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疫情之下我们为何会有这么多“想不到”？恐怕是西式思维作怪

【文/王绍光】

昨天电视里面听一个医学专家的比喻比较好，这次疫情，武汉、湖北和全国开始打的是一个遭遇战，然后才是阻击战。我觉得遭遇战这个词很好，即在没有料想的情况下就突如其来的碰上了一场战斗，它与阻击战不同，后者是已知敌人来袭的情况下开打的。现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弹的话，也不会变成遭遇战，更多的可能是阻击战。

战斗、战役或者是战争总会有结束的时候，可能我们离结束的日子越来越近。问题是，结束以后情况会变得更好吗？新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我看最近各个智库开的会都和疫情以后的国际格局有关，大概已经开了无数场会。

从历史上来看，战争之后的情况不确定性往往比战争期间可能还要更大。作为开场白，我先讲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这场疫情以后的情况会更多像一战以后到二战之间的战间期（Interwar period），还是更像二战结束以后的状况？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会出现大量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是很麻烦的事情。一战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作为战胜国，中国人有理由高兴。但1919年初召开的巴黎和会，却将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转交给日本，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引发了“五四运动”。不仅在东亚，欧洲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席卷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来，法国元帅福熙因此回顾说：“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战”。

二战结束后也是一样，开始大家非常高兴，就跟疫情结束后，我们大家会很高兴一样。但是，二战刚刚结束，1945年10月9日，奥威尔首次使用“冷战”一词；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和平砥柱”演说中使用“铁幕”一词；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抛出“杜鲁门主义”，摆出一副与社会主义阵营势不两立的架势，奠定了战后几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结束鼓励值得庆贺，一定会出现一个短暂的高兴期，但是接下来的世界格局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要听接下来各位的发言。

丘吉尔

在这里，我讲一点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深度不确定性的文章，它依据确定性的程度把各种各样的事件分成三大类。

一类叫确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决策者已经知道那些已知的东西。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讲，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很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中国的影响可能比在美国还大，叫《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种确定性的事件，它有三个特征：1）可预见，2）大概率，3）影响巨大，虽然“曾想到”，但终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类是一般不确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们虽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存在这些未知的东西。用日常的用语来讲，这种情况叫“没想到”。2007年出版过一本题为《黑天鹅》的书，“黑天鹅”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响巨大，第三是事后可以理解的，这个东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当时“没想到”。

最近几年，谈论“灰犀牛”或“黑天鹅”的人不少，但我觉得人类还要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即深度不确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们连它们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话来讲，这种情况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鹅”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陨石来袭”，一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对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造成巨大的影响，据说恐龙就是因此而灭绝的。

“陨石来袭”事件也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叫不可预见，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响超大。这次的疫情就属于这类事件。同样，1918年前后发生的所谓“西班牙流感”与本次疫情后的世界变局恐怕也属于这类事件，它们的共同点是很多情况具有深度不确定性。下面，我就分三个部分来讲。

“西班牙流感”与这次新冠肺炎相似点很多。对比这两次疫情，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这次疫情初期，欧美很多国家的人不愿意戴口罩，仿佛戴口罩是过于谨慎的东方人的习惯。其实，在互联网上稍作搜索就会发现，“西班牙流感”肆虐时，欧美国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东亚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难找到。口罩当时在阻止疫情传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离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对比过当时美国两个城市的情况，一个是费城，一个是圣路易斯。费城开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疫情期间举办过一次大型集会，结果死亡人数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个城市圣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压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线救压。这是100多年前确确实实的教训，值得人们面对当前疫情时牢牢记取。

不过，即便过去了100多年，到今天为止，当年的大流感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首先，零号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发源于何处？仍是众说纷纭，不确定。主流说法是美国，也有人说是英国，近年来也有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也不排除还有其它可能的源头，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体不完全确定。1918年大流感之后，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学家分离出一个H1N1流感病毒，但是现在仍有学者试图重建当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数也是不确定的。最低的估计是1700万人，最高的估计是9000万、甚至1亿人，两者相差七八千万人。感染的人数当然更多，有人估计，当时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里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这也是估计，不完全确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对短期和长期的世界经济的影响不确定。如果回看统计数据，两种情况是比较确定的。一是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比如，1918年以后，商业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数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数，情况也大同小异。二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如果对比世界各地区1918年前几十年与后几十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前者一般都比后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现新一波全球化以后，经济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因为在此前后，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发生，比如战争、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难分难解，不确定。

