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创作的前前后后

文/熊坤静

高云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以主人公何剑平的成长为线索，以中共地下组织成功地开展厦门劫狱斗争为中心事件，真实地反映了1927-1936年间厦门地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动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该作品面世以来，颇受广大读者喜爱，从而一举奠定了高云览这位爱国归侨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那么，这部脍炙人口、影响广泛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创作的前前后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目击“厦门劫狱”事件

高云览，原名高怡昌，1910年农历5月14日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桥亭街一个华侨小商人的家庭里。1916年，他随父亲在家诵读诗书，跟哥哥学习写字，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次年，他进入厦门青年会小学读书，期间因自家经营的小酒店破产倒闭，生活十分拮据。1923年7月他小学毕业后，父母实在无力供他继续升学。于是，他便在家自学，阅读了一些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郁达夫的小说尤为高云览所喜爱。与此同时，高云览开始尝试写作，向报社投稿。1925年，他受聘为厦门同善小学国文教员。当年7月，他带领该小学学生走上街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次年，高云览来到上海，在同乡会馆办的泉漳中学免费读初中，期间深受老师陈三民的影响，受到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1927年寒假回家时，他受陈三民委托，将200多本内容是“什么叫共产主义”的小册子《怪物》带回厦门分发，圆满完成了任务。不久，高云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积极参加讨论“暴动”政策和到校外发传单、贴标语等活动。

1928年2月父亲病故后，年仅18岁的高云览，被迫辍学返回厦门，开始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3月，经朋友介绍，他受聘为《厦门商报》副刊编辑，只因化名写短评嘲骂国民党施政，故被社长解职。6月，他流亡到漳州，进《漳潮日报》当编辑，不久因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再遭免职。此后，他相继在漳州职业中学、漳州芗江女中、漳州石码中学教书。1929年春，奉党组织之命与高云览单线联络的人未能如约前来接头，致使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高云览

当时，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伯生在内的许多革命同志被捕，囚禁于厦门思明监狱，即将被敌人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情势万分危急。中共福建省委把营救狱中革命同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经过多次讨论，决定实施劫狱，由罗明、王德和陶铸等6位同志组织破监委员会，由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陶铸来负责组织领导这次行动。

1930年5月25日晨，随着厦门思明监狱里的一声枪响，我地下党的11名劫狱队员带领狱中所有革命同志迅速冲出监牢。由于组织严密，此次劫狱斗争大获成功，使40多名同志获救，还消灭了20多个敌人，我党方面却无一伤亡。史称“厦门劫狱”事件。

高云览目睹了这一惊心动魄、震撼全国的劫狱事件，遂萌生了“把这个事件化成笔端下的文字”的想法。恰巧，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傅树生交给高云览一本记载着劫狱事件的油印材料，嘱咐他写成小说，使他深受鼓舞。同年秋，高云览怀揣着这个材料，偕妻子躲到同安马巷，一边在启智学校教书，一边以厦门劫狱事件为线索，勤奋笔耕数月，于1931年7月完成了描写革命地下工作的处女作日记体中篇小说《前夜》。次年8月10日，该小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单行本。关于《前夜》的写作缘由，他后来在《我的自传》手稿中回忆道：“党派人来和我联系，并把劫狱的全部材料交给我，鼓励我写出来。”因此，在作家心目中，已将写出《前夜》视为“党交给我的任务”了。

◆厦门破狱斗争旧址。

在小说《前夜》中，虽然厦门劫狱斗争只是作品情节的一部分，并未成为贯穿小说的主线，但却为后来《小城春秋》的创作做了一次演习。

为民族解放而奔波

1932年6月，在厦门失业、衣食无着的高云览夫妇，再赴上海。高云览担任公时中学教员，并于10月间经杨骚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诗歌会”，与杨骚、白薇、穆木天、叶以群、蒲风等一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次年夏，因上海白色恐怖，加之失去教职，高云览举家返回厦门，先后在厦门侨南女中、中华中学任教。1935年10月，他积极响应党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倡议，编写了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为内容的话剧《夕影》，并亲任导演，组织学生编排演出，并大获成功。1936年10月底，他在“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作了《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对鲁迅的价值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我们是把这一位正义的战士，放在大时代的天秤上面，估量他，批判他，冷静地，客观地看他给与这时代到底有多少意义，多少利益，多少的重要性。”“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一生就只有一个字：‘强’，倔强的强，自强的强。强这个字包括了他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整个人格和他全部的价值。是的，他强，强就是他，为着正义；他强，为着大众；他强，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他强，为着不拍卖人格；他强，为着不拍卖了大众的利益；他强，为着不向黑暗势力的妥协。他强就强到底，死了还是一身的硬骨头。”“尤其是当这国难加深，民族危机加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呢?他不是这样简单就完了的，他的精神，将成为一根人类进化的鞭子，鞭策着这代和后代的子孙向前迈进的。”他的这一预见在今天仍未失其光彩。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高云览因在中华中学的一次集会上，揭露日寇侵略罪行，抨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故从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监视。年末，失业的他远赴马来亚，在麻坡中华中学教书，并兼任教务主任。期间，他积极参加“马来亚抗敌后援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始与陈嘉庚建立友谊；并在《南洋商报》由张楚琨编辑的副刊“狮声”上发表了《日本打不过时间》《速决战和持久战》《奸商与汉奸》《先败而后胜的把握》《最后胜败取决在人论》等许多文章以及剧本《没有太阳的早晨》等。

