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光晴：一直“在路上”

金子光晴（Kaneko Mitsuharu，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诗人，还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画家，而后一点，却鲜为人知。当初，甚至连曾有过交游的郁达夫都不知道。在自传《诗人》中，光晴曾写过，在一次宴会上，郁达夫问光晴：“金子先生到底是写诗的呢，还是画画的？”不等光晴自己回答，在一旁的鲁迅便抢先说道：“诗在写，画儿也在画。”

诗人、画家金子光晴（1895-1975）。田沼武能摄

光晴幼时曾师事有“明治广重”之称的大画家、“最后的浮世绘师”小林清亲。战后，光晴曾在《艺术新潮》杂志（1955年1月号）撰写《清亲的事》，深情回忆恩师。光晴自幼好涂鸦，家中的墙上布满了用指甲刻画的“作品”。周围人都觉得这孩子长大必成画家，以至于父母也感到某种教育责任，却苦于完全不懂艺术，无从着手。一位时常出入光晴家的古董商佐佐木常右卫门（即小说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刚好认识小林清亲，遂建议光晴父母，让孩子跟清亲学画，并亲自领着光晴去拜见清亲。彼时光晴十三岁。

小林清亲笔下的江户夜色

光晴常听佐佐木老人说，清亲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状如扇。少年听得神魂颠倒，特想亲眼见识一下。拜见清亲时，绘师就坐在眼前，却始终不伸手。终于没憋住，少年怯生生地问了句“所谓一尺，是鲸尺（和裁店所用的鲸鱼须制尺子，1鲸尺=38公分），还是曲尺（1曲尺≈30.303公分）呢”，结果挨了一通训。不过最后，清亲还是取出一幅花仙纸，铺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后默默地用手掌抚平折痕。光晴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双手：

画笔翩然翻舞，以略笔画出狐狸的脸和乌龟的脑袋，便不再动了。这到底是让我临摹的摹本呢，还是说画儿就是这样画，给我做示范呢？先生的意图不可测，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脸。

如此，少年光晴与老绘师之间虽然有过一些“以心传心”式的沟通，却未能持续。光晴说：“我作为弟子还是太小了，而先生作为老师又太老了。”不过，清亲毕竟是大师，气场超强，短暂的亲炙，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于爱知县海东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两岁时，过继给著名建筑商清水组的名古屋负责人金子庄太郎家做养子，更名为金子光晴。中学时便展露画才，入清亲门下前，因养父工作的关系在京都生活时，曾跟随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条派穷画家学画。但幼时的光晴显然志不在丹青，更倾向文学。不到四年间，辗转早稻田、东京美术学校和庆应三所学府，均遭除名，到底未能拿到任何文凭。二十一岁时，养父病故，二十万元遗产与养母折半平分，仅数年便挥霍一空。二十四岁时，赴欧洲游历，出版第一部诗集《金龟子》（『こがね蟲』），一举成名，两年后回国。

光晴笔下的森三千代

1924年，光晴与女诗人森三千代结婚，时年二十九岁。1928年（昭和元年）底，夫妇把儿子留在国内，去了上海。这次旅行的背景，其实是由于妻子三千代的出轨。作为夫妻二人商定的解决方案，打算暂离日本一段时间，以拉开距离，让三千代对不伦之恋做“冷处理”。如顺利的话，再一起赴欧。二人随身携带了七封介绍信，包括谷崎润一郎、田汉、郭沫若、谢六逸、欧阳予倩、内山完造等，可到了上海，俩人身上仅剩五块六毛钱。为筹措生活费和赴欧的川资，光晴拾起了久违的画笔，开始画艳本。承蒙内山完造的襄助，准备办个展。

笔者收藏的《金子光晴自选诗画集》（限定200部中之第197部），五月书房昭和49年4月版

一天，光晴偶然从友人处得到一支中国产狼毫笔。一用之下，发觉远比一般的毛笔吐墨匀致，表现自如，纤毫毕现，光晴爱用不已。惟其是诗人出身的“业余”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客观的自我评价：“跟清亲的风景画相比，风格有所变化。倒更接近北斋的画，类似于那种古风的欧洲趣味浮世绘，与在薄薄的花仙纸上用水彩颜料画的一般趣味性作品相去甚远。”在我看来，光晴到底有师承自清亲和四条派的童子功，从技法上说其实就是浮世绘肉笔画，是融入了北斋式奇诡想象的新广重风都会浮世绘，但风格更现代，且有种异国情调。其笔下的魔都风景绘，既有浮世绘春画的自由奔放，又不失“东方巴黎”的洋范儿，与同一时期另一位西洋画家——奥地利犹太画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1908—1968）的旧上海风情画，不无内在相通之处。

