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港凶手

今年3月14日，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两名泛民立法会议员访美，获副总统彭斯接见，规格甚高，她笑容灿烂； 5月14日，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行见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行的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一脸骄傲地说：“(这是)蓬佩奥首次关于香港问题同香港人会面。他非常关心这个议题，还同我们说，他们会立即想一下有什么跟进行动。”7月9日，香港商人黎智英在华盛顿获见美国副总统彭斯。握手时，彭斯伸出右手，黎智英双手紧握，谄媚相十足。

美国屡次破格安排接待香港反对派头目，并非即兴，也非偶然。因为这些香港的泛民政客，正是美国抗衡中国的棋子。特朗普发表言论，要将美中贸易谈判与香港局势挂钩。黎智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这四个祸港乱港的头目，一面各怀鬼胎各谋私利，一面因为受到美国破格接待而自鸣得意。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为香港谋利益，还是为美国谋利益？早已不言自明。

黎智英，一线港丑

“这四个人是有所分工的，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处理与国际的联系，每次去美国会带一批年轻人中的核心人物。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两人的任务一是沟通，一是辅助那些所谓的‘学生领袖’，让他们获得更多支援。黎智英则冲在前面一点，在一线。毫无疑问，这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通气、商谈，这是肯定的。”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曾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执教多年的顾敏康教授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黎智英194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一个贫困家庭，12岁时偷渡到香港，靠服装贸易发迹，渐成富豪。

7月27日，在元朗发生大规模骚乱的当日，黎智英与多名香港民主党人士在元朗剧院外下车。他头戴鸭舌帽，脖子上搭着毛巾，挎着腰包，声称是前来逛街的，先与同行人员到某饼店外合影，又到新街的一家店“吃糖水”。很明显，他“吃糖水”为假，“督战”为真。

2019年7月27日，元朗发生大规模骚乱，黎智英(左一)到新街一家店“吃糖水”。

8月3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发动“旺角再游行”。示威者晚间非法聚集在尖沙咀警署外闹事，其间有人纵火。同一时间，黎智英等人正在中环一家高级餐厅密会外籍男士，他用英语对外籍男士说：“欢迎来到香港，现在这个形势很好。”

黎智英的亲力亲为在2014年的“占领中环游行(以下简称占中)”事件中更明显。“占中”筹备期间，他亲自到台湾向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取经，讨教如何运行“占中”。黎智英要求与会人士交出手机，避免会议内容遭窃听，但他自己却在饭厅安装录音设备，把讨论内容全部录下。施明德在传授经验时提到，香港“造反有理”，并可以“借助台湾”，及仿效“阿拉伯之春”组织动员。

密谈录音还显示，施明德等人指导黎智英，叫他多找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少女与手抱小孩的妇孺参与，以博取媒体、市民及国际社会支持，又提议在正式“占中”后不断举办新活动，以延续行动的曝光率和新鲜感。

“占中”期间，黎智英身体力行，长期到金钟“占领区”撑场子，帐篷下有一个他的固定座位，被“占中”者称为“皇座”。 黎智英刻意坐在人群中心，一众反对派议员则“舍命”相陪。在“群臣”相伴下，他的领导位置很显眼。

能有“皇座”与“群臣”，是因为黎智英散了钱财。香港《文汇报》报道，一个自称“壹传媒股民”的人披露的密件显示，香港反对派获得的“银弹”不绝，幕后大金主正是黎智英。单是2013年、2014年，他就向反对派贡献了4000万港元，收受捐款的反对派政党包括工党、社民连、民主党、公民党。“捐款”为名，“收买”为实，以至于陈日君、陈方安生等人都积极参与“占中”。

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与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在一个节目上自曝黎智英会“敲打”反对派。何俊仁称：“任何从政的人，若他对你有支持，无论是钱也好，助选也好，若他有意见，我们一定要听，更要认真地听和分析。”黎智英也承认：“公民党，我有捐钱，但却不会多见面。我给了意见，他们会考虑的，老实说，小弟我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都总要听我说话的，这也是很fair(公平)的。”在发给自己公司壹传媒高层的电邮中，黎智英批评“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是“书生做事”，空有理念，欠缺谋略及行动的组织和步骤。

壹传媒近年来屡屡亏损，在公司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黎智英依然可以“豪捐”，背后另有隐身金主。据大公网报道，“壹传媒股民”披露的文件记载，黎智英在美国前任副防长的引荐下，到缅甸部署大规模投资，计划买地、买投资银行等，但这场投资不过是个幌子，好令美国中情局的资金明正言顺地转为商业资金，支撑其在香港鼓动“占中”等行动。

