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大王陈国泰:在上海淘到最多古董,也看到历史的伤感
陈国泰的微信名叫“大王”,来自粉丝的尊称。他脸型微长,眼睛很大,爱穿休闲衬衣和板鞋,说话慢条斯理。从外表看,很难与充满快意恩仇感觉的“大王”一词联系起来。
上海三联书店编辑职烨说,陈国泰在松江有个很大的工作室。知道之前他有开玩具博物馆的经历,工作室自然令人向往。在一片厂房四周转了好久才找到,进去一看,是个废旧工厂改造的玩具生产车间。四周寂静,天色渐晚,只有两位女工拿着细细的油画笔,不紧不慢地为几十个铁皮玩具成品的压缝处填色。
“‘玩具大王’就在这里?”正当疑惑时,他办公室的门开了。除了书,跳入眼帘的全是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古董玩具,圆脸娃娃在笑、铁皮兵人击鼓、小飞机随时待命起飞……空气一下变得欢快而明亮起来。陈国泰却淡淡地说,这些只是他藏品中的一部分。
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新加坡从事设计工作的陈国泰用业余时间收藏玩具,至今已积累了上万件绝版和珍稀玩具。此后,他又花了21年时间,把一本叫《中国小玩意》的书先后在1997年、2007年、2017年和2021年,写成英文版(Chinese Toys)、港版和简体中文版。文字越来越丰富,插图越来越多,中国玩具发展史上的空白也被他一点点填满。从这个角度说,凭一己之力为中国玩具工业建立起第一份档案的陈国泰,确实是玩具王国里当之无愧的“大王”。
1965年,陈国泰出生在香港一个优渥的家庭。当时日本的铁皮奥特曼等玩具在香港是奢侈品,售价不菲,但母亲舍得花钱给他买。至今他还记得,每次玩过之后母亲就重新把它们装进包装盒,再放到柜子里摆好,“非常有仪式感,好像对她来说如果不这样做,以后玩具就会没有了一样”。受母亲影响,陈国泰直到中学毕业还保存着不少小时候的玩具。
那时他比较腼腆,喜欢看书、画画,在儿童美术比赛上得过几次奖。但学习态度散漫,进入中学后成绩直线下降,高考更是一塌糊涂。“先母基本对我的未来人生直接放弃,不想再花钱培养一个‘废物’”,他在《中国小玩意》的自序中说。
1982年,陈国泰家里发生变故,不得已从香港到了新加坡,后来考上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工作。原以为他的人生就此定型,没想到无意间买了日本玩具藏家北原照久写的玩具收藏书《Yesterday of Toys》后,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之前,陈国泰对玩具仅仅停留在童心未泯的喜欢。即便已经工作,他还和小时候一样,一旦路过玩具店或者百货公司玩具柜就忍不住拐过去,哪怕什么都不买,只要看看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的玩具,心里都很欢愉,玩具店就是他的“解忧杂货铺”。
三本《Yesterday of Toys》让陈国泰第一次发现,原来玩具还可以专门收藏。“里面写到的很多玩具都是我小时候玩过或者看到过的,记忆一下就出现了,那种感觉像初恋,也像女孩子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就很想买。”他也像北原照久一样,将目光集中在日本和欧洲的古董玩具收藏。当时也正好赶上时代机遇,恰逢新加坡经济起飞,很多人急于跟旧时代告别,不断翻新家用物品,路边摊上都能找到很多老玩具。
1991年,陈国泰在马来西亚淘宝时,无意间发现一件上海康元玩具厂出品的玩具。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上海还有家专门生产铁皮玩具的玩具厂,遗憾的是,对这家厂的历史却没有一个藏家能说得清。疑问就此在陈国泰心中埋藏,若干年后他来到上海的古玩市场,走进上海的档案馆、图书馆,上海乃至中国玩具背后的更多历史,才被他系统发现。从此,陈国泰的人生中,玩具收藏和玩具研究紧密交织,最后变成先后四次修订,越写越厚的几册《中国小玩意》。
最新的简体中文版中,职烨在另一篇序言中详细介绍了陈国泰在玩具收藏上“一掷千金”的疯魔状态。他自己在书里也简略提到,曾因为“玩物丧志”而不被人认可。但随着《中国小玩意》的一次次出版,从香港来到读者更加广泛的祖国内地,那些经历都已“俱往矣”。如今,看着印刷精美的《中国小玩意》封面,他更多时候在感慨“天资平凡又普通”的自己,没想到在一件“对大部分人来说没什么意义”的事情上,竟然足足坚持了21年。“送给坚持梦想的你”,自序标题看起来既是写给读者,更是写给他自己的。
以下是陈国泰对《中国小玩意》写作过程的口述。
