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的可能性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魏 晞

林晴把自己的7个“可能性”冷冻起来，在她看来，这是让“可能”有机会变成“现实”的一种保障。

还差一岁，这位上海女子就要迈进不惑之年。她在香港工作，每月收入5万元，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足，父母对她包容支持。只有一件事她不太满意，那就是还没结束单身。

2018年6月，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从林晴体内取出9颗卵子，其中质量达标的7颗被存入冰冷的储存罐。未达到医生建议20颗的数量，她之后还想再取一次。

如果说这条赛道林晴已经跑了半程，徐枣枣还困在起跑线上。她去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咨询，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做了检查，生理条件符合冻卵要求，但由于她单身，医院拒绝了她。

徐枣枣以“歧视女性”“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把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其提供冻卵服务。2019年12月23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中国内地现行的法律规定，医疗机构严禁给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一些人会出境寻求这项服务，花费至少10万元，还需要支付半个多月耗时带来的其他成本。

今年10月底，徐枣枣听说武汉一家医学机构向未婚女性开放冻卵技术，花费只需两万余元。“比去国外节省至少8万元！”仅过了一天，她就发现该消息纯属误传。

林晴则被医生告知，一次冻卵手术就能孕育宝宝的成功率不高，一旦离开身体，存活的卵子会越来越少。“可能没什么卵用。”她自我调侃道，但她不想放弃技术带来的那种可能性，也不想放弃生育的权利。

她本想以实名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被多个朋友劝阻，她才意识到，社会大众对冻卵的看法还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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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天，林晴帮朋友录了一期视频节目，在镜头前谈论对冻卵的态度。如今她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在那之后，自己对冻卵上了心。

林晴的朋友殷仕娟是一家境外冻卵服务机构的生殖健康咨询师，自称接触过100多个案例，平均每天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话。

殷仕娟最怕有人开口就要求“包成功”，想要一次手术就能取得足够数量的卵子，并保证未来这些卵子能孕育出婴儿。

有些人还会要求把卵子冰封在某国，方便找代孕。殷仕娟为其讲解当地法律，表示不可能，对方还会不依不饶地“我就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开始研发冻卵技术，最初的目的是为珍稀动物延续种群。后来，它成了人工辅助生殖手术的一部分。取卵时，如果男方不能及时提供精子或暂时没有精子，医生会先把卵子暂时冷冻起来。如今，冻卵成了单身女性延迟生育的一种“保险”。

通过技术能取到的卵子数量，取决于女性的年龄和健康状况。35岁是医学界普遍公认的分界点，在那之前，女性的卵子质量较好，数量较多。

殷仕娟每月会在上海申报馆举办一两次以保护卵巢为主题的沙龙。这些知识，她会反复讲。一般情况下，沙龙会聚集20多位女性听众，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人体最大的细胞是什么。

有人猜干细胞，有人猜胚胎，殷仕娟双手一挥，公布答案：“卵子。”

“哦！”观众席发出恍然大悟的呼声。

殷仕娟会接着说，精子是人体最小的细胞之一。课室会随即“炸锅”，她记得有个女孩娇滴滴地说：“哎哟，那我回去和我男朋友可有得说，要让他好好珍惜我！”

根据殷仕娟的观察，几年前，参与沙龙的多是40岁以上的女性，直接提出想生孩子。现在，来自互联网、金融、娱乐圈等高收入行业的年轻姑娘多了。有两个姑娘通过沙龙相识，结伴去境外找同一个医生做冻卵手术。也有人关注“取卵会不会变胖” “冻卵后能否找代孕”等问题。

一位境外冻卵机构的前工作人员形容，他们相当于留学中介，最终能出境冻卵的女性，其数量可参考“常青藤”学校录取比例。

在中国内地，能够提供冻卵服务的医疗机构，主要针对为癌症女性保存生育力和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未婚女性、女同性恋群体、有二孩计划的大龄夫妻等群体不符合“冻卵”的政策条件。

2001年，原卫生部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直到现在，民间多有放开冻卵政策的呼声，但该规定仍未松动。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单身女性生育问题公开回复。该回复称，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目前，单身女性生育既无相关法律支持，也与传统风俗观念不合，还需要考虑孩子的合法权益。社会上呼声很高，实际情形较少。下一步，卫健委将继续予以关注，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该回复还提到，吉林省对单身女性生育进行了特别规定，但该规定实施10余年来，尚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