今年7月，香港非法暴力活动过程中，黎智英密集拜见美方政要，包括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及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贾德纳、斯科特等人。他要求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扬言美国应制裁参与“打压”行动的香港特区和中国内地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家人及财产。

2019年7月9日，黎智英在华盛顿获见美国副总统彭斯。握手时，彭斯伸出右手，黎智英双手紧握，谄媚相十足。

7月9日，在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一个会议上，黎智英说，香港民众正在同美国一道与中国进行一场价值观的战争，是在为美国而战。他甚至乞怜道：“我们正在牺牲我们的自由、生命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站在前线为你们而战。难道你们不应当支持我们吗？”

在特朗普扬言“想达成贸易协议，先人道地应对香港问题”后，8月22日晚，壹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迫不及待地发布消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赞赏特朗普将香港的运动与中美贸易战挂钩，更指港人目前致力保护的自由及核心价值，就是美国一直争取、坚持的同一价值观，因此香港与美国正在打同一场战争，故希望美国可以帮助香港。”

黎智英接受视频采访时说：“我觉得我没有选择的，我一定要留在香港的，我不能够作为其中一个搞事的人，事情搞大了就走了。一定的，尤其我们是香港唯一的反对派的传媒。我是这个反对派传媒的头头。我跳船吗？一定要到最后的。”事实上，黎智英一家8口，除了尚未成年的幼子，包括他在内的其余7人均持有英国护照，他们能立即一走了之。而香港民众巴不得他早点离开香港，8月10日，有香港市民自发到他的住所外拉起横幅，高声呼喊：“黎智英，美国走狗!滚出香港!”在其出生地广东顺德，黎氏家族更是将他斥为“逆子”，从族谱中除名，理由是：“祸乱中国香港，黎氏蒙羞，故开祠堂，祭先人，剔除出族谱。”

现年71岁的黎智英1948年出生于顺德一个贫困家庭，12岁时偷渡到香港，靠服装生意发迹，渐成富豪。其创办的《苹果日报》一向以八卦、耸动、煽风点火为特色，是香港出了名的“小报”。但黎智英不以为耻，反而自诩为“反对派媒体”，直至数典忘祖。

李柱铭，屋里的“真鬼”

出卖国家的人，有些受到过一些诱惑，有些受到过一些挫折，但是有些人是自愿、是习惯，李柱铭就属于后一种。

1988年，他说：“如果香港继续做一百年英国殖民地，我想很多人都认为是最好的。”

1989年，他说：“英国将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五百万名犹太人交还给纳粹德国。”“各国应增加贸易制裁中国政府，贸易制裁有可能推翻恐怖政府，或者改变现行政策。”

1990年，李柱铭创立港同盟。1994年港同盟与其他党派并称民主党，他自任主席，把一大批反对派纠合到自己旗下。

1995年，他说：“美国作为世界民主的旗手，英国作为我们的宗主国，应站出来抵抗北京的欺凌。”又自称“敢于当殖民主义的走狗”。

1997年，他形容香港回归就如一个纵火狂徒在玩火，“想象一个人手持一个燃烧的火炬进入你家，想象他将烧毁你的家园”。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将导弹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李柱铭竟在立法会上表示这只是误炸，并指责内地同胞对战事背景无知。

2003年6月，有记者指责李柱铭是汉奸，他厚颜无耻地表示：“你说我做汉奸，我天天做汉奸，有需要时做汉奸。”其汉奸的无耻、汉奸的逻辑、汉奸的心态，令人发指。

李柱铭不光自己卖国求荣，还喜欢为别的卖国者牵线搭桥。当年，黎智英正是与他结识后，才搭上了末任港督彭定康，又通过彭定康与西方反华势力取得了联系，开始公开宣称“为美国利益而战”，最终成为美英利益在香港的代言人。除了黎智英外，李柱铭还是多名祸港分子的“伯乐”。他通过物色、接触、考察、培养等一系列步骤，为西方反华势力培植了多名“代言人”，其中包括戴耀廷、黄之锋等几名乱港急先锋。

