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当志愿者的价值和理由

苏毅原准备春节到新加坡过。他在武汉附近的仙桃市处理公司业务，腊月二十九，接了一个电话，他清楚地记得，那时是背对着武汉的方向。电话告诉他，武汉要对进出人员加强控制了。

苏毅立即启动车子朝武汉赶，他知道，新加坡去不成了。几年前母亲去世后，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了，他要赶回去照顾父亲。

那天，卫婧原也准备开车带父母回老家黄石市过年，她也决定不回老家了。

苏毅是两个企业的老总，还是专门培养企业老总的长江商学院校友会的秘书长。卫婧曾经也投资过企业，还是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他们留下来和这场疫情共同战斗了40多天，并且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志愿者。

不出门的志愿者

疫情在武汉暴发40多天了，苏毅和卫婧还都没有单独走出过小区。他们在家里当志愿者，各自负责一个志愿者团队，业务又有交叉。他们募捐的钱物合计超过一个亿，捐赠的范围覆盖全省100多个县市和280多家医院。而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各自在家里完成的，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

他们的作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媒体关注。一位记者对他们足不出户就干了这么大的事半信半疑，有一天专门去找卫婧。疫情期间，武汉的每个小区都加强了对进出人员的管理。保安指着门口的一条白线，让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不要越线交谈。

卫婧和苏毅到底是怎样完成那些工作的呢?

每天，卫婧起床后就打开手机，打开电脑，靠这两样东西联系志愿者团队和外面的世界。苏毅不会用电脑，他只靠一部手机和桌前一个笔记本，打电话、发微信、做记录。

不出门，照样能当志愿者。

苏毅办民营企业前后有20多年了。他不单不会电脑，还不会做饭，不会给狗洗澡，只会泡茶和拖地这种简单的家务，复杂一点的也做不了。这些事情原本都是请人来做的。家里面雇着人，公司里更是。他只发话，只开口吩咐和安排布置。现在，雇工回家去了，原来说几天就返回，但因为疫情阻隔，也回不来了。苏毅每天忙着募捐，协调各种事务，还得直接面对自己年迈的父亲。

卫婧从小学开始当主持人，大学时期当学生会主席。大一那年，她就能挣几万块，从15岁至今，她似乎一直在忙碌。这么多年来，她没有和父母待在一起超过15天。在家里她待不住，外面才是她的世界。这种性格让卫婧的父亲感到有些遗憾，觉得女儿不懂得生活。

苏毅决定为武汉的疫情募捐是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住同一个小区的父亲请在一起吃年夜饭，饭桌上却在不停地打电话。多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工作和生活不分，把工作带到家里，全家人也都习惯了。

大年初一，第一笔募捐款就已到位。这是绝味鸭脖捐助的，企业的老总戴文军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

苏毅搭建志愿者团队的原始班底只用了几小时。他自己企业里的两三个人，加上校友会几个人，再邀上卓尔企业公益基金会的几个工作人员，最初的队伍就算成形了。团队搭建好后就开始在长江商学院的各期校友群里发倡议。大家都知道苏毅，无需验明正身。苏毅的团队甫一建立就进行了初步分工，因此没有像其他很多临时组建的志愿者团队那样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和无序。一切似乎都很有章法。这得益于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做公益。

卫婧决定做志愿者则是在大年初一。她找到的第一家赞助企业是深圳的正安基金会。卫婧毕业于中医药大学，她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在医院工作，她对医院所需的物资很熟悉。只用了两天，卫婧的团队就统计出了200多家医院的物资需求，每个医院的表格列得清清楚楚。卫婧的团队里有几个具有一定医学知识的半专业人士，有医药代表，还有仪器维修人员等，在很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N95口罩，什么是核酸检测的时候，卫婧的团队就已经开始进入工作了。

两个团队各自运行了三四天后，大约在大年初三或初四，苏毅和卫婧在微信上遇到了。此前他们虽认识，却并不熟悉。苏毅的团队已接受了大量的捐款和物资，他们要采购什么，采购什么规格的物资，这种专业问题他都会请教卫婧，几个来回之后，两个人的团队开始合作。

速度与狗粮

两个人联合的第一单赞助是护目镜。此时，他们都已进入空前忙碌的阶段。苏毅的电话几乎没停过，长江商学院的各届校友群都已行动起来，各地企业家纷纷表示要给武汉抗疫一线捐款捐物。短短3天时间，募集到的资金便有几百万元。

前方急需护目镜!正是春节休假的时候，生产护目镜的工厂很难找。先要找品牌，图片发给医院里核对，再去找源头的生产厂家……终于， 1月25日，他们在浙江联系到一家生产护目镜的工厂。但是因过年，那家工厂的工人已放假，他们请求工厂召回部分工人加班生产，日夜兼程。

医院里每天都在告急，每天都有病亡的消息传来，抢时间就是在抢生命!用汽车运似乎等不及，甚至发火车、用日常的飞机物流都来不及!他们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包机!