1939年初，高云览辞去麻坡中华中学教务主任工作，以《南洋商报》驻渝记者身份回到重庆。9月，他会同来渝的《南洋商报》特派员张楚琨一道采访国民参政会和抗战活动，访问了共产党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谒见了叶剑英。

此后，高云览与张楚琨结伴，赴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等地战区和后方，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撰写了《叶挺将军访问记》《一年来中日货币战》《缅甸访华团在中国》《滇越铁路被炸后西南运输问题》《抗战中的红十字会》等许多通讯报道，寄往《南洋商报》《星岛日报》发表。

1940年3月，他们结束了战地采访后，又参加由南洋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于5-8月间奔赴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绥远、青海、河南、山西等8个省慰问视察。在西安，他们摆脱随团的国民党代表的监视，秘密采访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回重庆后，他们在叶剑英的安排下，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会面。周恩来在听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情况汇报后，特别指示高、张二人：“你们两位接触‘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要支持他，协助他，在统一战线中做好工作。”

10月返回新加坡后，高云览相继撰写发表了《重庆不怕轰炸》《在炮火中苦斗的祖国士兵》《在祖国所见到的伤兵》《在西北的日本俘虏》、《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和《不放鬼子渡黄河——南侨慰劳团在中条山与各将领座谈会追记》《一年来目击敌军的衰退》《我们怎样抵抗轰炸》等文章，使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有关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大激发了其爱国热情。1941年12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长驱南下，使新加坡成为孤岛。在此危急关头，当地文化界成立以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的“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高云览担任干部训练班导师。随后，他又参加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宣传工作。

◆高云览一家，后排右一为长女高迅莹。

1942年初，日本侵略者占领马来亚后，高云览与张楚琨、胡愈之、郁达夫、杨骚等爱国进步文化人士撤至苏门答腊岛丛林，以躲避日寇的追捕。在此，他们开办“赵豫记酒厂”，自制经营“祝君早安”牌肥皂，以经商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寇投降后，高云览于1946年春重返新加坡，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民主斗争。

当时，马来亚各大小报多属国民党控制，歪曲的报道充斥着南洋华侨的视野，让高云览忧心如焚。为此，他和胡愈之、张楚琨等反复磋商后，决定以股份制的形式办一份“让华侨听到正义心声”的大报——《南侨日报》。其中高云览、张楚琨投入9万叻币（新加坡币），高云览任该报董事兼大股东。为了筹集资金，他们在新加坡合伙经商，创办了一家经营胡椒、橡胶等土特产品的“钜元公司”。当他们很快赚了百万元叻币后，又相继购进两艘远洋轮船——“南元”号和“南美”号，成立了船务公司，开办了汇兑业务。一时间，“钜元公司”声名鹊起，“商业奇才”的美名让高云览享誉新加坡商界。他们经商所得利润，除了投资办好《南侨日报》外，还大力资助祖国进步文化事业和新加坡社会文化教育事业。这年5月，高云览创作的中篇小说《春秋劫》，开始在马来亚槟城《现代周刊》连载发表。

1948年12月，高云览两次乘飞机前往香港，偕同以前曾在新加坡相识的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饶彰枫会见潘汉年。在谈话中，高云览慨然答应将“南美”“南元”两艘轮船开回祖国，以此为华侨报效祖国树立榜样。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1949年后，高云览、张楚琨两人先后奔走指挥，于1月初调集“南元”“南美”两艘轮船从新加坡出发，途经香港，不顾美蒋战舰的重重封锁，将我人民解放军急需的军用物资运到解放区口岸山东烟台后，往来穿梭于烟台和香港之间。这两艘轮船还曾把印刷机、军需品和数十名文工团人员运入被敌人围困的甲子港。因高、张二人多次立功，被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誉称为“华侨支援解放战争的后勤”。

