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湘贤：行摄六十载 诉尽桑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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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湘贤先生近照

人物简介

杨湘贤，1935年出生于泉州，1955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校。1958至1962年在福建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电影摄影师。1962年至1973年任新华社福建分社摄影记者，1973年在晋江地委宣传部通联站担任记者。1984年任泉州市第一届摄影家协会主席，1988年获主任记者职称。1991年在泉州市文联工作至退休。2022年1月，荣获第八届福建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记者 吴拏云/文 陈起拓/图（除署名外）

杨湘贤克服重重困难，绑上安全装备拍摄东西塔浮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杨湘贤先生对古城特别是东西塔的影像记录是人们研究古城的重要资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过去设备简陋，影像资料匮乏，而湘贤当年急如星火地赶场，却记录了很多可以入志的党政商学的重要事件，工农业生产的典型事例，城市化进程和人们精神物质生活的变化，更遑论还有行脚所至，不经意间随手拍摄的山川风物、民情风俗、鲜活的世态瞬间等等。几十年下来，底片积箧盈屉，当日或许无心所得，现今却成为难得的城市记忆。

——《杨湘贤新闻摄影作品集序》周焜民（泉州市政府原副市长）

1.能请您简单回顾一下从孩童到青年的学路历程吗？

杨湘贤：我是1935年出生的泉州市区人。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人送我到江南浮桥一带的新华小学（即今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就学。我父亲在那里卖鱼，所以我是打小就一边在店里帮忙，一边读书的。小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我被送到市区花巷许厝埕的一家私塾中读书。私塾里的老先生姓安名伟生，人很慈祥，也很博识，尤擅古文。我们读书的私塾是在一幢古建筑里，古色古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私塾后，1952年我考入厦门鼓浪屿的鹭潮美术学校（后称厦门工艺美术学校）读书。鹭潮美术学校也是在那年刚刚成立并招生的，所以我就成了该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学校分为三年制和五年制学生，初中毕业生上三年制，小学毕业生上五年制。我当时读的是三年制。鹭潮美术学校除了专业课外还上语文课、俄语课、地理课、历史课、政治课、艺术理论课等，在那里我还第一次接触到摄影器材，不过真正学摄影还是到福建电影制片厂时才开始的。

2.您1958进入福建电影制片厂，当时该制片厂还处于初建阶段，您为何选择进入这家制片厂的？能请您谈谈在该厂的工作情况吗？

杨湘贤：1955年，我从鹭潮美术学校毕业以后就到厦门文化局工作。上世纪50年代，文化局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各种中心任务来开展。我是在到厦门文化局的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入的党。不久传来消息，筹备中的福建电影制片厂准备在厦门设立一个摄影站，厦门文化局于是让我负责这件事，帮助筹建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厦门摄影站。

福建电影制片厂是在1958年正式成立的，当时厂址设在福州白马河西岸黎明村。为了支援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创建，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组织了不少电影摄制的专业创作人员来到福州，包括编剧、导演、摄影、录音、剪辑、美工、灯光等，人员齐备。由于厦门摄影站几乎没有活动，没多久，我也被调到福州，进入福建电影制片厂工作。1958年至1962年，福建电影制片厂主要摄制新闻电影。以前电影院放电影之前，都要先播一段新闻片，一本大约是10分钟，由四个主题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闻电影”了。新闻电影以新闻为主，也有纪录片。当时我在制片厂的主要任务就是随队去拍摄新闻电影。从天马电影制片厂来的摄影师徐德干成了我的师傅，他教了我许多拍摄方面的技巧。那几年，福建电影制片厂摄制组同志的足迹踏遍了全省各地，用影像记录着那时福建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众涌入影院观看身边发生的事儿，大街小巷争先传颂，当年的新闻电影是极有冲击力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福影”可以说是一炮而红。

让我印象很深的是1961年的元宵节，我们到泉州拍摄了一部关于泉州闹元宵的纪录片。当时，泉州中山北路老的威远楼还没有拆，这楼高大威武，远远看气魄非凡。闹元宵的踩街队伍就安排从威远楼旁边出发，一路浩浩荡荡地向中山路走来。由于是在晚上，担心路上光线太暗没法拍清踩街现场，市政府还特地从晋江机场（当时还是军用机场）借调来三个探照灯，用卡车装载着，沿途为踩街队伍打光。那机场的探照灯非常亮，把整条中山路照得跟白昼似的。犹记得，那时候的元宵踩街内容跟现在也差不多，传统花鼓、火鼎公婆、大鼓凉伞、舞龙舞扇等，应有尽有。整部闹元宵纪录片拍下来，气氛非常热烈，本土人物影像触动了东南沿海民众的心扉，所以这部纪录片是很成功的。如今，据说这部纪录片还当作宝贵的资料片收藏在福建电影制片厂里。