这次的新冠肺炎也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想不到的，也具有深度不确定性。

比如说这次疫情的损失之大，很可能大于很多战争造成的损失。以死亡人数为例，到现在为止，美国这次疫情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越战、朝鲜战争的死亡人数，仅仅低于二战与内战的死亡人数。未来疫情在美国会怎么发展？按照一些学者的模型模拟，美国这次疫情最终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接近二战的死亡人数，这都是我们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经济损失也是如此。有人估算过中国2003年SARS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千亿级的。但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肯定是万亿级的。去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将近100万亿，损失1个百分点就是一万亿，损失几个百分点就是好几万亿。昨天看了最新的报道，欧盟2020年的GDP可能会下降7.4%，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以，从世界经济的重型区看，这次疫情的威力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新冠肺炎的防控情况也出现了很多“想不到”。

先看中外对比。有些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体系据说比中国大陆好得多，但这次防控疫情的结果十分出乎意料，我们以前都很难想象。比如说福建省人口比台湾地区多，但福建省的确诊和死亡都比台湾少。台湾一直把自己鼓吹成世界上抗疫的典范，但是我们福建省比他们表现好得多。深圳市人口比香港特区多得多，但确诊和死亡数量比香港少。

另外，苏州市比新加坡人口多得多，表现好得多。武汉市比纽约市表现好得多，湖北省比纽约州好得多，尽管武汉与湖北人口比纽约市、纽约州多得多。湖北省周边的四个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比很多国家要大得多，它们有很多来自湖北或武汉的流动人口，防疫照说很难，但它们的表现比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好得多，而这些国家往往被国际媒体看作这次抗疫的明星国家，它们也都自认为表现得不错。最后，跟欧美所有国家相比，中国整体表现很好，这其实是我们以前想不到的。

截图来自纽约时报

不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较有很多“想不到”，外国与外国的比较也有很多“想不到”。比如说越南、老挝、古巴这些地方，要比欧洲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比利时）表现好得多，这些都是我们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因为不管从人均收入来比，从医疗体制来比，从福利水平来比，后者都据说比前者强得多，但是现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表现的都比欧美的所谓福利国家好很多。

还有一个对比我们可能也想不到：非洲整体其实表现的非常好。非洲有13.4亿人口，比欧洲大得多，但是非洲现在的感染人数仅仅占全球感染人数的1%左右。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非洲的检测能力不足，真正的感染情况可能很严重。但据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介绍，非洲疫情也许的确没那么严重，因为非洲历史就是当地人民与疫情作战的历史，他们积累了大量抗疫的本土知识，这次派上了用场。

全球比较，如果以每百万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指标，在全球140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里面，头20位除了伊朗以外几乎全部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即便如果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死亡率来看，排在中国前面的至少有十多个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想不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东西。对解释世界，欧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学”、“合理”的说辞，我们自己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下来，变成自己思维框架。但是这次疫情撼动了这些貌似“科学”、“合理”的假设，激发我们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比如疾控体制、公共卫生体制、医疗体制在防控大规模疫情方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还有其它很多东西在防控疫情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行为模式是不是很重要、思维方式是不是很重要？文化传统是不是很重要？尤其是这次中国和欧美国家比较，也许告诉我们，社会政治体制比什么都更重要。将这些“想不到”的事情想清楚、说清楚是我们接下来应该做的事情。

疫情之后的世界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局？现在恐怕谁也说不清，因为涉及太多的“想不到”。很具讽刺意义的是，今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疫情还没有结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未来，不少人对此忧心忡忡。其实，在疫情之前，全球价值链未来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阴影。相比前40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份额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有所下降。这次疫情很可能会雪上加霜，导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断裂。尽管有人比较乐观，有人比较悲观，各有各的道理，但总体上，大家也许都同意，这方面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

现在据2049年，我们还有大概30年，这其间世界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会是非常大。讲到去全球化，还是再全球化，最近还有一个人提了一个说法，叫慢全球化。世界银行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已注意到，过去十余年已经呈现慢全球化的趋势。疫情会不会让慢全球化变为去全球化？如果出现去全球化，它恐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脱钩，不仅仅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脱节，还可能在政治上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最近在西方已经有政客提出来要在中国周边拉上一道“铁幕”。“铁幕”的说法是丘吉尔1946年3月份提出来的，当时人们还沉浸在二战胜利的狂欢之间，然而“铁幕”的预言不久变为了一道真实“铁幕”。“冷战”的说法是1945年10月份，二战刚刚胜利时，《1984》那本书的作者奥威尔提出的，当时很多人“想不到”冷战最终会变成残酷的现实，并持续了几十年之久。

面对深度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忽略去全球化的可能。总之战斗、战役、战争结束之后，往往会出现具有深度不确定性的局面。这次疫情之后，恐怕也不会例外。会不会出现一个我们十分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们当然看到最好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一定要准备应付最坏的结果。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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