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首个英文版，有一段跨越国界的传奇情谊

各种版本的《论持久战》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步步紧逼，随着战局起伏，两种论调甚嚣尘上：既有鼓吹“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者，亦有宣扬“只要打三个月，战争就可解决”的“速胜论”者。

就在此时，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横空出世。“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振聋发聩的论断，一扫人们心头的阴霾。从此，艰难的中国抗战有了指路明灯。

短短几个月后，一本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悄然出现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手中。杂志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的英译稿Prolonged War。在上海的“孤岛”中，是谁大胆地翻译了中共领导抗战的纲领性文献？杂志出版者怎样躲过了日寇的严密管控？

这曾经是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故事。直到1988年，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邵洵美之女邵绡红，写了一封寄往美国的信件。鸿雁往返，跨越太平洋的“两地书”钩沉了一段跨国情谊，也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翻译出版《论持久战》的传奇历史。

中华民族会亡吗？

1938年1月，天色擦黑，延安城的一间瓦房里，梁漱溟与毛泽东正在灯下彻夜长谈。

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后改为参政员），梁漱溟原本对时局极度悲观。“八一三”失利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武汉。几十年后，他还记得沿途所见景象：处处流离失所、争相逃难，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只顾逃难，甚至有人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这一切让梁漱溟十分失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

因此，他在延安一见到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问：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的回答十分果断，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近半个世纪后，梁漱溟回忆当年的谈话，这样说道：“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头语气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我至今记忆犹新。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做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梁漱溟是著名的哲学家，一直关心时局，心系国家民族命运。早在1917年，他就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教。不久之后，与梁漱溟同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经老师杨昌济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平时则住在杨昌济家里。梁漱溟与杨昌济是忘年交，前去拜访时，为他开门的常常就是毛泽东。

这样的爱国学者，对抗战前途尚且悲观至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还有多少人深陷迷惘之中。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中国的胜利之路该怎么走？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毛泽东就收到了湖南家乡一个青年学生的来信，这位青年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然而，平型关和台儿庄刚打了两次胜仗，一些人的头脑又被冲昏了，一时间“速胜论”迅速兴起。淞沪会战时，就有人把抗战的前途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幻想“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此时，更有人鼓吹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

延安一行，让梁漱溟的认识渐渐明朗，一扫心头的阴霾。然而，全国民众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乱如何克服？此时的毛泽东警觉地意识到，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这并非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持久战”的思想。早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后，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时就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注释中特别提到，这些观点“形成了他此后一些著作的雏形”，其中就包括《论持久战》。

从斯诺记录中的雏形到系统科学的长篇论著，《论持久战》的问世，又酝酿了将近两年。

八天九夜奋笔疾书

1938年5月上旬，延安凤凰山下的一孔普通窑洞里，毛泽东开始悉心写作《论持久战》。

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对主席的废寝忘食印象极其深刻，他回忆道：“起初，我不知道主席在写什么，只是看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啊写的。实在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灰灰的很不好……”

就这样连续工作五六天后，翟作军看到，主席的“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颧骨凸了出来”。到了第七天，又轮到翟作军值班，这天晚上天气格外冷，西北风刮得窗户纸“哗哗”直响，他弄了一盆炭火搁在主席脚边。没想到，当主席难得主动叫他进去时，翟作军竟然闻到了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儿，原来主席写得太专注，棉鞋被烧着了都不知道，就连袜子都被烧了个窟窿。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曾写下全球畅销书《毛泽东传》的美国传记作家罗斯·特里尔，读到了翟作军的这段回忆。这位西方视角的作家在书中这样评价毛泽东：“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

实际上，毛泽东沉迷的何止是写作？伟人心系的是中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

经过八天九夜的奋笔疾书，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稿。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连续作了几次讲演。在讲演中，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深入分析战争态势和中日双方的具体国情，继而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就会陷敌于如灭顶之灾般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等缺陷，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论持久战》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毛泽东同志给抗大二期学员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起初，毛泽东并未考虑《论持久战》的出版或发表问题，还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听了讲演后，“觉得讲得很透彻，便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内给干部讲讲？”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介绍，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不过，考虑到自己时间有限，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到处演讲，再则听众有限，毛泽东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延安油印，再印成书公开发表。

193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第43期、44期合刊，正式刊出了这篇彪炳史册的名著。这是《论持久战》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文章的原题有点长，但读完标题就会发现，其简明扼要地提炼了整篇文章的要义——《论持久战——论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及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

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最早的《论持久战》单行本，封面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扉页是他的亲笔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根据地乃至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国统区都相继出版了单行本。