1月26日，一架载有4万多只护目镜的顺丰专机抵达武汉，物流志愿者团队在机场早已等候多时。下午两点多，这批护目镜开始向湖北省的200多家医院派发。

“1月27日李克强总理到武汉时说，那天有一批护目镜会来支援大家，指的就是我们企业家捐赠的这批。”苏毅说。

速度快，审批程序少，说干就干，是他们成事的特点。那几天似乎特别重要，因为人们都还没觉醒过来。无论是医院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大家都对疫情迅猛发展的速度和染病人数的暴涨估计不足。这个时候，速度比什么都重要。

原以为这次会像以前的多次捐助一样，一阵爱心捐赠后很快就会结束。最初，他们预估疫情结束的时间会在正月十五左右，认为疫情怎么都不会比2003年的非典严重。但后来，事实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两周之后，疫情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严重了。

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

“快”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

志愿者卫婧:

上学时我是五项全能冠军。从小我一直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但疫情看起来却很漫长。它又湿又重，每天压在我们身上。

那段时间到处都在报告缺口罩、缺防护服、缺护目镜、缺呼吸机和紫外线杀毒灯。似乎什么都缺。我每天抱着电话却又不敢看。早上醒来一打开手机，上面至少上千条求助信息。我觉得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黑洞，而我们的力量太小了。

这些求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我毕业实习的医院临床老师就是著名医生，他也在求助，说需要防护物资，这让我吃惊。我原以为只有小医院才紧缺物资，大医院应该不缺。我们都没想到物资的需求量会这么大。

我有一位同班的男同学被确诊了，他是一名医生，他们夫妻俩都和我是朋友。我想去关心，但在当时的氛围中却不敢去关心，怕伤害他。后来我找了一个理由发微信给他，他回复说正在住院。我那位受人尊重的临床老师也因为“疑似”被隔离了，我听到消息完全不敢相信。两天前他还在问我要防护服啊，后来同学们告诉我，他在隔离期间还在关心他人，他要的防护物资不是给自己用的，而是给别人。

那段时间我们的团队很沮丧，都在挑别人的刺儿，相互指责对方工作不到位。有一回我和团队里的高顾诚吵了架，其实我们平常关系很好。还有张荣国，曾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在我的团队里负责质检和验收，这段时间也和供应商吵过两次架。一次是和浙江的一家口罩经销商。他把钱付了，却迟迟催不到货，后来才明白对方只是中间商。还有一次是买84消毒水，也是一位中间商，收款之后对方反复许诺但就是不到货，张荣国要求退款，对方又迟迟不回复，张荣国差点报警，对方这才退款。

志愿者苏毅:

我的那些企业家校友们也有些人开始沉不住气了。

有人向我质疑。质疑的人问我为什么把第一次捐赠的两万只口罩给燃气集团的700名工人。质疑的人认为医护人员最需要，为什么不给医护人员?

团队里负责购买物资的董勇和我吵架。吵架的原因是他卡上的钱买物资用光了，要用我卡上捐赠的钱，但是我卡上的钱也已经预订了物资。

总之是什么都不够。钱不够，物资不够，人手不够，线下的运输也不够。

我只有解释。

医护人员当然需要，但是这个城市里很多为疫情服务的人们同样需要，更关键的是，那两万只口罩信息来的时候，刚好是燃气集团求救，时间上太凑巧了也太急了，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

正值隆冬，城乡都不能断气。不单武汉燃气集团，孝感、当阳、十堰这些地方的燃气公司的员工全部都在行动，居民在家里被疫情阻隔不能出门，他们就主动上门。民生一刻都不能停。

我们原以为疫情很快会结束，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和往常一样，以为快速捐款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两周以后，疫情却远远没有结束的意思，大家的激情都有点受影响。我们有一种无力感，包括我本人。

那段时间我脾气很坏，家里没有人做家务，狗饿了没人喂。狗拉的大便怎么办?狗毛落一地怎么办?我只有对狗发脾气。

我发觉我连狗粮这件小事都处理不好。

转身和改变

对苏毅来说，如果不是他的父亲，他恐怕会一直在一条路上往前快速走，走不快时，就开始怀疑自己;卫婧也是这样，疫情使她和父母天天待在一起，这也改变了她。他们没有想到，年迈的长辈也和城市一样，给他们方法，也给他们启迪。

