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之道，象服是宜——“汉服热”不应只是一场古装cosplay

一件深衣，一份信仰，一个人。

多年以后，我想我会记得这天，一场盛大的祭礼，一次对儒家文化的呼唤，一群崇尚传统的中国人。

只是，我依然坚持的相信，这是一个人的祭礼——白衣胜雪、不染纤尘。

——摘自方哲萱《一个人的祭礼》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方哲萱25岁。

她说的这一天，是2004年11月12日，天津建卫600周年纪念日。

那一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但年轻的方哲萱心里却有些沉重。面对这场旨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盛大活动，她是有些疑虑的。

虽然“杨柳青”、“妈祖节”以及“祭孔大典”的活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方哲萱却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

在那一刻，她愈发觉得自己即将的行动，意义非凡。

于是，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用自己一番白衣如雪的祭拜，在满场的顶戴花翎中，只身上演了一场关于汉服复兴的举目壮举。

方哲萱只身着汉服祭孔

这场单刀赴会式的祭拜，在当时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但她遗世独立的单薄姿态，以及后来的那篇《一个人的祭礼》，却迅速在网络传播。

2012年9月，在越来越大的“汉服祭孔”呼声下，举办方终于将表演服装改为汉服。

汉服运动，由此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并且迅速收获了一批拥趸。

不过，方哲萱的“只身汉服祭孔”只是汉服运动推进的一个高潮而已，这场活动的肇始，还可以往上追溯。

2003年11月22日，中原大地的郑州街头，阳光正好，秋色宜人。

此时，走在路上的电力工人王乐天的心里是平静的。

虽然他的穿着看起来有些怪异，似乎与周围的车水马龙有些突兀感，但是他很坦然。

就这样，面对路人的议论、孩童的不解，他完成了现代“着汉服上街”示众的一个崭新旅程。

这一天，距离上次汉服以平常装束走在街头，已经三百多年。

王乐天汉服上街的报道

应该感谢那位叫张从兴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是他把王乐天的事迹投诸了报端，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虽然王乐天当时是坦然的，但在报道中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在人群之中，人们把他误解为日本人，而他身上的那件汉服，则被很多人当做“和服”看待。

“在街上，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事后，34岁的王乐天如是说。

这一行，坚定了他推广汉服文化的决心。

这篇报道，把“汉服运动”第一次推上台面，并迅速传播扩大，成为社会公众事件。

2003年，是普遍认为的“汉服运动元年”，自此，越来越多的汉服爱好者走上了街头巷尾。

早期汉服运动的孤独感

如果继续往上追溯的话，关于汉服运动的影子还有很多。

比如网友自制汉服，比如网友着汉服束发弹琴——不过这些声音是微弱的，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

即便是到了王乐天，到了方哲萱他们这里，虽然汉服运动已经走入了大众的眼帘，但作为身体力行者，他们还是一个略显单薄的孤独群体。

我一直觉得，一件事物有孤独感并非什么坏事。孤独往往会使事物变得纯粹，而纯粹，会使他们变得更深刻。作为草根，王乐天和方哲萱的力量是微薄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思虑的深刻。

而一旦大众抱着“保护”或者“热爱”的善意涌入，试图去拯救或者击碎这种孤独感，这样的深刻往往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我毫不怀疑民众情感的真挚，但对它所带来的影响，我保留意见。

美学家蒋勋先生在说：

“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不能特立独行，那么，艺术和美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我觉得汉服运动也是如此。自王乐天肇始后，十多年的风雨漫滤和大众趋附中，它在众人之间的孤独感已经不再，而它的纯粹感，也已消弭。

击碎孤独感无可厚非，但倘若其背后的纯粹和深刻也随之被击碎的话，我觉得是得不偿失。

现代汉服运动的功利化与表演欲

十多年过去，“汉服复兴运动”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上演，而各种论调，也是众说纷纭。