吉林省那个被特别提到的规定是，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社会学家李银河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2002年，吉林省有高知女性不想结婚，只想生育。这个诉求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得异常激烈，争议焦点围绕“孩子生下来怎么办”展开，多次讨论后，各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女性有生育抚养能力，就不该被剥夺生育权。这个特别的规定由此诞生。

有些人质疑，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相抵触。

对此，徐枣枣很较真。12月23日，她状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持续1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这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的诉讼。

17年前，澳大利亚也曾发生过单身女性要求以体外受精的方式孕育后代的诉讼，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天主教会的申诉，支持地方法院允许单身女性孕育后代的判决。此后，澳大利亚的单身女性可以通过人工生殖技术获得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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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林晴动了冻卵的念头，就马上联系医院，开始一系列检查。不过，真握住和圆珠笔一样粗的注射器时，她还是发憷。

按照医嘱，她必须在取卵手术前两周，每天固定时间打一次促排卵针。她求助过公司楼下小诊所的护士，“打一针要四五百元”，一个星期几千元，她舍不得，决定自己来。

晚上10点，她下班回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先在肚皮上擦了点从药店买回来的酒精，然后捏起肚子上的“游泳圈”，凑近针头。

“医生说过，很多人都能自己打。”她对记者回忆，“大家都能做到，我的能力怎么会比别人差呢。”她用针头触了触皮肤，戳进皮下，一点点扎进去，推进药物。这一针给卵巢发出了信号，卵子在其中加速发育成熟。

林晴一向乐于尝鲜，常把钱花在体验新科技方面。“说白了就跟做医美、做激光矫正手术一样，只要经济上允许，你就去做吧。”只是说到冻卵时，她表示“还是有一点点不得已”。

此前，一遇到家族聚会，每个亲戚都会过来说她两嘴：为什么没有找一份安稳的工作，非要去闯？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闯，不对父母尽义务？为什么还没有结婚生子？

她还听说亲戚私下议论过，离过婚的女人，比一直未婚的好，至少被选择过，被珍惜过。以前她会怼回去，现在不再回应。

在决定冻卵之前，她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父亲听到新鲜词语，连连发问表达抗拒，“什么东西啊”“有必要吗”。她把现实情况摆上来：将来遇到合适的男生时，她至少不会因为生育困难被对方的家庭挑挑拣拣。

老人在电话那头顿住了。在他的记忆里，女儿从小到大都是最优秀的：作为海归硕士，她在一线城市间跳跃升职，如今是企业高管。半小时后，父亲松口，“随便你吧”。

林晴知道，父亲最期待的，是她能早日结婚。那张有着红色封面的“纸”，也是唐娇等待的。

32岁的她早就渴望成为妈妈，但关系稳定的男朋友希望先有事业再结婚。

她喜欢孩子，决定把卵子先冰冻起来，就像为母亲梦买了个保险。她去泰国的医院咨询冻卵问题，掏出笔记本记了3页医嘱。

回国后，面对好酒，好饮的她只伸出舌头，在酒杯里舔一舔，随即放下。朋友约她宵夜吃火锅，她敷衍地拒绝。不工作时，她连妆都很少化，把润肤乳也列为禁用品，出门戴上黑超墨镜，别人问起，她回答“过敏”。

她每晚9点爬上床睡觉。从她公寓的玻璃窗往外望，明星投资的酒吧刚刚开始热闹，livehouse里驻唱乐队开始表演，扎堆的黑暗料理还等着喊完麦蹦完迪的年轻人。要不是准备冻卵，唐娇会是其中一员。

知道内情的朋友调侃她：“明明你长了一张早上9点才睡觉的脸。”

唐娇选择香港作为冻卵的第一站，“离得近，沟通方便”。她需要支付15万元手术费以及每年1万元管理费，用于卵子保存。

早在2015年，演员徐静蕾赴美冻卵，向公众普及了这颗“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后来，台湾女星林志玲、香港艺人Twins等也分别向媒体公布自己已经冻卵。