金子光晴作品：切上海叉烧肉之图

金子光晴作品：《上海欢乐境》插图

应该说，金子夫妇在上海的生活颇快活。光晴忘情地写生、创作，四处流连。连内山完造都说：“邦人来沪有如过江之鲫，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像金子先生那样，会走遍城市的角角落落。”三千代则恢复了诗人的状态，与中国作家频密交游，如鲁迅、郁达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渐次平复。夫妇二人这段羁旅岁月，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也成了后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资料。如1929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缀笔：

昙。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义一）、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彼时，文艺界关于“革命文艺”的论战正酣。受日本革命文艺运动思潮的影响，创造社和太阳社发动了对鲁迅的攻击。而在座的前田河广一郎，正是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与创造社、太阳社声气相求。酒席上，他竟然不顾及礼数，“称鲁迅为前近代文人，把郁达夫定性为苍白的知识分子。前田河的旁若无人，令内山完造都瞠目结舌。”多年后，光晴在《骷髅杯》一书中写道：“鲁迅和郁达夫都未置一词，这时室内鸦雀无声，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牙齿一个劲打颤。”

三千代的诗集出版后，森在扉页上用毛笔题款“鲁迅様　著者”，并托郁达夫转交鲁迅。《鲁迅日记》1929年1月31日载：

昙。下午高峻峰持寿山函来。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诗集》一本，赠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此签名本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画展于日本人俱乐部二楼开幕，好评如潮，鲁迅亲赴观展，并当场购画两帧。在鲁迅看来，光晴绘卷中的魔都女，其实是“日本美人的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

星期。晴。上午得刘衲信。徐诗荃送来照相一枚。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选购二枚，泉廿。……

个展的成功，不仅给光晴带来了川资，夫妇也暂时走出了感情的阴霾。1929年5月初，光晴伉俪经香港赴南洋，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一路采风、创作、卖画、会友，光晴自称“旅绘师”。昼间旅行、写生，夜晚宿于热带雨林边缘地带的简陋客栈。走在荒野夜路上，闻虎啸于丈外，与眼镜蛇四目相对……“我过着连乡愁都没有的日子”。

金子光晴作品：金花黑蔷薇草纸

这次行旅，本质上是诗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时。待慢慢长旅结束，从法兰西回到日本，已是1932年5月，东亚大陆战云密布。作为十一岁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终生与日本文学界保持某种距离，对母国文化有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学评论家安东次男的表述，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异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从某种意义上说，光晴一生都“在路上”。

上海市北四川路余庆坊的旧式石库门建筑，光晴与三千代曾在此居住

1931年，光晴与森协议离婚。一对怨偶好离好散，但二人对中国的爱和对鲁迅的敬重，都保持了终生。1934年，三千代的记游诗集《东方之诗》由东京图书研究社刊行。3月12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得《東方の詩》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赠。

同月17日，鲁迅又在日记中缀笔：“寄森三千代女士信，谢其赠书。”这封信，一直由森本人珍藏，从未面世。直到森辞世十四年后，才由森的儿子、早稻田大学教授森乾从亡母的照相簿中发现。2005年，被编入《鲁迅全集》第四版中。信不长，兹抄录：

拜启：前天拜领了惠赠的《东方之诗》。托你的福，我坐着便能旅游种种地方。谢谢你的厚礼。说到兰花的话，在饭店聚会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眼前。但是，如今的上海已与当年大不一样了，实在凄凉得可怕。

鲁迅上

森三千代女士几下

三月十七日

鲁迅信中提到兰花，其实是对女诗人的回应。森在诗集的《后记》中，回忆了1929年1月26日，在郁达夫的招宴上，自己与鲁迅之间关于兰花的一次聊天，表达了对中国的留恋：

和蔼可亲的郁达夫，告诉我有关兰花的话的鲁迅叔叔，怎么也未再见面的田汉。告别了这些先生们生活的上海，5月，我乘船离去了。

对“鲁迅叔叔”及其周围的那群左翼文艺家们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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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