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点音频｜一起读书：从《知否》大火看《万古江河》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最近登上了美国亚美电视台，据说播放量超过117亿。这部2018年播出的陆剧，此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陆续上映，将中国的文化传向了全世界。

在《知否》中，宋朝点茶、制香、马球等多种文化，让观众萌生兴趣。剧中婚嫁三书六礼，家居摆设，装饰物佩戴，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等，充满了优雅朴素之气，人物之间的相处之道也颇显宋代美学之风。

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四艺——点茶、焚香、插花、挂画，向观众展现了古文化千年遗风，充满了东方雅致古典之美。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幅精美的宋代风情画，浑然别致，简约又华贵。

《知否》的大火，是文化的力量，站在角落，也能发现文化的美好。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台湾学者许倬云的著作《万古江河》。

许倬云出身名门，1930年出生于江南的士大夫之家，其父许凤藻14岁入海军学堂，参加辛亥革命，受国父孙中山先生接见并获题字——海天一色。他是王力宏的舅公，也是王小波的研究生导师。许倬云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享誉海内外。

中国文化，如江似河，顺流而下，归于海洋。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便以江河为表征，上摄庙堂，下猎江湖，纵横东西，由表及里，厘清中国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节奏不疾不徐，情感波澜不惊，人文修养深厚，专业素养严谨，有容乃大的胸襟气度，襟抱天下的悲悯之心，尽在字里行间。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将许倬云的这本书随录取通知书寄给了广大学子，他给新入学学子的寄语是：“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希望，树立信仰，让信仰之光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奋斗力量，拓展胸襟视野，确立崇高信仰。挂云帆，踏万古江河；济沧海，铸不朽人生。”

黄河长江，共同哺育华夏文明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天玄地黄常为中国宇宙的本色。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也积聚了文化的创造力，因此，《万古江河》封面以黄河为象征。

长江，源头是涓涓细流，大江东流，奔腾叫啸，浩荡奔放，始成洪流，始成大器。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一派雍容广大的气象。

黄河、长江，分别流入黄海、东海，一是黄色，一是绿色，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南方的长江文化出现的是思辨的老子和庄子。黄土中国和长江中国，一硬一软，一方一圆，一绝对一相对，使得中国思想既能谨守原则，又能应付时代的变化。黄河文明内敛而厚重，长江文明灵动而开放，共同哺育了华夏文明。

人间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平行发展

由商到周，华夏文明体系逐渐明朗成形。北方的儒家与长江的道家，形成中国思想的核心，许多有关人生意义与终极关怀的概念，有了明确的界定。

周人提出天命观念，统治者的治国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超越的力量，即上天，对人间秩序有监督与裁判的权力。这些观点，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摆脱了宗神与族神的局限，转化为具有普世意义的超越力量。

中国古代信仰，一条是神祇的信仰，一条是祖灵的崇拜。神祇的信仰融入自然崇拜，一部分成为国家礼仪。西周封建制度，建立在血缘团体的网络上，具有戍守与管理的功能，君权与宗族制度，如一体两面，又由一套礼仪，维持了封建体系的运作，包括分封、朝聘、祭礼、婚姻等各方面理解，这是上层阶级共有的文化。西周覆亡，礼崩乐坏，不是形容仪节的失落，也不是政治权威的衰退，更意指文化秩序的解体。

春秋时期，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原有上层阶级分子，带着原有的文化，沦于社会中下层，孔子就是失势贵族的一分子。孔子学说及诸子百家的辩证发展，使得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

孔子开创了以人为本的儒家。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孔子从神秘的命与性，走向超越肯定人本身存在的意义。

而战国时代发展出的阴阳家与五行家，针对自然与超越性力量，组织出一套宇宙观。

至此，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和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其中的中心命题，命与性、气与运，在后世不断发展。中国后世所谓“天人合一”，就离不开这些源头。