一时之间，《论持久战》成为社会各界争相阅读的“宝典”，洛阳纸贵，一册难求。位于山西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其“畅销书”就有翻印的《论持久战》。散文家吴伯箫的《潞安风物》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写于1938年12月16日的记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石印五千册，“不到半月工夫几乎连该社存的一本底子都有人想买了”。

直到今天，读过《论持久战》的后来人，也不得不感叹毛泽东对战争形势预判的出神入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曹应旺专门作过研究，为什么在全面抗战开始还不到一年的1938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论持久战》？在他看来，除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中以弱战强的经验教训、系统研究敌后抗战的游击战，毛泽东能够写出《论持久战》，也与他善于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毛泽东酷爱读书。1960年，他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曾提到，在陕北“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莫文骅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工作，他就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据他回忆，研究会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蒋百里、陈诚等国民党官员都提过“持久战”的说法，他们的《国防论》《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发表在《论持久战》之前，因此，有人认为持久战理论并非毛泽东首创，甚至诬称毛泽东是“抄袭”。对此，曹应旺在研究中进行了驳斥，“只要将这三本书从内容上加以比照，‘抄袭说’就会不攻自破。”

《国防论》的主要内容是论国防而不是论持久战，虽谈到若干持久战的观点，但没有也不可能系统论述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更不可能论及持久战中的游击战问题。而《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其实是一本文章汇编本，其中收录了郭沫若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张闻天的《抗日民族战争的持久性》、史良的《持久抗战的目的——最后胜利》等文章。陈诚的3篇文章仅在第1页至20页出现，约6000字，这些都是曾发表在《救国时报》上的宣传文章。陈诚的确提到了持久战与消耗战，但其所谓“持久战”的内涵，竟然是“拖到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的时候，敌人军实耗尽，经济崩溃，国本动摇，一定要在我们面前屈膝的。”诸如此类的消极态度，岂能与《论持久战》相比！

事实上，但凡读过《论持久战》原文，就会发现，毛泽东从未自诩是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人。相反，他开篇就明确指出，“很多人都说持久战”，“说最后胜利”，问题在于，这许多人却并不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而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论持久战》一经公开发表，就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的原因所在。

英译稿不止一种

强烈的反响让中共领导人认识到，应该让海外人士也看到这本军事著作，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争取更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对《论持久战》等多篇毛泽东著作进行英译，向外发行，扩大影响。

翻译《论持久战》，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精通中英文自不必说，了解时局、政治可靠也是必要条件。谁能担此重任？

宋庆龄选择了波兰裔国际记者爱泼斯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记载，《论持久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爱泼斯坦在《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也讲述过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时，宋庆龄邀请他参加了设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爱泼斯坦的主要任务是编辑“保盟”的英文出版物。同时，还在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所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要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他还回忆道，“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复印”，有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图为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司徒永觉夫人克拉克、诺曼·法朗士、廖承志

爱泼斯坦等在香港的翻译最广为人知，不过，从事跨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年的学者张生祥发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英译稿有四种，除了爱泼斯坦等的翻译外，还有许孟雄、杨刚分别翻译的译稿，以及刊登在1938年10月《译丛周刊》上的《论持久战》英译稿。

先说许孟雄，这位著名的翻译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抗战全面爆发时，他正任教于中央大学。为投入抗战第一线，许孟雄毅然辞去教职，找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自荐请求参加工作，徐特立介绍他去武汉找董必武，最终，许孟雄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加入了长江局内的国际宣传组。

国际宣传组成立于1938年四五月间，据负责其具体工作的王炳南回忆，这个小组是我党的第一个外事工作部门，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办公地点就在汉口的意大利饭店。国际宣传组组员不多，包括许孟雄、王安娜、毕朔望等，他们个个精通英语，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王炳南写道，“这也是第一次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印成外文向国外发行。”据说，周恩来曾对许孟雄说：“斯诺先生看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得非常好。”

相比之下，《译丛周刊》上发表的《论持久战》英译稿知之者甚少，就连这本杂志都鲜为人知。记者翻阅史料，找到了《译丛周刊》的创办人之一周维平的一篇回忆文章。原来，这份杂志由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和暨南大学的一批革命学生编辑出版，为了在“孤岛”进行抗日宣传，青年学生们机智地将杂志的定位包装为英汉对照、学习英语。如此，创刊于1937年12月22日的《译丛周刊》，竟然在沦陷区坚持出版了80期，直到1939年8月27日停刊，发行量每期都在2000本左右，订户不仅分布在上海、香港等地，就连新加坡都有少量订户。