那一阵子，70多岁的老父亲每天给苏毅做饭，不让苏毅插手。父亲虽然做事缓慢，但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事，做很少的事，做的有条有理，有滋有味。每顿，还会喝上几杯小酒。

那段时间，苏毅夜里睡不着。他的两个公司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没有城市的发展就没有他这么多年的成就。多年以来，武汉这座城市和父辈一样，就是他的倚靠，一直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后盾。现在，他为自己救不了这座城市而焦虑。他想起了母亲十几年前在病床上的临终遗言。母亲让他多爱父亲，把对她的爱转到父亲身上。但是，这么多年他却一直忙忙碌碌。看着父亲衰老，他请人照顾，以为就是尽到心了。现在，他决定不再让父亲做事，从头开始学习做家务。

在一天一天的陪护中，有些事情会发生变化。父亲是这样，城市也是。武汉的疫情没有很快变化，但是却在每天每天地改变。苏毅每天待在父亲身边，待在城市中，坚持着，每天做一点点小事，为父亲，也为城市。

在疫情最严重的某一天，看到校友群里捐赠热情和速度明显慢下来的苏毅打电话给卫婧，提了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会不会“捐完”?如果我们捐不动了，城市的疫情还没有解决怎么办?

卫婧一愣。

卫婧给她在医院里的同学朋友们打电话，问他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他们需要的答案来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春节放假，很多医护人员忙了一天连热饭都吃不到。一下子那么多人冲上一线工作，后勤配套却跟不上。

苏毅和卫婧似乎找到了新的定位和入口。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大的事情国家会来做，但是保护部分医护人员，让这些人有防护用品，有热饭吃，做这点事他们还是有力量的。

他们开始转身，调整方向。

卫婧同疫病对峙的过程是和父亲在一起的理解及陪伴中度过的。疫情如同一块巨大又黑暗的石头，无法躲避。她必须转过身，面对它。这样的石头曾经横亘在她和父亲之间。他们曾经有过意见不合。父亲年轻时也曾是一位优秀运动员，他按照自己的梦想模式塑造卫婧，教她“更高、更快、更强”，教她能干、优秀和敏捷。但是多年之后，他又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塑造的“产品”，觉得女儿不够柔软，没有教会女儿如何生活。

那位教卫婧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现在老了，也慢了下来。卫婧也不再生气了，疫情把他们困在一个屋子里，这块巨石横在所有人面前，他们要每天面对它，一点点消化它。

长江商学院第12期校友朱星全很快捐赠了10万份自加热小火锅。一批医护人员忙下来马上就可以吃到热饭菜了，都特别高兴。苏毅和卫婧也有成就感。微信群里又开始活跃起来。

疫病中的城市也在转身和调整方向。为解决大量人员住不上院的问题，方舱医院开始建设了。

方舱医院通常是一种在固有大型空旷建筑里改造而成的临时医院，可以同时容纳上千人甚至几千人住院，这将大大缓解疫情给城市带来的疗救压力。

方舱医院开始建设的时候，苏毅联系长江商学院校友会会长阎志，把投资百亿元的武汉客厅和旗下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都拿出来参与改造。与此同时，苏毅还和会长阎志商量，在临时建医院来不及的情况下，和一些没有发热门诊的医院签订协议，定向捐赠改造成应急医院，可以快速增加住院人数。

很快，他们和相关部门达成了协议。

1月30日，卓尔公益基金会与武汉市第八医院签约成立首家应急医院，当日就收治了53名新冠肺炎病人。这样的应急医院一共有7家，阎志安排了两名执行院长，苏毅是其中之一，负责捐赠物资。从方舱医院的改造到应急医院的改造，长江商学院的会长和校友们一下子为政府提供了可接纳8000人的床位。

思路调整了，办法也来了。

卫婧的团队也开始转身。

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告诉她，在目前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呼吸机很多时候是救命的关键。另外，在有些特殊的危险区域，能否有机器人代替人工作?卫婧马上开始联系这两样物资。

这两种仪器相对专业，很多医护人员不会用，卫婧就安排团队里的徐秋萍和吴慧专门去学习，然后到医院里培训医护人员。

呼吸机和医用机器人的捐赠是这个时期的亮点，也让卫婧逐渐有了成就感。转过身来，面对着黑暗，面对着那块石头，时间长了，它就会慢慢地一点点融化。家庭关系、城市疫情，莫不如此。卫婧开始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原来她看似在对抗父亲对自己的种种要求，实际上在对抗的是另一个自己。其实，柔软和坚硬都是她自己。就像她每天生活的城市。