在上海淘了最多玩具
刚才你问,书中玩具哪些是我的“镇馆之宝”?我想想……(思忖片刻)其实一般我很少这样去定义。如果从藏家的角度来说,他在某个时间里找到某些东西很喜欢,就觉得特别珍贵。但所有玩具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件玩具都是组成玩具历史的一个部分。这有点像手表,你说哪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机械外壳还是它的分针、时针?还是表耳、表带?其实都重要,所有东西组合起来才能是一块手表。
1997年,我收藏的玩具大概有500件,觉得挺多了,就在新加坡做了人生第二个玩具展,为期三个月。当时我想在展览里出一本英文书,原因很简单,除了自己作纪念,还想让国外的朋友和藏家知道中国玩具也挺好。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欧美以及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的玩具收藏,基本都来自欧洲和日本。我开始收藏中国玩具的时候,有朋友还说我不太懂行。
但我觉得中国玩具挺有意思,就这样出了第一本书《中国玩具》(Chinese Toys)。其实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书,只是一本A5纸大小的图册,大部分是玩具照片,有些简短的英文介绍,那时候我没想到后来还会写出20万字的书,我的专业不是像你们一样写东西,要我去找玩具历史,那时我没办法做到。
《中国玩具》出了之后当然反响不好。一个原因是当时新加坡没有人会因为喜欢中国玩具去买书,另外就是书的制作成本很高,一本是18新币,在书店寄售卖20块新币,我只赚很少一点。但当时我觉得还行,了个自己的心愿,再说我写书也不是为赚钱。
1998年,我到上海找古董玩具。那时上海就像80年代的新加坡,开始拆房子,很多东西都被扔掉了,旧货市场比较丰富。我去过东台路、福州路、城隍庙的旧货市场,尤其是城隍庙附近每个旧货摊上都有一两个小玩具,我买了很多东西。时间久了认识很多卖老货的人,而且那时候玩具也特别便宜。
每次到上海,我还会去翻老杂志,只要有和玩具相关的就买下来。一看到以前没见过的玩具,我就去上海档案馆或图书馆查资料。当时上海的玩具厂其实已经没什么资料了,那些资料对厂里的人来说也不重要,他们更关心每个月工资发多少。有人就直接跟我说,他们对历史完全不感兴趣,做了大半辈子就是打工而已。
现在想来我真的挺幸运,从1998年到2008年这10年,基本就在上海找老玩具,收藏得最多的玩具也是2005年之前淘到的。每次都带着一箱一箱的货回新加坡,再慢慢整理,查资料。
历时20年的写作
我从2000年开始写《中国小玩意》。第一篇讲中国玩具工艺怎么开始,比较好写,上世纪40年代的玩具史也写得差不多了,但50年代的内容不够,只写了一点。我又转去写60年代,也是很快就停下来,因为“文革”期间玩具生产的资料不多。没想到这一停就是4年。
2007年,我又有个机会在香港做玩具展,就从新加坡把玩具收藏搬过去。主办方问,除了玩具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本书?我说有,但是写不下去了。他说,现在还能写下去吗?我说,试试看——因为这三年我又增加了些新材料。于是在2007年,我用了大半年时间整理文献资料和玩具图片,“东拼西凑”地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小玩意》的初版。那时候我特别开心,虽说书不是太完美,但我觉得也算不错。
2008年,我开始在上海定居,想找内地出版社看看是否愿意出简体版。前后联系了十多家吧,反正记得除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很多出版社我都找过了,他们都不感兴趣。
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和我面谈时问,你的书能卖100万本吗?我说可能真的不行。他就指着我身后的书说,你看我们这些书都是能卖100万本。我想这么多人买,肯定书很好吧。还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中国小玩意》还是不错,但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个位置,童书不对,放在收藏类也有点尴尬,再说也没人去收藏这种东西……最后我就放弃了,心想这本书已经写完了,到此为止吧。