一般来说，我们把汉服运动兴起的根本因素都是归结于中华国力的再次强盛。这是对传统文化急切的呼唤，是民族自豪感的回归，是民族文化自信的彰显。

自明末清初的“剃发易服，不从者斩”之后，传统的汉服日渐消弭。虽然其间也有一些小范围的波澜起伏，如袁世凯汉家衣冠祭天，章太炎先生着绣“汉”交领衣，张大千先生宽袍欧洲游等等。但这些都是个体在时代中的高蹈独舞，终究未能使“汉服复兴”锋芒毕露。

所以，真正让汉服运动勃起，乃至让传统文化回归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恢弘所致。

但我们如今的时代又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所以，汉服运动的推进，因为其民间性和实验性的性质，或多或少地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有悖初衷的行为出现。

白建军先生在《从胡服骑射到汉服运动——试论服饰改革的原动力》中谈到：

“由汉文化爱好者自发倡导组织的汉服运动，虽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复兴传统文化的服饰诉求，但由于巨大的时代落差，注定了它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命运。”

这话一语成谶。纵观当今之“汉服热”，大众的热捧和附和背后，沾染了太多的功利性和表演欲。

• “汉服热”的功利性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有需求必然就会有逐利者的涌入，汉服热也不例外。

市场经济下，这样的行为无可厚非，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抨击抵制。

但是，商家的炒作过多地关注于服饰的本身，而对于汉服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却关注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让人感到沮丧的现象。

有次在夫子庙景区，看到几位身着汉服过市的姑娘。我问她们穿汉服的初衷和感触，一个说衣服好看，穿在身上回头率高；一个说商家宣传，古装价格实惠，穿着也个性。

那一刻我觉得是悲哀的。我们可能只是捡起了一件“汉家衣裳”，却没能重拾起它背后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这是商业功利化的必然，也是文化疏离感的悲哀。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今日之“汉服热”，终究未能让众多民众从根本上了解我们姓甚名谁，我们来自何处，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流于了表面。

这样的悲哀还体现在一些没有节操和底线的无知行为上。

2004年10月6日，河南丁晓棠（网名“寒门仕族”）、深圳的王琢及其妻子郭丽红（网名“晨澍”），身着汉服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购物。

次日，《京华时报》以《汉服集会》为题材发摄影报道称“昨晚，8名儒生打扮的青年……身穿‘汉服’走向王府井，他们希望能够唤醒大家对汉民族特色服装‘汉服’的记忆。”

然而，当日晚，一些国内网站的论坛上却显示另一条被伪造的虚假报道，标题为“《寿衣上街？改革开放多年，封建迷信上街》”，上写：“昨晚，8名寿衣打扮的青年……身穿寿衣走上王府井，他们希望能够为恢复传统的殡葬业做出贡献。”——摘自《汉服复兴大事记》

这无疑是一场博眼球没底线的操作，背后是关于流量和商业利益的博弈。

虽然最后对簿公堂，汉服青年以胜诉告终，但对于“汉服热”来说，无疑不是一次荆棘刺脚的疼痛。

“汉服热”背后的功利性，是汉服运动突进过程中的一大败笔。

• “汉服热”的表演欲

这是一个戏精丛生的时代。

戏精们似乎对那些流行的、能够快速吸引众人耳目的热点有一种天然的敏锐嗅觉。

当汉服运动由一场孤独的心灵回归，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民狂欢的热点之后，戏精们也开始按捺不住，纷纷披挂上马，逐鹿江湖。

于是，地铁上、机场内、商业区……但凡能够吸引巨大流量的场所，都成为戏精们发泄旺盛表演欲的所在。

当然，表演只是手段，背后的流量收益才是他们的目的所在，至于汉服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文化意义，他们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不明所以的。

于他们来说，所谓的汉服运动，只是一场古装的cosplay。

他们与当年的王乐天和方哲萱们不同，他们缺少前辈们的孤独感和责任感，他们更需要的是众人眼光聚集，那些背后的东西，他们未曾关心。

我只能说，这是一场“知其然”的狂欢，却也是一场“不知其所以然”的悲凉。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服”到底是什么，它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吧。