空间与琐碎

苏毅现在不再让父亲做饭了，家务事都由他自己来做。这是近20年来没有过的事儿。他开始学炒菜，红烧五花肉和西红柿炒鸡蛋是绝活。一开始他不会，但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是炒菜的行家，他就打电话请教:锅热了再倒油，油热了再炒菜，一步也不能急;五花肉要勾粉，鸡蛋要搅匀，这些是常识。

苏毅从做家务活儿中得到启发，开始用手机视频开微课，免费为企业家们做咨询。疫情对患病的家庭是沉重的打击，对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是沉重的打击。企业和人一样，当你的空间被困在很小的地方该怎么办?一味地抱怨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面对。这是苏毅微课分享的主要内容。

最基本的生存技术要从身边学起，从柴米油盐开始，从琐碎的小事儿开始。他没想到这个课在网上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听众那么多。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和平时期一直追求高速发展，很多人已经不会慢下来，并且忘记了生存的常识了。

唤醒大家在危机状态下的生存本能也是对城市的贡献，苏毅说。

很少做家务的卫婧在40多天的时间里学会了做水煮肉片。首先，备菜的时候肉要腌，要沥干;其次要有打底的菜，比如莴苣丝和一种青菜，莴苣丝要先炒熟，放一点点盐，青菜也要炒熟，莴苣丝铺底，青菜铺在莴苣丝上面;第三，佐料要炒，炒到香为止，油发红再加水，加水之后大火煮，煮沸之后关火;第四是肉片分开往锅里丢，再用小火煮，再用漏勺，再用汤汁，最后加热油淋在蒜末与花椒上。这些工序让听的人都觉得晕，但她却做得有条不紊。卫婧把她做好的菜拍照发到微信朋友圈，很多人都惊讶。

这似乎是只有餐馆的专业厨师才愿意下功夫做的菜。

这比带团队达成目标还难吗?卫婧想。

这段时间卫婧在家里清理东西，翻箱倒柜。她清理出以前旅游买过的很多东西，衣服、物品，她发现有些衣服连吊牌都没有剪掉，旅游小件也都随便堆放。在这些东西面前她待了很久，这让她思考，原来的忙碌、原来的所谓敬业和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卫婧过去管企业会忙得忘记了朋友和家人。她记得曾有一位大学时期的朋友从外省到武汉看她，坐在办公室等她，她却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处理着业务，一个上午没有陪自己那位同学说上五分钟话。从15岁开始，她无论做主持人还是学习，几乎都是第一名，很少当第二名。这种“强大”让她忘记了自己，直到有一天，碰到了挫折，碰到了这次的疫情。

卫婧发觉，过去的所谓“成功”和“第一”其实是一个陷阱。它和疫情一样，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和石头。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转过身，面对它。这些年卫婧一直和武汉这座城市一起快速发展，她原来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强大，现在她才明白这座城市历经过多少磨难甚至失败，而经历过磨难和失败，强大就会变成伟大。明白了这一点，她一下子又成长了。

过去她只知道在VIP客户上花时间，现在，疫情把她和VIP客户隔开，她每天面对着父母，面对着琐碎，忽然发现，父母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VIP，必须每天精心陪护。

这座城市快胜利了。

每天新增的确诊病患越来越少，每天的出院人数越来越多，方舱医院也一个一个地休仓了。

但是苏毅和卫婧不想松气。临近胜利的时候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做。

快胜利的时候，热心公益事业、为武汉疫情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女企业家，上海瑞盈财富的董事长王薇，在与苏毅通话讨论工作后突发脑溢血倒下了，住进了ICU病房。幸亏救治及时，昏迷多日的王薇开始苏醒。

卫婧在清理前期捐赠的回函，还有财务账目进行公示。她要让捐赠明明白白，让受捐人的谢意传达到捐赠人那里，这些琐碎也是在家里老人们的面前一点一滴做的。

苏毅和卫婧现在经常通电话，谈体会。他们找到了当志愿者的价值和理由。一个当志愿者的企业家和一个只捐赠不当志愿者的企业家都在表达爱，但毕竟有所不同。

苏毅和卫婧都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陪伴一座城市和陪伴自家的老人一样，光给钱是不行的，得每天处理琐碎，每天用陪伴来完成另一种爱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