杨湘贤先生展示“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杨湘贤先生接受泉州晚报记者采访

3.福建电影制片厂在1962年曾被取消建制，是出于什么原因？您在此时又是怎么进入新华社福建分社当摄影记者的？

杨湘贤：1962年5月，国务院转发文化部的《关于调整电影制片厂的报告》提出：“为了加强全国电影制片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重点使用现有制片设备与人员，以期正确地发挥它的作用，依据精兵简政和以调整为中心的方针，对全国电影制片事业作调整，撤销各省新闻电影制片厂。”很不幸，福建电影制片厂也在撤销之列。1962年下半年，福建电影制片厂从波峰落入谷底，几乎处于“静止”状态。恰好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急需一批摄影记者，派人到制片厂来要人。制片厂于是同意将我调至新华社福建分社去工作。

当时，新华社福建分社位于福州市区鼓屏路，大概有将近20人左右，社长是孙明，副社长有雷普等三人。刚调入新华社时，我主要还是从事摄影报道。那时办报的工作条件比现在差得多，记者采访全靠两条腿走。我们出去采访，既要拍照，也要拿笔记录，生怕错漏任何新闻细节。

4.在新华社这样的大平台上工作，应该经历不少大事件吧？这段时期有哪些事或人给您留下深刻印象？

杨湘贤：记得那时新华社福建分社给予我们摄影组的主要任务是采访报道“反小股”的重要成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还处于“敌对”状态。当时，台湾一小撮人别有用心地对大陆搞“心战”，派特务驾艇到海上，把随身携带的香烟、饼干之类的东西送给闽南沿海的渔民，以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另外，台湾当局还派小股特务武装对闽南沿海实施袭扰，进行破坏活动，以期建立所谓的海上“游击走廊”。为此，党中央发出粉碎台湾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解放军对袭扰东南沿海的小股台湾特务进行搜剿，这就是“反小股”行动。解放军一旦在海上抓获那些特务，会用登陆艇送上岸。新华社福建分社一得到消息，会马上派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我就曾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反小股”抓捕行动。由于解放军将特务押送上岸的时间非常短，往往要求我们摄影记者要能快速反应，并且擅长现场抓拍。我参加过好多次“反小股”行动的采访报道，当时也抓拍了不少极具震撼力的逮捕画面。

另外，还有两起重大的台湾军人“起义”事件，我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也参与了现场拍摄和报道，那就是1963年的台湾上尉飞行员徐廷泽起义事件和1964年的台湾国民党下士赵宗礼驾艇投诚起义事件。1963年6月1日，台湾“蒋军空军第2联队11大队42中队”的上尉飞行员徐廷泽起义，驾着喷气战斗机弃暗投明地飞返大陆，降落在福清的龙田机场。我和新华社福建分社的同事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龙田机场，对徐廷泽起义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此事震动了海内外。6月4日，国防部在福州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代表国防部宣布命令：授予徐廷泽少校军衔，并奖励他2500两黄金。随后在6月21日，北京市各界也举行欢迎大会，欢迎徐廷泽驾机起义的爱国行动。徐廷泽带来的“佩刀”喷气战斗机迄今仍陈列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的展品供人们参观；另一起是赵宗礼起义。1964年10月4日晚，台湾国民党下士赵宗礼突然开着一艘艇身上标有“1279”字样的国民党海军登陆艇，从金门驶入厦门海域，最后停靠在厦门海军码头。在得知赵宗礼驾艇来投诚起义，我和同事杨震河等人，也迅速赶到海军码头进行报道。赵宗礼起义事件同样令人欢欣鼓舞。后来，赵宗礼因驾艇起义立下大功被国防部授予少尉军衔，同时他还获得600两黄金的重奖。这两起事件对当时图谋不轨的台湾当局形成了沉重打击。而我作为历史事件的记录者能目睹这一幕，倍感荣幸。

1964年，杨湘贤游览长城。（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97年，参观马克思故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63年，杨湘贤在北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5.您1973年到晋江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您在通联站具体从事哪些工作？