从楚国立国开始，南方力量崛起。足以与儒家抗衡的学派，如老庄与农家，儒家的修正如荀子，都发生于楚国范围内。《楚辞》与《诗经》也大为不同。中华文明的内涵更为丰富。

儒释道互相激荡的中国精神

秦汉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因其中的开放性，而有不断扩张与调节的空间，又因其可调节，增强了其复杂性。开放性与复杂性，使中国的皇帝制度与天下国家经常呈现调适的不稳定及弹性。秦汉时代，中国文化圈，已扩展到中国本部的主要地区。中国民族中主要成分“汉人”，也是在这一时代界定的。在汉代以前，仁义为先，但汉代则“孝”的价值跃升为伦理观念之首。

秦汉帝国的灭亡，不仅是一个庞大政治体的分裂，也是中国古代秩序的结束。但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之覆亡，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再度整合为隋唐文化秩序。

秦汉秩序的崩解，北匈奴进入欧洲，南匈奴移入中国边塞，逐渐汉化。后来又有所谓的“五胡乱华”，带来一些新的文化因子。

佛教进入中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这是中国文化第一次接受另一个文明的影响。在此之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和祖灵的崇敬，对人生重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

来自印度的佛教填补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空缺，在其刺激之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神祇信仰，发展为本土的宗教——道教。

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

内敛与开张交替融合的中国秩序

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在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中古后期，隋唐统一了中国，这时候的中国，与草原民族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如突厥、铁勒、回鹘、契丹，中国是开张的，围绕中国，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

蒙古西征，将东亚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建构成一大片交流融合的地区。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到了南宋，早已不见世家，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重文轻武的中国社会常态

经过唐末五代的武人政治，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重文轻武的传统，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除了元代。

自宋以后，私塾是民间教育的基本形态，其实是社区的学校。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自宋代开始。都市居民以及乡绅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

宋代中国缔造了精致的中国文化，蒙古征服南宋后，以其武力抹杀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明朝驱逐元廷，却在统治体制上继承了专制元代专制集权的特色。步武宋代，建立了一个以儒生为文官的制度，从科举产生了文官，但文官系统只能为君权奴役，不能以儒家意识形态，有效地制衡全无约束的君权，这样培养了独占资源的社会精英阶层，也产生了文化保守。一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民间才强烈反弹。

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

明清之交，国破家亡，清廷发布剃发改服之令后，各处都有反抗，江南最为剧烈。这一现象，为蒙古进入中国时未有，究其性质，剃发改服，直接触动了文化认同，不仅仅是民族间的冲突了。先秦儒家的春秋大义，本就有中国与夷狄之分，内华夏、外夷狄，分别为两个文化圈。

18世纪末，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有了明晰观念。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有了自我国族定位。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民族主义的诉求，触动了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前，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自此，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抗日战争，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这一点与欧洲国家不同。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中国本是天下家国，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包含许多族群。20世纪的中国国族，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共同体。

文化的恒常之美和神性之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成果是以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载具。这一转变，切断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白话诗作臻于不朽的作品，至今寥寥可数。没有了千年文学遗产的血脉，白话文是否有足够的营养，是个疑问。

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中国文化经过了无数的起起伏伏，最大的特点是兼容并蓄的胸怀。为此中国人遭逢外来异质文化时，常常能够吸收精华，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但是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在西潮冲击下，蹒跚颠簸，对自己的文化由怀疑而扬弃。

文化兴衰里是现实的恒常之美、神性之美，这种美超脱政治权力，超脱万古江河。在民族生活里，从瓷器、玉器到布绢纱棉、绫罗绸缎，从美味珍馐到亭台楼阁，从经史子集到诗词歌赋，从琴棋书画到山水园林，文化成为民族的精魂，染上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性光辉。

中国人在灾难之后，必须重新振作，万古的江河，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中国文明在宋代以前，绝大部分时间处在世界巅峰，现在，是重回国运的时候，我辈恰逢其会。

最后，借用许先生的话，用来警醒。“为了从同归于尽的灾难中自拔，我们必须学会在互谅互信中，彼此扶助，相摛相将，完成人类文明另一次的重大突破。”

作者：刘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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