37岁的广告演员周慧第一次注射促排卵针后，肚子一天之内就鼓起来了，胸部尺寸也跟着涨了。

5年前，周慧曾自然受孕，她马上停掉所有工作，待在家里盯着肚子，还吃了很多“保胎药”。此前，她还尝试过试管婴儿技术，那次胚胎没有成功着床，她感染了盆腔炎，高烧7天。

第一次做产检，医生指着超声波诊断仪器的屏幕对她说：“他就躺在这儿，但是没有心跳。”周慧盯着那一小团显影默默流泪，感觉自己忽然失去了和那个小生命的联系。医生后来安慰她，这个胚胎中了百万分之一的几率，有一对染色体配对异常。

药物流产的过程很痛苦。在她调养身体的半年内，丈夫有了外遇。她“瞬间就不爱这个人”，选择结束婚姻。

周慧觉得，自己前半生都在为别人的意见妥协。别人觉得该结婚了，她放弃去剧组演戏的机会，走进外界看来金童玉女的婚姻；别人觉得该要孩子了，她就想承担起传统家庭中女性的责任，尝试做贤妻良母。她总听别人说：“什么年龄就该干什么事。”

催促过她结婚生育的父母后来支持她离婚，还劝她把孩子的事放下。父亲说，如果男人真心喜欢一个人，不会介意有没有生育能力，没有孩子两人也过得很好。

冻卵后，周慧的择偶心态变得很平和，她以前会考虑对方的年纪能否生育，是否能一起抚养孩子，现在她只注重“感觉”。

她养了一只猫，一个人去自驾游，还开始创业，感觉自己比30岁时健康，也依然期待爱情。“追我的人可多了。”她说。在她看来，十几万元的花费不贵，“买些包包、手表，也是这个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生殖中心主任童国庆介绍，在国内，合法合规的整套冻卵流程共花费不超过2万元，每年保存费约1000元。

殷仕娟的客户里，有个29岁的姑娘计划要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减轻高昂费用带来的经济压力。客户们会了解不同地区的具体政策，选择符合自身情况的地方冻卵。

时间紧张的姑娘去距离最近的香港；泰国费用便宜，吸引年轻的异性恋姑娘；不差钱的姑娘去美国，孩子将来能拿到美国国籍；女同性恋群体倾向于政策灵活的澳大利亚。从那里出发，卵子可以跨越赤道被运送到乌克兰，输入到代孕妈妈的子宫里。

中国香港和泰国虽然允许单身女性冻卵，但必须出示结婚证才能将冷冻卵子复苏，合成受精卵。新加坡的已婚女性需要小于45岁才可以接受试管婴儿治疗方案。法国的异性恋夫妇和同居的异性恋情侣可以通过人工手段受孕，但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群体则不被允许。

2018年，法国曾针对这条规定是否应当修改举行辩论。法国政府估计，若修法顺利通过，每年至少有2000位女性受惠。早在2013年，法国法律已经承认，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具有相同地位。

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争论也集中在单身女性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赞同者认为，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可以依法享有接受人工生殖辅助技术的权利，无须花大钱出境求子。反对者则批评，此举将剥夺孩子拥有父亲的权利。

李银河认为，女性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婚姻状态被剥夺生育的权利。她呼吁，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开放冻卵政策的客观条件：“应该还给单身女性生育权。”

她分析，我国禁止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原来主要出于计划生育的考虑，担心人口失控。如今，国家接连推出单独二孩、双独二孩、全面二孩多个政策后，我国总和生育率依然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生育意愿下降明显。

今年11月，医学知识网站丁香园在微博上发起投票，1.8万个参与者中，1.6万人对冻卵表示支持。2018年，《中国日报》曾发起“单身女性是否有权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方式”的投票，近5万多个投票里不到1%是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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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晴在母亲的陪伴下，坐巴士穿过维多利亚港，再转地铁到达香港一家私立医院。她换上白色病号服，戴上蓝色手术帽，被推进手术室。此时，她的肚皮上还能看见注射促排卵针留下的针孔。

麻醉药品注入体内，林晴昏昏沉沉睡了过去。醒来后，她被告知已经有7颗卵子被取出，心里不禁嘀咕：“真的假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她能注意到的手术痕迹，是手背上还有一枚蓝色的留置针。