没想到2017年又出现转机,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的时候,我刚好在香港。有个朋友跟我说,大王,听说你好像写了一本什么“中国玩具”?我说是,他说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香港玩具图鉴》,我提议他们不如也出本‘中国玩具’,可以合在一起卖,你有兴趣吗?我说有啊,但明天要回新加坡。回去之后,我在电话里和出版社聊了聊,立马又赶回香港拿书给他们看。
他们说,我们再出一本好一点的,你还能写吗?我说可以。因为从2007年到2017年又是10年,我不仅仅收藏的玩具增加了,还找到很多新的文献资料和照片,我有信心把书再写下去,于是又增加了5万多字内容,图片增加到1400多张。
书出来后,我又觉得了了一段心愿(笑)。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能把一本书从1997年写到2007年,又写到2017年,我非常开心。我爸还跟我说,你一个高考科目不及格、考得那么糟糕的学生,竟然还能写书,真的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笑)。
我一直以为,繁体版《中国小玩意》是生命中最后一本书了,因为之前的经历让我对出简体版没有信心。结果2018年香港书展完了后,商务印书馆说内地有几家出版社对我的书很感兴趣。最后决定把版权给上海三联书店,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大部分玩具都是上海生产的,在上海出更好些。
我当时想,简体版要不要增加内容呢?不增加的话那就很简单。后来想想,觉得必须增加点东西。因为这些年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香港是属于中国的,把香港玩具历史放进去就更完美,所以我增加的很多内容里,专门有一节讲粤港澳大湾区的玩具历史。等到以后还有机会再出增订版,我再把手上的台湾玩具资料加进去,这样我的中国玩具历史拼图就完整了。
在玩具里看到了伤感
我觉得玩具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反映,里面什么都有,人物、车辆、飞机,日常生活、政治变化、时代观念都能被高度浓缩进去,所以我说玩具是“历史的放映机”。
同一个历史事件,从玩具里能看出不同的政治立场。我收藏过一盒30年代时日本生产的木制军事跳棋,上面有一幅中国地图,所有城市都被标注起来,游戏规则是赢了就可以占领一座中国城市。日本就是这样通过游戏,对儿童宣扬一种侵略思想。我还收藏了一些伪满洲国时期的玩具,与当时中国人生产的玩具相比,日本生产的玩具会有意塑造一种“中日亲善”的假象,比如我有本画册,上面有个日本士兵抱着一个中国小孩,日本士兵温和有爱,中国小男孩在笑,完全看不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过去100年里,尤其改革开放之前的每一个年代,中国玩具还留着些悲伤,有战争的痕迹、被人欺负的痕迹,我能看出里面的伤感。如果你有意识地对比过同一时代的中外玩具,就会有我的感觉了。西方玩具是更单纯的游戏工具,比如美国在30年代生产了很多迪士尼玩具,迪士尼本身就代表开心。当时西方还生产了很多铁皮汽车、铁皮飞机玩具,看得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非常自豪。
我们当然也会生产好玩的玩具,但都是复刻欧洲的流行玩具,而且更多还带有教育功能。比如当时中国大部分孩子没机会去动物园,上海康元玩具厂就生产了很多蝴蝶、猴子等动物玩具。他们看到德国的跳蛙觉得好卖,也仿制了大量跳蛙,所以我才一直说跳蛙不是中国传统玩具。
我是学设计的,对颜色尤其敏感(他起身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约30厘米高的洋娃娃),你看,这个粉色洋娃娃是60年代中国生产的。这种娃娃最早产自欧洲,能感觉到整个产品设计很开心。日本仿制的玩具娃娃也受西方影响,他们在上粉色时用荧光强化、提亮,娃娃就显得更加可爱。但上海仿制的同类型洋娃娃就只是涂上一层粉色。
为什么同样是仿制国外玩具,颜色会出现差异?很简单,玩具是人设计的啊,是非常手工化的过程。当一个玩具设计师心里很沉重,为谋生而做这件事,或者局势动荡他很担忧,情绪就会被外界环境影响,选色时不自觉会用偏暗的颜色。
可能有人问,玩具颜色暗是不是时间久远导致的?但你看民国的杂志、旗袍,颜色虽然很多,整体也是偏暗淡。我不知道是否跟中国人的性格也有关?那时我们可能比较保守低调含蓄,就像传统国画以黑白为主,更强调意象。但不管怎么说.那100多年里中国人确实过得很压抑。
走到沙漠怎能放弃?