3月，高云览在新加坡被英国殖民当局以“通共”的罪名逮捕，不久又以“红色商人”的罪名被驱逐出境。他将“钜元公司”撤往香港，并把“南元”号轮船以象征性价格转让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此船参加了解放南海诸岛的战役。

呕心沥血完成小说

高云览于1950年2月举家离港，迁居天津。次年1月，根据国家需要，他与张楚琨合作在天津设立“钜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营南北土产与汽车配件等进出口贸易。1953年，高云览慨然将“南美”号轮船捐献给国家。

因高云览对其以前写的中篇小说《前夜》不满意，故当年“党交给我的任务”“在我心里悬了二十多年”，现在他决心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他于1952年春开始动笔，在《前夜》的基础上重新构思，精心拟定了《小城春秋》写作提纲，并搜集有关党史资料，精读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经过历时一年的勤奋笔耕，他于1953年末完成《小城春秋》初稿。关于当时的创作动机，作家说：“今天我要写的已经不是那个劫狱的史料，而是通过这些史料来写人，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活在我心灵里的人。”

关于《小城春秋》写作中的有关情况，高云览长女高迅莹在《张楚琨与高云览》一文中回忆说：“他没有节假日，忘掉自我，夜以继日地撰写，他常为小说中的英雄儿女的光辉形象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自己说：‘我不量力的想用我的生命来写这部党的光辉史诗。’在创作期间，他除了常向天津的鲁黎、陈元宁、李离等作家征询意见，还经常上北京和张楚琨畅谈小说的构思，请教前辈阿英、胡愈之等。3年多的创作，前后六易其稿。”陈元宁在《忆云览》一文中回忆说：“一来二去我和我的爱人龚家宝，就成了他陆续写出的每个章节的第一批读者和评论者。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总是不断地问：还有呢？还有呢？每逢听到对某些段落的认可和赞许，他会腼腆地笑笑，当我们再也无法吹毛求疵时，他才遗憾地劝我们：再想想，再想想。”有一次高云览“立即要我评价他写的初稿的对话。我认为吴七的对话写得生动、精彩……而秀苇、剑平、吴坚等人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语言，由谁来说都行，缺乏个性色彩。云览兴奋了：‘对呀，《红楼梦》里写了那么多丫头，鸳鸯和袭人说的话就不一样，晴雯说的话就不能安在紫鹃头上，真正做到闻如其声，如见其人，形神兼备！可见曹雪芹的功力！’”

《小城春秋》的圆满完成也凝聚着高云览妻子的大量心血。高云览次女高仁温在《爸爸创作〈小城春秋〉的日子》一文中回忆说：“在爸爸创作《小城春秋》的日子里，妈妈不仅细心地照料他的饮食起居，还负责修改稿的誊清，随时要把画了很多‘电话线’和涂改过的文稿重新抄写，一张文稿改过多少次就要誊清多少次。在征求各方意见时，还得用复写纸抄上好几份。买不到稿纸时，妈妈就用较厚的纸皮按照稿纸格式把格子刻空，衬上白纸，把字写在空格里。几十万字的初稿和六次改稿，其繁杂程度可想而知。”

1956年春，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已由作家出版社决定出版，但病中的高云览还要求作最后一遍修改。当23万多字的小说第六稿改定不久，作家却于6月13日因肠癌手术并发症在天津人民医院不幸逝世，年仅47岁。同年底，该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学力作广受欢迎

因小说《小城春秋》深受读者欢迎，在1957年夏至1958年12月期间，它陆续被改编为同名连环画上、中、下册出版。自此，该连环画前后印刷5次，共发行13.9万套，是当时福建发行量最大的一套连环画。1961年，该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它还先后于1979年、1997年和2005年三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总发行量达150多万册。1981年4月，它被福建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公映全国；1995年5月，电影《小城春秋》入选中国电影90年十大名片之一。迄今，该小说已先后被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左起：分别于1979年、1997年和2005年三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城春秋》。

小说《小城春秋》在当代中国文学界评价甚高。著名作家冯牧撰文誉称：“《小城春秋》与《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周扬于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说：“我们看到了许多描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例……《小城春秋》……”在张钟等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论》、郭志刚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朱栋霖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孟繁华等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均对《小城春秋》有所论述。其中《当代文学概论》高度评价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历历可数，正确地表现知识分子的革命历程和他们英勇斗争的作品更为少见。《青春之歌》和《小城春秋》的作者走了勇敢的一步。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可贵的收获。业界人士多认为，《小城春秋》的突出艺术特点在于：一是该小说在描写人物时，特别善于描摹人物的心理活动，展示人物的心态，以突出人物的性格；二是该小说善于通过人物对话和自白来揭示人物的性格；三是该小说情节曲折，颇富传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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