2019年8月7日，李柱铭在香港司法场所外对示威者喊话。

美国地缘政治智库研究者卡塔卢奇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整个“占中”行动在华盛顿写剧本》。文中写道：“早在2014年4月，‘占中’的组织者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前往华盛顿与国家民主基金会开会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场抗议行动本身是提前安排好了的。”“会议以‘为何香港的民主如此重要’为题，持续了一个小时，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地区副主席格雷夫(Louisa Greve)主持，李柱铭、陈方安生二人全面介绍了‘占中’运动及其特点、议程、诉求和谈话要点。”

今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李柱铭在《苹果日报》等多份香港报刊上发表了至少20篇文章，大肆抹黑“修例”。在一篇名为《香港再无安全港》的文章中，他危言耸听地写道，“《移交逃犯》条例的修订将会把绑架合法化，更会摧残香港这个自由之城”。美国之音(VOA)报道了李柱铭等人5月14日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专题演讲的目的：“就是要求美国政府像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时那样，公开说出明确的反对态度，让国际社会知悉跟随，对香港特区政府形成压力，最终推倒整个立法程序。”

纽约大学政治系终身教授熊玠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抵制？这是做贼心虚。我就试问，如果你没有犯罪，你没有犯罪的动机，你怕什么？美国有很多很多引渡条约，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这跟民主没有关系。”一个地区拥有引渡条约跟民主与否没有相关性。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是堵塞法律漏洞，“条例修订后，香港市民会被随意遣送大陆”，这是暴乱分子一种毫无逻辑的假想。而现实问题是，有些疑犯甚至杀人凶手因为没有修订《逃犯条例》而得不到应有的审判。

有香港市民驳斥李柱铭的“反送中”理论：“你没见到有‘送中 ’就说有‘送中’，这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但逃犯的事是事实，对不对？大家不面对现实，反而面对假想的，为什么？!你们说‘free of HK’(香港自由),怎么刚才拿出的是英国国旗、美国国旗呢？你怎么不拿法国国旗、印度国旗、新加坡国旗？what a shame!what a shame to HK!(多不要脸啊!这是香港之耻!)”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批评李柱铭说：“就像有人讲屋子里有鬼，黑乎乎的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害怕。但只要把灯打开，大家就会知道屋里到底有没有鬼。”

李柱铭1938年出生于香港，其父李彦和曾任民国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中将。此人毕业于英国伦敦林肯律师学院，是香港资深大律师。李柱铭的儿子李祖诒也是律师，毕业于英国名校温切斯特公学，去年与化妆品集团莎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郭少明之女郭诗雅结婚。

谈起李柱铭，顾敏康表达了非常大的疑惑：“都是法律人，我很奇怪，他居然可以把法律说颠倒。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他要故意回避事实，用另外一种法律的语言演绎，这对香港的伤害其实是很大的。”“‘占中’的暴力活动、最近的暴力活动，他谈的都是和平游行，其实这个和平当中带有很多违法犯罪的东西。你作为一个学法律的，应该指出这些违法的情况。但他不是这样的。公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他只讲这些东西，他给那些参与街头活动的年轻人一个很大的误导。”

陈方安生，英美“服务员”

1997年7月1日的香港回归交接仪式现场，57岁的陈方安生一身红色套装、妆容精致，站在后排的中间位置，非常显眼。多年以后，她还不忘跟《苹果日报》强调这个“众星拱月”的位置：“那时候(我是)政务司司长(布政司)，领导同事过渡回归，左右都是我的团队成员，我自然在中间。”

陈方安生曾任香港回归后首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退休后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公然对立。

在此之前，陈方安生在香港可谓顺风顺水，做事果断，笑容亲和，人称“陈四万”。她1940年生于上海，1948年随家人移居香港，大学毕业后即加入港英政府，1984年获升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女性署长。1987年初，她被送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镀了一层“英国金”，迅速获得提拔，同年3月改任经济司，成为首位女性华人司级官员。1993年，她接替霍德爵士任布政司，又是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这个职位仅次于总督。

港英时期，有一批女高官在港府活跃，陈方安生是中心人物。她们搞了个组织叫“手袋党”，其成员出席公众场合，必会精心打扮，提着小手袋，所谓“手袋虽小但勇气大官位高”。据说，“手袋党”的称呼源于1982年前港督麦理浩任满返英的送别晚宴上，一众女高官整齐地提着手袋登台献唱，从此她们被冠以“手袋党”。

“她以为香港回归后她会是第一任香港特首，结果不是。她很生气，怀恨在心。”1997年熊玠在香港任客座教授，参加了政权交接仪式。他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我所接触的香港精英，都没有说她什么正面的话。她要给英国政府做事，一定偏向英国，没有照顾到香港本地人的利益。”