周维平回忆，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译丛周刊》译载了《毛泽东论战略》《中国统一战线的完成（埃德加·斯诺）》《觉醒了的中国（斯诺夫人）》等一大批立场鲜明的文章，其中包括《论持久战（毛泽东）摘译》。也就是说，《论持久战》并非全文翻译刊出，而是摘译。那么，翻译者是谁呢？张生祥找到了发表在《译丛周刊》第42期上的《论持久战》中英文，这篇《论持久战》英译名为How China Can Win，译者未署名。不过，经常为《译丛周刊》供稿的一位译者、进步学生黄子祥在回忆录中提到，“暨大同学写稿从不拿稿费”。张生祥据此推测，这篇《论持久战》英译稿很有可能是由当时暨南大学的学生翻译的。

1939年，随着“孤岛”环境渐趋恶化，《译丛周刊》不得不减少政治性文章的分量，增加文艺作品的比重，直到宣布停刊。在此之前的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许孟雄无奈撤至重庆，《论持久战》的翻译手稿也在途中随“新升隆”轮船被炸沉而遗失。远在香港的爱泼斯坦，则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被日本人关进了集中营。可以想见，在那个战火横飞、日本侵略者舆论管控的年代，《论持久战》的译者们需要付诸何等的勇气，冒着多大的风险。而在这些“冒险者”中，最传奇的还要数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和她的朋友们。

霞飞路1826号的传奇

1938年，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826号那幢绿树掩映的花园小洋房，悄悄地迎来了一位客人，她就是《大公报》女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

杨刚

杨刚是她自己取的笔名，名如其人，刚强果敢，这个笔名因此逐渐替代了她的原名杨季征和杨缤。杨刚出生于1905年，当时父亲正任江西道台，出生在这样的官僚大家庭，自幼接受的教育是四书五经、文史古籍。1926年，在革命军北伐的热潮中，她毅然走上街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杨刚免试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读书，第二年，便在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此后，她曾被捕入狱，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也曾因病一度脱离组织，但翻阅杨刚的文集和传记就会发现，她从未停止创作和革命工作。

1933年，杨刚加入“左联”，并与好友萧乾合作，协助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斯诺，编译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向国外读者介绍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作品。杨刚还应斯诺要求，用英文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的短篇小说《日记拾遗》（又名《肉刑》），收进该选集。

1935年，杨刚翻译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杨缤。这是该书在中国的第一个中译本。

1935年至1936年，她先后在《国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殉》《爱香》等短篇小说，用尖锐的笔锋揭露中国底层妇女的辛酸命运。

1938年，杨刚在上海重新入党。次年，她的散文集《沸腾的梦》在上海出版。上世纪80年代，《杨刚文集》出版时，胡乔木在《序》中评价：“《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

1940年，她在香港积极参加文艺界的抗日救国活动，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为她博得了“金箭女神”的美誉。

才华横溢又满怀爱国热情，杨刚被上海地下党委以翻译《论持久战》的重任，毫不意外。令人意外的是，霞飞路1826号的主人是一位洒脱不羁、看似与革命毫无干系的美国女作家。

她叫项美丽，原名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她爱好冒险，曾在非洲的丛林中度过了两年时光，1935年来到中国后，还在家里养了一只长臂猿当宠物，取名“史密斯先生”。她的职业是《纽约客》杂志特约撰稿人。

项美丽与她的宠物长臂猿

这样特立独行的女人，为何会掩护地下党员杨刚翻译《论持久战》？项美丽的好友邵洵美之女邵绡红这样写道：“她是出于正义良知，一种国际主义的道义。淞沪会战的炮火就在她身边燃烧，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在她友人间传播，她看清日寇的丧心病狂，怎能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

的确，项美丽很清楚杨刚的身份。作家、文学博士王璞研究认为，项美丽那篇题为《为了全人类》的文章里，女主角“珠小姐”就是以杨刚为原型创造的，“在我上海寓所来来去去的所有租客中，我最喜欢珠小姐。她是一位共产党人，是中国爱国分子。”即便如此，项美丽还是毫不犹豫地为杨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写作场所，她甚至还参与了《论持久战》英译稿的出版和发行工作。

1938年11月，一本英文杂志悄然出现在上海的外国侨民手中。杂志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的英译稿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为Mao Tse Tung（毛泽东）。这本杂志就是项美丽主编的Candid Comment（中文可译为《公正评论》）。

