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无废城市”应一城一策 忌简单拼凑

目前，我国各类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约600亿-700亿吨，年产生量近100亿吨，且呈逐年增长态势。

年初，我国提出建设“无废城市”。4月底，正式选定“11+5”城作为首批试点。5月中旬，试点正式在深圳启动。今年9月前，试点城市将制定完成具体方案。

7月3日，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邱启文接受新京报专访表示，方案应“一城一策”，切忌简单拼凑或机械模仿，否则不但与初衷相差甚远，还会劳民伤财。

“无废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城市管理理念，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也不意味着固体废物能完全资源化利用。其旨在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的目标。

邱启文说，建设“无废城市”，谁都不是局外人。

新京报：“无废城市”目前进展如何？

邱启文：目前“11+5”试点地区正在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包括具体的目标、任务清单和分工等等，要明确每项任务的进度安排。最近我们去了徐州、铜陵、绍兴等几个试点地区调研发现，地方非常重视试点工作，积极性高。另外，我们的技术帮扶工作组也已经到各试点地区进行了深入了解和指导。

新京报：调研发现了哪些问题？

邱启文：通过调研发现，“无废城市”的建设，主要责任主体和内在动力还是当地党委政府，换言之，试点的好坏，要看党委政府一把手是否真的重视，各方积极性是否调动起来，压力是否传导到位。

另外，必须有好的顶层设计、专业的日常队伍、办事机构。这次调研我们深刻体会到，试点城市要考虑软硬两方面，软，就是人文素养和文化培育，公众对无废城市的认可度、知晓度，是不是真正从内心去接受并且变成自己的行动，知行合一至关重要。硬，就是工程性的措施、投入等。

新京报：是否还存在阻力？

邱启文：我们调研发现，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没有什么阻力。但是，由于地区差异，试点的进度不完全平衡，各地的推动力、认识程度，还存在差距。我们也在研究考虑，下一步在政策或资金上，给予试点城市一定倾斜和支持。

新京报：我们现在提出“无废城市”，晚不晚？

邱启文：不晚。近年来，日本、欧盟、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日本持续推进建设循环经济社会基本规划。目前已处于第三阶段(2013-2020年)。欧盟委员会先后发布了“迈向循环经济：欧洲零废物计划”、“循环经济一揽子计划”。新加坡提出迈向“零废物”的国家愿景。我国“无废城市”建设并不是零基础，过去一直在推动，比如循环经济等。现在提出这个概念，恰逢其时，是“无废城市”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京报：为什么现在提出“无废城市”？

邱启文：眼下，我们面临突出的环境问题，比如垃圾围城。我国目前各类固体废物累计堆存量约600亿-700亿吨，年产生量近100亿吨，且呈逐年增长态势。深层次看，这主要因为我们粗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出“无废城市”建设，探讨如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新京报：其他国家有何可以借鉴的地方？

邱启文：国外建设“无废城市”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有些是在我们编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时，已经充分借鉴，有些需要在后续指导试点城市编制实施方案或开展试点工作时予以采纳。例如，我们参考“无废国际联盟”定义，提出了“无废城市”内涵，这与发达国家的定义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更符合我国国情。《方案》中专门提出要积极培育第三方市场，这既是国外案例经验，也是我国固体废物利用处置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而且，我们已经与新加坡政府展开合作，积极推动中新天津生态城开展“无废城市”试点建设，充分借鉴新加坡相关经验，包括共同探索环境管理的“监管沙盒”，探索固体废物(主要是生活垃圾)管理先进模式。

总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始终在关注跟踪分析学习国外在推动“无废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做法，扎扎实实指导推动试点城市建设。

新京报：建设“无废城市”中，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

邱启文：“无废城市”是个新理念，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长期探索与实践，久久为功。首先，我们需要在找准定位方面下功夫。“11+5”个试点城市都有各自资源禀赋，不同的条件、发展阶段以及城市功能定位，面临的挑战也不同。试点应该“一城一策”。体现共性，更体现个性。切忌简单拼凑或者机械模仿，否则不但与初衷相差甚远，还会劳民伤财。领先的城市应多考虑自己如何领跑，勇闯无人区，勇于作中国样板。综合实力相对较弱“跟跑”的城市，应实施差异化的追赶策略，弯道超车。

其次，试点城市应合理确定自己的试点路径以及任务。“无废城市”试点时间为2019-2020年，正处于“十三五”总结评估和“十四五”谋划期，“无废城市”的建设，要跟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相衔接，也要跟此前固体废物相关试点工作相衔接。在“一盘棋”的基础上，统筹安排“无废城市”试点各项任务。另外，在制度、技术、市场和监管等四个体系建设上，要下功夫。

新京报：为什么危废非法转移倾倒屡禁不止？

邱启文：我们分析，主要有几点原因：首先，企业守法意识薄弱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守法意识薄弱，相关法规制度执行不到位，导致非法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事件频发。其次，危险废物处置能力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部分省份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不足。另外，危险废物管理科技支撑能力不足。固体废物产生、利用处置、污染等特性的研究基础滞后，投入不足。

新京报：“无废城市”试点方案提出，遏制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下一步有何重点举措？

邱启文：我们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力提升危险废物监管能力。强化省、市两级固体废物监管能力建设，提升危险废物信息化监管能力和水平。科学评估处置能力缺口，着力提升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将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当地环保公共基础设施；继续将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

另外，夯实工作基础，着力提升危险废物风险防范能力。在积极推动《固废法》修订工作基础上，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法规标准修订工作，不断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体系。继续深入开展固体废物排查，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尤其是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继续聚焦长江经济带，深入开展固体废物排查与整治，部署“清废行动2019”，严厉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同时，危险废物非法倾倒转移，点多面广，我们鼓励全社会共同来监管。我们也正在着手部署，建成包括危险废物在内的固废信息全国一张网，摸清底数，危废的转移以及处置过程均在网上运行，提升固废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固废管理跟大气和水不一样，更多是风险管控，把风险降到最低，要突出重点，不能平均用力。

新京报：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公众扮演什么角色？

邱启文：在“无废城市”建设中，我们出台了试行版的指标体系，其中，有5个一级指标，包括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最终处置、保障能力以及群众获得感。群众获得感，就是老百姓对“无废城市”建设的参与度、认可度、满意度，这一点至关重要。地方政府需要调动老百姓，积极参与“无废城市”建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固体废物的产生者，这就要求我们做“无废城市”建设的宣传员、参与者、推动者，不能做旁观者、局外人和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