杨湘贤：1973年新华社总社将我安排到晋江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晋江地委宣传部通联站位于泉州市区庄府巷内，实际上也是一个新闻机构。当时，泉州地区还没有专门设立的新闻媒体，报社、电视台等都还没办。我们就被组织起来写地方新闻报道，然后供稿给新华社、福建日报等媒体。我在通联站一直工作到1991年，期间经历了许多的泉州历史大事件，如1974年泉州湾宋代海船的成功发掘；1981年，“中日贸易史研究者访中团”来泉访问、考察；1983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携夫人到泉州访问；1983年，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新建落成，叶飞、项南等为纪念堂落成剪彩；1985年，中东各国驻京大使携夫人来泉参观泉州清净寺、灵山圣墓和伊斯兰教石刻馆；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到泉州进行考察活动，等等。如今回忆起来，仿佛就在昨昔。

6. 1984年，您出任泉州市第一届摄影家协会主席。当时市摄影家协会是怎么成立的，初创之时有多少位成员，能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杨湘贤：早年从事摄影这个行业的人太少了，为了培养摄影的后备力量，我们一直筹划组建一个摄影爱好者交流经验的“小家园”。在这个背景下，泉州市摄影家协会于1984年成立，最初名称是“泉州摄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才更名的。协会创建之初是以泉州工人文化宫内的一批摄影爱好者为基础组建的，同时也招收不少社会人士入会，然后经由会员投票，我被推举为协会主席，张清杰、杨垂堂等同志担任副主席等职位。

“泉州摄影工作者协会”创立之后，经常与外地摄影协会一起举办活动。我记得在1984年我们就办了一场“四市联展”的摄影展，四市即指泉州、大理、宁波、扬州，四座城市的摄影爱好者共同举办了这次摄影展，可谓盛况空前，也吸引了大量的社会人士前来观摩。由于是四城联展，我们协会成员还带着作品一起前往大理、宁波、扬州这三座城市展出，这对于交流摄影经验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后来，协会又陆陆续续举办不少类似的活动。如今的泉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是洪宗洲先生，协会现有千余名市级会员、数百名省级会员和123名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协会还派生出了许多分会，包括各县（市、区）摄影家协会发展的会员，总数达数千人。看到协会蓬勃发展，我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

7.出生于泉州，您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据说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泉州古城内悉心拍摄，留下了大量古城珍贵的历史照片。后来您将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的旧照整理成《泉州记忆》影集，人们从这份影集中可以读到这段时期泉州政治、文化、经济和民生的变化，读到泉州人的喜与悲，是这样吗？

杨湘贤：的确是这样，我向来对家乡泉州十分关注，也积累了不少泉州的影像资料。《泉州记忆》影集收录了上世纪70年代至2000年的泉州旧照，反映了这段时期泉州政治、文化、经济和民生的变化。在那段时期，泉州本地专业摄影师真的还较少，所以地区一旦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我基本都会到场。除前面提到的那几个重要事件外，我对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宏船法师1984年访问泉州也是记忆深刻。宏船法师祖籍晋江，所以这趟访问也算他的“回家之旅”。当时，宏船法师是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率领弟子回到家乡泉州参礼祖庭。后来还与泉州老市长王今生进行会晤，互相交流了对泉州佛教、泉州文化的看法。宏船法师向来简居斗室、自奉俭朴，但在听说泉州千年宝刹承天寺尚待修缮时，他毅然带头募资重兴该寺，光前裕后，为法门增光。宏船法师一生致力于救济贫困、弘法利生，他对佛教、对社会贡献巨大。其人在新加坡备受社会各界敬仰，也享誉东南亚。往事蹉跎，时光如鞭，之所以整理《泉州记忆》影集，也正是为了方便泉州民众追忆这样的人与事。

上世纪80年代初，杨湘贤与文史专家傅金星（右）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1959年，杨湘贤在电影制片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8. 2007年，您自己编著的《泉州东西塔雕刻》正式出版。该书为我们揭开了开元寺东西塔的神秘面纱，也为研究泉南佛国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您为这部书耗费大量心血，该书的构想源于何时，为何要出这样一部书？

杨湘贤：上世纪80年代我在泉州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时，对家乡的古文化、名胜古迹有着浓厚兴趣。特别是我小时候常在西街开元寺里玩耍，耸入云霄的泉州东西塔那时就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我一直想找机会把东西塔上精美的雕刻用照片记录下来，方便拿给喜爱泉州的游客们分享，也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