确切地说，Candid Comment的主编应是项美丽与邵洵美两人。

邵洵美

邵洵美，中国现代诗人，素有“文坛孟尝君”之称。他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出版家，1933年创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有《金屋》《论语》《时代画报》《时代漫画》等多种刊物。项美丽在上海结交的最早的中国朋友之一，就是海上才子邵洵美。她对邵洵美的第一印象极为深刻，“这张面孔是如此俊美”，“那张象牙白的面孔是近乎完美的椭圆形。不过当你看到了那双眼睛，就会觉得那才是真的完美，顾盼之中，光彩照人。”与邵洵美的偶遇改变了项美丽只在中国短暂停留的计划，她决定住下来，就连她的中国名字项美丽也是邵洵美所起。

从此，因为邵洵美，项美丽结识了林语堂、沈从文、张光宇、全增瑕、温源宁、吴经熊等一大批中国学者、作家、画家，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也流传起了项美丽和邵洵美这对异国男女的爱情传奇。不过，在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看来，他们之间在文学上的来往与合作，比男女之情更深切一些。

Candid Comment这本英文杂志就是两人合编的，它还有一个中文版“双胞胎姊妹”，即邵洵美所编的抗日宣传杂志《自由谭》。为了安全起见，两份杂志的编辑人和发行人都由项美丽出面担任。关于Candid Comment的稿源，项美丽在《我与中国》一书中介绍：“一部分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中组稿得来，一部分则从《自由谭》里挑来。凡邵洵美认为英文版中的好文章，便由他译成中文编进《自由谭》，而《自由谭》里的好文章也大部分由他译成英文收入《公正评论》。需要插图便找他的艺术家朋友。”

《自由谭》创刊号

Candid Comment创刊号

杨刚翻译的《论持久战》，发表在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上

杨刚秘密翻译的《论持久战》，就连载在1938年11月1日第3期至1939年2月9日第6期的Candid Comment上，文章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即“佚名”。正文前还有一段编者按：“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书中，没有别的书比这本书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它不仅仅预示着战争在威胁着我们，而且这个预言乃至种种情节都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中国每个有识之士都熟悉这本书，但还是在这个连载中它才首次以英文出现……”

秘密发行的单行本

193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为《论持久战》英译稿单行本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毛泽东在序言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毛泽东序言中“上海的朋友”，其实就是杨刚、邵洵美、项美丽等。是的，英译稿《论持久战》在Candid Comment连载的同时，就计划另以单行本小册子的形式发行。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出版公司不能印刷英文，单行本的印刷事宜被邵洵美委托给王永禄一手承办，后者是时代图书出版公司的助手，亦是邵洵美的好友。500册书印出后，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渠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与王永禄秘密发给在沪的外籍人士。

关于秘密发行的过程，有文章这样描述：“每当清晨和深夜，邵洵美驾驶着豪华的轿车悄悄上路了，在上海西区虹桥路、霞飞路等外国人聚居的僻静马路上开来逛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有钱的公子哥儿闲得无聊的玩乐之举，实际上，王永禄带着书坐在后座上，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等到四周不见人时，邵洵美就迅速把车停下，王永禄则拿上早就准备好的书敏捷地跳下车，飞奔到外国人的住宅或公寓门前，往每个信箱中都塞进一本书，又立即返身上车而去。”

实际上，秘密发行的情景，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500册英译本虽然发行数量不多，但对当时在上海乃至国外的海外人士尽快了解中国抗战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方针起到了关键作用。率先连载《论持久战》英译稿的Candid Comment和它的中文版《自由谭》杂志，则因日本人的“重视”，不得不于1939年4月停刊。最终，《自由谭》仅出版了七期，英文版Candid Comment出版了八期。

而翻译了《论持久战》的杨刚，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从上海到香港，从桂林到浙赣前线，都留下了她忘我工作的身影。1944年，她以《大公报》驻美特派员身份赴美，向美国知识界宣传中国抗战的情况，还参加了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工作，而她唯一的、年仅10岁的女儿被送到了延安保育院。后来，女儿回忆起自己的母亲，难掩心酸：“我们基本上没有生活在一起，自我记事以来，我们见面的日子加起来也不超过两年。她总是独身一人在天地间的一头忙碌着，而我在另一头。”

新中国成立后，杨刚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人民日报》工作。据早年与她共事过的胡绳和袁水拍介绍：“周总理很欣赏杨刚的学问才干和爽直的性格，给予很大的信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杨刚作为总理的主任秘书，分管国际宣传工作。在开城谈判期间，她日以继夜地协助总理处理这次冗长的谈判的工作。”可惜，1957年，刚刚五十出头的杨刚不幸逝世。胡绳和袁水拍说，杨刚逝世后很久，毛泽东还惋惜过她过早去世，说杨刚是他所器重的女干部之一。

或许是因杨刚的早逝，或许是她一生做过的革命工作太多，抑或是因工作的秘密性质，很长一段时期，杨刚翻译《论持久战》一事并不为大众所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杨刚文集》和传记相继出版，也不曾提到这段往事。直到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著文，这段传奇的历史才渐渐公之于众。