有句古话是“勤有功,戏无益”,老一辈都会叫孩子不要玩,要读书。我母亲在没往生之前希望我做医生或者律师,这在香港是高收入的体面工作。父亲没具体提什么,就希望我能够正常地去做一份工作,按照一条社会主流的路来走。
以前家里会觉得我收藏玩具是玩物丧志。后来我明白,在一个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家里,那样的想法很正常。其实我父亲也没有真的反对我,他只是说,你的人生从决定那一刻开始,好坏自己去承担就可以了——成功了可能没人为你分享,只有自己开心,失败了也没人会替你买单。
其实“玩物丧志”这句话父亲就是说说而已,他更多是在心疼我。因为我自己都知道,从开始进入玩具收藏这个行当到今天,也就是2017年港版《中国小玩意》出版后的这几年,我才相对过得好点,得到比较多的认同,之前真的比较难。
那时,很多人也难以理解我的收藏,我只能开玩笑说,除了会做这些,别的我都不会。收藏玩具的人有些也比较功利,他们把玩具看成投资品,看重升值或者贬值。有人会在收藏进行不下去时把所有藏品转让出去。所以也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放弃?说实话这种念头我肯定也想过,但那时的感觉就是,已经走到沙漠里,怎么能放弃呢?
我在很累的时候,比如书写不下去,收藏没进展,也不知道前面的路怎样,就会到仓库里看一下我的玩具。它们在100多平米的仓库里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落着灰尘。每看到一件玩具,我都说得出生产年代、产地,想起背后的收藏经历和故事,过去的很多细节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清晰浮现。每当那时,我就告诉自己,既然已经走了这么多年,还是再咬咬牙往前走一步吧。
所以我父亲觉得,我过去所做的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是为了今天做铺垫,这句话让我很感动。这个社会很多时候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同样一件事,成功了人家就说你很执着,失败了人家会说你很固执。
但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从小就功利心不太重,对成败也不会用一时半刻的事去定义。
从2004年开始筹办玩具博物馆,到后来写书,每次到了一个节点,身边都有朋友关心地问,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之后计划怎么做?我真没那么多想法,都是当成一个纯粹的事情来做,至于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更没想过能赚多少钱。小时候,我父母每次都是教育我要付出,没有告诉我怎样去接受回报,所以我也养成每做一件事情不会先问能够得到多少——当然现在到了这个岁数也会问问,但那不是重点——所以我的朋友都说我不像现代人,有点像古人。
我只是一直觉得,人这一辈子必须要有些东西留给下一代,这个下一代不只是自己的孩子,也是next generation,这样世界才会不断地往前走。歌星留下一首歌,演员留下一部电影,普通人也能做到,比如家长留下一句话,厨师留下一份食谱。这些都是留下痕迹,可以让人看到祖先或者上一代人在干什么。而我们也是因为有以前留下的东西,才知道以前的生活,这种历史延续我觉得挺好。
《中国小玩意》
陈国泰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8月版
(本文摄影记者/任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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