“她是工具式的公务员。”曾任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这样评价当年的同事陈方安生，“这个(词)不是批评。港英政府时期，我们都是工具式的公务员，英国训练我们当工具，我叫你干，你就干。比方当年我们处理一些政策都是很有争议性，且老百姓不欢迎的，但是最终都解决了问题，工具式的公务员是很能干的。但是，能干之外，当年我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

“陈太(陈方安生)因为是末代港督极力推荐的香港行政长官候选人，英国人挺她，因此需要她回报。所以她现在还是唱英国人的歌。这是比较可惜的。”

在谈及香港回归时，陈方安生常常无中生有，说“正如邓小平先生讲，应该一切都没变，除了换国旗，有个行政长官取替港督，其他样样都照常运作”。这种“换旗说”暴露了陈方安生对待香港回归和实行“一国两制”的本质态度。

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陈方安生的职业生涯并没有结束。1997年，她被任命为首届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由于当行政长官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她与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貌合神离，不配合施政。香港回归初期，广东省提出要在经济上与香港融合，并建议兴建一座跨海大桥，实现24小时通关，但时任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港方代表的陈方安生，对这一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2000年4月，3件来自圆明园的国宝在香港拍卖，引起香港各界强烈不满。陈方安生坚持认为拍卖国宝是“合法的商业活动”，她领导的政务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董建华一直提议全面落实国语教学计划，也遭到陈方安生的阻挠。最终，100所香港中学获准维持英文中学的资格。因此种种，陈方安生又得了个绰号，“港英余孽”。

2001年，陈方安生辞职。美国《纽约时报》当即为她撑腰，形容其辞职“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内最有权力维护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无保障之讯号”。第二年，陈方安生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的荣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大十字勋章，以感谢她在殖民统治时期的贡献。

2019年3月14日，陈方安生与两名范民立法会议员访美，获副总统彭斯接见，规格甚高，她笑容灿烂。

退休后，陈方安生立即与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公然对立，坐上立法会议员位子后，更打着“民主”的幌子领导反对派上演各种乱港祸港丑剧。

2008年，她成立的民间策发会改组为“香港2020”，成员包括多名港英时期的官员，声称香港的普选方案必须遵守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普及平等原则。同时宣布成立的“政制改革核心小组”，表面上宣称研究香港的政制改革，实则采取各种手段持续抹黑香港政府和行政长官。2014年1月，她一次性收受黎智英高达300万港元的捐款，接着就“巧合地”开展了一连串支持“占中”的行动——3月，她与访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会面谈论香港问题；7月，两人去英国唱衰香港，在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听会上肆意批评中国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她还在《卫报》发表文章《香港被中国背叛，被英国遗弃》乞求英国的关注，称“英国对香港有道德和法律上的责任”。在“占中”的酝酿阶段，她更是在香港四处活动，为“占中”做舆论和组织的准备。

陈方安生与末代港督彭定康。

今年3月，暴乱活动发生前，陈方安生突然以“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邀请”的名义赴美，全力向白宫官员、国会议员游说和“唱衰”香港，并公开向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完全有权过问香港人权和‘一国两制’，请求美国出面干涉香港内部事务。”8月6日，她又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政治部主管朱莉·艾德秘密见面。

“手袋党”成员陈方安生参加活动时必拎一个精致的手袋。

对下一代的影响，陈方安生也没放过。2011年，维基解密发布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机密外交文件，披露了一个细节，陈方安生说，特区政府推出了“爱国教育”，但“爱国主义和忠诚”只是一带而过，所以她会跟中学生见面，集中强调“两制”的重要，即香港维持其与内地不同的政治和法律文化。2011年10月26日，她“履诺”走进校园，到中华基督教会基新中学与400多名高中生对话，并要求校方把公开活动改为闭门交流。校长翁港成透露，陈方安生的闭门发言大谈香港青年的“政治参与度”，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政治，明确怂恿学生参与“高铁静坐抗议”及“七一游行”来“表达要求”。

何俊仁，“没有逻辑”的小人

一位香港的资深记者对《环球人物》透露：“这四个人里，黎智英比较谨慎，不会随便接受不认识的媒体的采访。相对来说，何俊仁性格就比较急躁，有时候讲话没有逻辑。”四人中何俊仁的“资历”最浅，港民对他的态度也很不屑。如果稍微听一下他的言论，就会发现这个人不光没有逻辑，还总是颠倒黑白。