1989年，经当时市宗教局柯建瑞同志向省宗教局申请拍摄获准，我就启动了对泉州东西塔雕刻进行全面拍摄的工作，除准备相关设备（如搭移动脚手架等）、做好安全措施外，还要等光照条件，等合适的天气，等人员都到齐（当时我请两位青年小伙来协助拍摄），因此断断续续地拍摄了一年时间才完成。然而，拍摄还不是最难的，让我头疼的是还要整理雕刻的文字材料。当时我拍下的雕刻图像主要是160尊人物造像，其中佛像5尊，菩萨像31尊，罗汉像7尊，护法神将像59尊，高僧和神僧像40尊，与佛教有关的人物像18尊。这些人物都有出处，特别是那40尊我国和来自西域的高僧、神僧，个个都是“三藏”有成的得戒阿阇黎，出现的时间点分布在东汉至北宋的900多年间，各个朝代的都有，必须找大量的佛教参考书，才能较准确地描述他们。另外，在东塔须弥座有辉绿岩和花岗岩图雕54方，环绕须弥座束腰部位有40幅佛教故事浮雕，讲述的是释迦牟尼佛前世今生的故事；西塔须弥座有花岗岩和辉绿岩图雕56方，环绕须弥座束腰处有40幅图雕，内容分别为双狮争球、双龙戏珠、花卉和飞禽等。两座塔的图雕内容十分丰富。这更激励我深入学习佛教多方面的知识，搜集相关资料，尽可能地为东西塔雕刻整理出图文并茂的内容来。

为更好地还原这些高僧、神僧人物，我在编写《泉州东西塔雕刻》这本书的近十年间，经常到书中人物活动频繁的地点去寻觅高僧大德的芳踪，如到嵩山少林寺达摩祖师面壁处、庐山东林寺慧远的创宗处等，尤其是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这座隋代建造的古刹，至今还留有寒山、拾得等高僧的塑像、讲经洞、墓塔等遗迹。睹物思僧，再回头看看泉州东西塔上的浮雕，令人感慨万千。

泉州东西塔的建造，乃是集建筑工艺、绘画、雕刻艺术和佛教史于一体的典范佳作。人物雕像承传了宋代以写实见长的风格，人物性格刻画生动，形象端庄优美。精细的刻工，也展现了闽南民间传统石雕工艺的特点。东西塔以花岗岩石材建成仿木楼阁式的结构特点，以及古朴典雅、雄伟壮观的造型，显示了石构造塔的高超技艺和匠心独创，为国内众多石塔建筑所不及。数百年来东西塔早已成为泉州地域文化的象征和文化名城的标志。能用《泉州东西塔雕刻》一书，把东西塔介绍给世人，也算完成了我自己的一桩心愿。

9. 2020年，您还出版了一本“记历史痕迹、讲人文故事”的摄影作品集《古城印记》，能介绍一下这本作品集的情况吗？

杨湘贤：我的作品集《古城印记》其实就是我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本摄影集合，内容上分为“海丝稽古”“都衢沧桑”“刺桐遗韵”“节日市井风采”“戏剧选辑”等15个章节。在这本摄影集中，人们是能看到泉州的过去和现在，能看到泉州的市井生活，也能发现泉州文脉传承的故事。特别是“海丝稽古”这章，里面出现的很多是我们如今的世界遗产点，早年的旧貌如何也许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另外，著名诗人蔡其矫、著名国画家李硕卿、刻纸大师李尧宝、木偶头雕刻大师江加走等泉州名人的身影也出现在影集中，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切怀念。书中还特地用一个章节来展现1991年“和平方舟”来访事件，这是当年的大事。上世纪90年代，古泉州被世界重新发现。1990年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坐阿曼国王捐赠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从西至东重走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1991年2月14日抵达泉州后渚港，在泉州进行为期6天的综合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随后整个90年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泉州乃至世界范围内都热了起来。

10.先生您掌镜60载，可以说是遍观泉州的风云变幻了。回顾过去60多年的拍摄历程，您有什么话想对爱好摄影的年轻朋友们说吗？

杨湘贤：回首这60年，我个人的拍摄是比较偏好民俗风情、文物古迹等方面的，特别是一些文化景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譬如洛阳桥我就去拍过无数次，从桥梁建筑，到蔡襄祠，到附近村落面貌的改变，不同的时间我留下了不同的影像，这样在重温时，仿佛就看到了历史迈进的步履了。非常可惜的是，我记得小时候从泉州东门出去，清源山一带有许多高大的牌坊，从数量、文化内涵和工艺水平来看，这些牌坊堪称国内一流。但等我上世纪70年代返回家乡再想拍摄时，清源山下数十座牌坊只剩下“急公尚义”坊，令人深感痛惜，这样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想对爱好摄影的朋友们说，多走走、多看看、多拍照，留下那些美好的瞬间，不要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