取出的卵子很快被送到胚胎实验室里简单处理，然后放入贴着林晴名字和编号的条状试管中，再放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储存罐，以超过每分钟2万摄氏度的速率瞬间冷冻，卵子及其周围环境变成玻璃状结构。

这种玻璃化冷冻法，将卵子复苏率提高到80%-90%。此前的慢速冷冻法，是将卵子从室温环境下，慢慢降到零下6摄氏度，再降到零下30摄氏度，最后降到零下180度保存，卵子的复苏率约50%-90%。

假如医生成功取出20颗卵子，约有16颗经解冻后苏醒，12颗与精子配对成功，再有三四颗能培养成胚胎，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好胚胎能在子宫内着床。

这个“损耗率”还会受到外力影响。2018年，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旧金山一个保有数千冷冻卵子和胚胎的储存柜发生故障，约500位客户受影响。同一天，俄亥俄州也发生类似故障，约2000个卵子和胚胎失去活性。

为了足够保险，唐娇计划把卵子存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她在香港冻卵后，下一站准备去美国、欧洲，“存卵子就和存钱一样，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她把卵子比喻为红酒，储存的地方要是一会冷，一会热，容易影响品质。

童国庆医生介绍，公立医院每个星期要往这些冒着冷气的圆桶里补充液氮，并设立电子监控系统和专人看管。根据已经开放社会化冻卵的国家的数据，他指出，只有十分之一的女性最后会使用这些冷冻卵子，不使用的冷冻卵子存放在医院，可能造成医疗资源浪费。

洛阳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生殖研究所主治医生李静曾给媒体算过一笔账：为了维持恒温，一个47升的液氮罐一年大约要消耗5罐液氮，一罐液氮750元，她所在医院的16个液氮罐一年就要花费6万元。加上添置新罐和日常人力物力养护的费用，这个成本很难算得清楚。

在澳大利亚从事试管婴儿工作的医生梁忠杰也说，澳大利亚近5年冻卵的案例里，冷冻卵子的利用率不到50%。5年前，他所接触的冻卵者都是癌症病人，现在，超过五成冻卵手术是健康女性为自己添置的“生殖保险”。

即使这些冷冻卵子能重新启用，在我国，夫妻要拿出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才有可能进行“试管婴儿”的尝试。

童国庆估计，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复苏冷冻卵子生育的孩子不超过1000个。一般来说，医生不会鼓励单身女性冻卵，过程颇为“不舒服”，促排卵的药物存在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的风险。

早在咨询的时候，唐娇就被医生告知了风险。她清楚自然受孕更好，冻卵是下下策，但还是愿意为了那些可能性承担风险：现在被扎几针，总比以后想生却生不出来好。

她计划生3个孩子，坚持精英育儿的观念。一次同学聚会，她听人说“自己不优秀，要生个孩子培养得优秀”，固执地纠正道：“要自己先变得优秀，再生孩子好好培养，不然就是拖累孩子。”直到旁人暗示她不要再说了。

在林晴的选项里，孩子不是必需品。她信奉先有爱情，再有孩子，甚至只要有爱情，没有孩子也可以。她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安全感，认为高职位高薪酬也面临失业的高风险，总觉得年轻人对她的位置虎视眈眈。

林晴在知乎上看到有人提问，月入5万元的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她回答了一个字，帅。现在，她正学习不再“颜控”，“男生亲得下嘴就可以开始从朋友做起”。冻卵让她感受到了一点“安慰”，但这点“安慰”对很多女性来说依然奢侈。

12月23日的北京，中午气温零下2摄氏度。不想花钱购买“奢侈品”的徐枣枣走出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大门。

各家媒体的镜头早就在等待着她，期待采访的记者一度堵住法院门口的人行道。徐枣枣在保安的引导下快步离开，身后有记者手持手机，追拍她的背影。在她开庭期间，一群未成年女学生自发组织来到法院门口，对她表示支持。

这个热度是她从来没有预想过的。此前，在寻求冻卵的路上，她一直在摔跤：她曾被拒绝立案，辗转找过不少律师，还给人大代表写过信，其中一些被退回。

最近一个星期，徐枣枣又开始有了信心。她一条一条刷着网友的留言，很多单身姑娘告诉她，自她这个案子后，她们才开始了解这种冰封的可能性。

（应受访者要求，唐娇、林晴、周慧、徐枣枣为化名，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陈轶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