1938年《自由谭》与Candid Comment创刊时，邵绡红年仅6岁。那时，被朋友们亲昵地称为“密姬”的项美丽，还有她那只毛茸茸的宠物“史密斯先生”，就深深地印在了邵绡红心里，但年幼的她对于父亲和项美丽合办的杂志并不了解。1943年项美丽回到美国后，与邵家的联系几乎中断，尔后几十年，天各一方，不通音讯。后来，随着邵洵美的病逝，项美丽这个名字似乎已被岁月遗忘了。

直到1988年，一天，邵绡红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项美丽的传奇生活》，这才知道项美丽仍然是《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她欣喜地写信到《纽约客》编辑部，项美丽与邵绡红从此开始了鸿雁往返的“两地书”。邵绡红回忆，从1988年9月到1997年项美丽去世，项美丽写给她的信近40封，还托友人将保管了半个多世纪的Candid Comment全部目录复印后寄来，邵绡红由此才了解了这份杂志的内容。“在抗日的前提下，该刊物不偏不倚，有描述日军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如‘战时的苏州’‘上海的磨难’等，也有抗日第一线的报导，其中有国民党政府军前线消息，也有淞沪游击队方面的，也有八路军的，如‘八路军战地学校’‘陕北公学’等。”

邵绡红还惊喜地发现，杂志分期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稿。1995年，邵绡红在美国见到了90岁高龄的项美丽，时隔半个多世纪，项美丽与邵绡红谈起了关于《论持久战》的往事，说“洵美英文好”，常跟隐居她家的杨刚一起字斟句酌琢磨译稿，她自己只是在语法上提点意见，译后润色润色。她记得那时的杨刚身体弱，常犯胃病服药。她还告诉邵绡红，毛泽东为单行本写的那篇序言是邵洵美翻译的。

遗憾的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中文序言原稿并没有保存下来。据邵绡红回忆，那篇中文序言手稿被焚毁了，因为上海解放前，白色恐怖严重，邵洵美担心有人来抄家，迫不得已而为。不过，《论持久战》英译本倒是保存了下来。邵洵美料想，来抄家的人不一定识得英文，就冒险把那本小书塞进书架上英文书的夹缝里。1949年，夏衍和周扬专程登门，取走了那本珍贵的英译本。

2019年，《自由谭》和Candid Comment这两本姊妹刊，在各方努力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公开影印出版，填补了抗战文献的一个重要空白。杨刚和她的朋友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所做的贡献，增加了珍贵的见证物。

指引抗战胜利的灯塔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叛逆者》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引起了观众的热议：主角林楠笙偷听来自延安的广播，因听到《论持久战》，大受鼓舞，最终决定弃暗投明，向我党靠拢。实际上，据目前的资料显示，1938年《论持久战》诞生后，更多地还是通过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形式传播。但毋庸置疑的是，《论持久战》这部伟大著作，的确武装了很多人的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回忆在《解放》周刊读到《论持久战》的情景时说：“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七八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他坦承当时的心情，“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正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林默涵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并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至1939年初，《论持久战》辗转传入东北地区，它的理论光芒迅速照亮了抗联战士们的心。跟随杨靖宇直至最后的警卫员黄生发回忆：“靖宇将军善于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本《论持久战》，油印本，经常阅读。”王一知是周保中将军的夫人，很多年后她还记得周保中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的样子，“记得是1938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刚刚宿营，保中便在篝火旁召集大家开会，只见他手里拿着两张旧报纸，激动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上面登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斗争就更有办法了！’”话音未落，全场立刻响起了欢呼声。

不仅是党内人士和民主人士将《论持久战》视为指引抗战胜利的灯塔，就连一些国民党高官都肯定了《论持久战》。曾任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回忆，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当下，将此文的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1938年4月，国民党高官卫立煌访问了延安。陪他同行的赵荣声后来在《卫立煌访问延安》中写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得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蒋经国也曾熟读过《论持久战》。中共地下党员余致浚曾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他逝世后，侄女葛娴在其遗稿中发现了一份材料，里面提到，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蒋经国邀请余致浚等人去家里喝咖啡，聊天时，“蒋经国突然把话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划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

不怪蒋经国佩服得五体投地，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历史几乎完全应验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预测。正如1944年斯诺所说的那样：“无论人们对共产党人可能抱有怎样的态度，无论人们自身代表哪个阶层，大多数中国人都承认，毛泽东对国内和国际力量做出了准确的分析，并且正确预见了未来政治形势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