8月16日，何俊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空口白牙地说：“在街头跟警察的一些冲突，毕竟民间能够用的武力很少，非常有限，而我们面对的警察可以动用很大的暴力。他们逮捕人时施加如此大的伤害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投诉。”

8月19日，美国之音再次连线何俊仁，提及香港近期游行活动中的暴力使用问题，他说“昨天、今天，170多万人游行，完全是非常安全、非常和平，完全没有暴力，而且在街头，商店都是照常营业，完全没有恐惧。”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游行期间，黑衣人围攻辱骂一名内地男士；黑衣人自己还发生内讧，一人被打伤；商户对黑衣人避犹不及，商户老板躲在店内恐惧地看着外面的游行和暴力活动；暴徒在街头投掷的是燃烧瓶，武力堪比军用武器。

2014年以来的“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和“辞职公投运动”，立法会议员何俊仁都是幕后黑手之一。

这不是何俊仁第一次睁眼说瞎话。2016年2月，多名暴徒在旺角游行中打砸抢烧，何俊仁却说，暴徒是香港政府故意安排在示威队伍中的。

对何俊仁来说，否定自己的言论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香港《大公报》报道，1997年3月19日，何俊仁在立法局会议上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也促请政府尽快与中方进行商议，希望尽快可就香港和内地之间的疑犯移交事宜达成协议……但我们不要忘记‘一国两制’，‘两制’不是两个司法管辖区，而是两个不同的法制。在这些保障下，我相信香港人的信心定能有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的权利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希望能尽快完成下一个阶段，就有关香港与内地移交逃犯事宜达成协议，从而予以立法。”一年后，他还敦促香港特区政府尽快跟内地谈判协商，促成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等安排。但2019年5月9日，何俊仁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完全不承认自己之前的说法，还强辩说，当时的探讨“不是轻易、随便通过一个得不到公众接受的修订”。

2014年，家住香港仔的林婆婆去中环求医，途径铜锣湾时，遇到示威者阻塞马路，她当场指骂在场静坐的何俊仁(右)：“搞得香港这么乱，还教坏学生”。

2010年7月，香港大学出版社推出何俊仁的自传《谦卑的奋斗》。这本“励志鸡汤”式的自传写道：他祖籍广东中山，1951年出生于香港，在北角清华街的圣犹达小学读书时成绩很差，差点无法进入中学。最终，在父亲的社会关系荫蔽之下，才勉强进入中学。“我也是一个小混混。”在书中，何俊仁承认，“上堂(课)经常魂游，落堂(下课)就精神过人，打架、整蛊同学、偷东西、讲大话等等顽劣行为，无一不作……”

从香港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何俊仁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了打响个人名气，他常常“搏出位”，逐渐走到香港政治生态的“上游”。他也做过一些自己心目中的“善事”：2005年，曾为法轮功分子提供律师援助。在《蔡咏梅文集》中，有一章名为“何俊仁谈从政三十年”，透露他的律师事务所曾为法轮功分子做代理，推翻过香港警方对法轮功分子袭警等两项指控。2018年5月，何俊仁公开为“港独”分子梁天琦写求情信，并到狱中探望两次，后者在旺角暴乱案中被指控犯有煽惑暴动罪和袭警罪。

2014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特区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时，何俊仁被拍到公然用平板电脑浏览艳照，这是他最“走红”的一次。会议现场的摄影记者说：“他逐张慢慢看，足足欣赏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他又诗兴大发，用铅笔在桌面的白纸上写下南唐词人李煜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此事引起舆论哗然。2014年3月4日，民主党纪律委员会聆讯后，裁定何俊仁违反党纪，罚他捐出1万港元。

2014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特区财政司司长宣读预算案时，何俊仁被拍到公然用平板电脑浏览艳照

何俊仁在2012年参加了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大败而归。三年后，他挑头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严重阻碍香港民主政制的发展。2014年以来的“占中”运动、“雨伞运动”和“辞职公投运动”，何俊仁都是“幕后黑手”之一。自从2006年他当上民主党主席，就接过了创党主席李柱铭的反对派大旗，一直遥控指挥和协调、推动民主党内部对乱港祸港行径的支持。直到2019年7月，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日益严重，何俊仁才公然走到前台指挥。他蹦得高、骂得狠，一副“慷慨激昂”的模样。身为专业律师，却组织违法暴力行为，推动暴力不断升级，干扰香港司法，破坏香港法治，十足一个阴险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