汉服的含义

其实“汉服”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

在蒋玉秋等编者所著的《汉服》一书中认为：狭义的汉服是特指汉王朝这一时代的代表性服饰，它的内涵比较单一，强调的是大一统时代民族服饰的共融；而广义的含义是指上下五千年中整个汉民族的服饰，它是具有连续性的一个发展过程。

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现在的汉服运动中所指的汉服，应该是广义的汉服。

汉服的发展源远流长，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华夏衣裳由黄帝所制”，黄帝垂衣而天下治，汉服自此初备形制，并绵延千年。

“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司马迁《史记》

到了商周之际，服饰开始与礼制挂钩，形成了以“天子冕服”为中心的章服制度，自此，服饰不再是单纯的遮身蔽体的功用，服装的文化意义也开始日趋完善。“乘殷之车，服周之冕”成为儒家治国的要义之一。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车，服周之冕。——孔子《论语·卫灵公》

到了汉朝，汉服完全普及开来，而它的文化内涵也逐步沉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历代的经史子集，还是野闻轶事，都可以看到汉服的端倪出没其中。史家在史书之中甚至专门开辟了《舆服志》一章专门叙述。

直至清朝初期，剃发易服之前，汉服一直都是整个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

汉服的变迁与影响

汉服的特点是交领、右衽、束腰、以绳带系结，兼用带钩。它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飘逸之美。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代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最初的汉服都是宽袍大袖，飘飘出尘。这样的款式虽然很美，但在作战之中，约束颇多。为了应对胡人侵袭，赵武灵王就提出了“胡服骑射”的变革之举。

任何针对大家约定俗成的变革肯定都有阻力。赵武灵王也不例外，不过面对质疑他没有放弃，最终将汉服与胡服相融合，形成了极具进步意义的一场服饰变革。

总的来说，汉服其实是整个中华文明深厚内容的一个寄托，服饰只是表象，文化的漫滤才是内核。

这些深层次的内容影响深远。

它展现了华夏文明的等级文化、亲属文化、政治文化、重嫡轻庶、重长轻幼以及儒家的仁义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宗法文化背景下，服饰具有昭名分、辨等威、别贵贱的作用。

即便是一手炮制了“剃发易服”的清廷统治者，也不可避免地被汉服的外貌和内涵所倾倒。在至今可察看的藏图中，如《松石流泉图》、《观画图》和《行乐图》之中，就有雍正和乾隆身着汉服的画像。

所以说，即便服饰可以被杜绝，但汉服背后那些精神的火种，从未湮灭。

汉服运动不应该是单纯地找回汉家衣服那么浅薄，它更应该具有一片力图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赤诚之心。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汉服运动的探讨。

今日之“汉服复兴运动”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新中国国力彰显，中华复兴的具体体现。

然而，我们关注汉服运动，不应该只是关注它的表象。

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去发掘它内在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它不应该只是一场关于服装变革的狂欢，而更应该成为一个精神的图腾，一种文化的象征，一段时代的兼容。

在市场经济下，发展汉服的商业价值固然重要，但延续它的文化价值，才是根本所在。

我们不应该把汉服运动做成一场仅仅是“恢复衣裳”的古装cosplay，而是应该在穿上汉服之后，更多地去体会那些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倘若仅仅关注服饰本身的话，汉服与洋装，穿在身上其实并无区别。

现在对于汉服运动的思辨很多，有的认为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人认为会产生民族主义的不利局面等等。

我觉得这些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时代的发展自有它内在的规律和途径，没有人能够阻挡时代的洪流，过去是如此，现在亦然。

这不是一个可以罢黜百家、独尊一体的时代；也不是一个万马齐喑、类若樊笼的时代。

汉服复兴运动只是这个多元时代里一朵流水激荡下的浪花，它不会倾颓民族交流融合的船只，也不会使传统文化的勃兴一蹴而就。

这一切，自然而然，并且任重道远。我们且自固本清源，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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