，23家运营公司，两家智能公司和两个基金会。

河合塾的前身是1933年由英文学者河合逸治创立的“河合英学塾”，于 1955年建立学校法人河合塾，1964年改为股份制公司，1972年开始提供全国统一模拟考试，目前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普通模拟考试”提供方应试者总数约为300万人（2019财年结果显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河合塾不仅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多所专门学校，辅导范围上至大学院考学和社会人的心理咨询师执照培训，下到学前儿童辅导。

截至2020.3.31，在塾学生人数超 11万，基本实现了全年龄层覆盖，地域上更是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主要集中在东京和大阪地区，全国共设有490多个教学楼和教室（截至2020.1.1，集团共设有498所学校）。

同时，集团掌握了最优秀和最有底蕴的教师资源和课程开发团队，截至 2020.4.30，教师总人数达1854人，员工人数达3000多人。

2020年集团新加入公司[Unfan]、[KyoikuHoldings]、[KyoikuMedicalLab]等多家公司，扩规模势头明显；2021年集团发掘中国庞大的补习需求和市场潜力，成立上海阿尔晟河合塾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布局中国市场。

从公司业务端来看，从婴幼儿到大学毕业生各个阶段，河合塾均设有专门的培训学校，比如旗下的真贵幼稚园成立于1970年，专注于由本地讲师指导儿童进行英语、体育、游泳、绘画和造型等多方面发展的业务；旗下的道尔顿学院于1976年由河合塾和纽约的道尔顿学校合作成立，设有东京和名古屋分校，致力于为婴幼儿到小学生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辅导。

除以升学和补习基础知识为目的开设的学校外，旗下的 MEPLO 和美术研究所设有新宿校和名古屋校，为那些打算进入艺术学校的学生提供考试指导；医学预备学校-“医学实验室”：于 2017年4月1日，Kyokuhok Corporation和 Medical Lab Co.Ltd.整合拆分，成立 Kyokuhok Holdings Co.控股子公司，集团向子公司下放权力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该校在全国拥有 27座教学楼，主要以一对一的私人授课方式为有志于成为医生的学生提供辅导。

此外，集团旗下的 Kawaiju kuone 和 Kawaijuku Manabis 以网络视频课程为主，同时借助 AI 技术为学生提供线上服务，学费为35178日元/年（含税），4378日元/月（含税）。

我们发现河合塾旗下已成立数个子公司，主要以和其他规模小但在相应领域已有一定建树的补习机 构合并的方式，逐步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发展至今已成为日本最大的K12领域教育补习机构，兼 具规模大、口碑好的发展优势。

Benesse：远程教育龙头，逐渐向养老产业倾斜倍乐生集团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出版集团和外语教学机构，拥有近60年的发展历史，属于“远程教育”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该领域市占率超 80%以上。

公司成立初期致力于为高中生提供模拟考试服务。1970—1990年间，引入大型计算机和扩大销售基础，先后开设初高中生、小学、婴儿函授课程，实现K12教育领域业务全覆盖。

1990-2006年，集团先后在中国、韩国开设婴儿课程，迈向海外市场。

1995年，正式更名为 Benesse，首次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第一板块上市，期间收购 Berlitz Language Schools，进军语言教育；

2000年100%收购 Berlitz，发展生活业务（分娩教育和育儿），同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板块上市；

2017年，Benesse作为一家有接近62年历史的公司，提出“中期经营计划”，规划至2022年完成转型与新的增长；

2020年，公司对美国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 Udemy 等公司进行 E 轮投资（目前已投5000万美元）。

倍乐生集团的服务覆盖面广，从幼儿到成人教育等各阶段都有涉猎，在日本家喻户晓，目前在中国还未全面铺开，在中国较为有名的是其旗下的“巧虎”品牌（致力于提供早教服务），旗下有36个子公司。

就其业务来看，Benesse集团为日本消费者、以及海外消费者提供广泛的生活服务，涉及5个子业务，覆盖从婴幼儿护理、小初高、高校升学及语言教育，乃至老龄人呵护场景的领域。

集团整体业务营收中，有44.7%来自日本国内教育业务；27.4%是面向少儿、老人的保育与看护业务；12.65% 来自海外教育业务；10%来自语言学习；另 5.3%来自其他业务。

Benesse近 50%营收来自于国内教育，受到日本长期以来的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社会因素的影响，2012-2020年Benesse整体营收额下降近20%，近年来公司加速布局护理、养老、医护等领域的服务，营收有所回升（近三年年复合增速为2.53%），2018年营收4344.97亿日元，2020年实现营收4485.77亿日元。

四、 风险提示：

1）K12 教培行业政策持续收紧，预计2021年会有更加清晰细致的政策文件落地，影响尚不明朗；

2）K12 教培行业广告招生受限，特别是在线教育，则商业模式将受极大冲击；

3）K12 教培行业资金受严格监管，如果是“一课一消”模式，则行业的增长将严格受限；

4）政策规定学生接受教培的时间大幅缩短，周末不允许参培，整个教培市场空间将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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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安证券 易永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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