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薇：绘画和边界

彭薇出去旅行常做的事情，是跑去世界各地博物馆，填表格，递申请，就为了能看几张存在库房里的画。

记者/驳静

摄影/黄宇

彭薇在工作室

“物质”绘画

彭薇是画家，工作室就在北京苹果社区。

一张大画桌，布满笔墨纸砚，围绕着的是一圈书架。地上摆着两件她从前的“身体”系列作品，在橱窗陈列用的那种人台模特身上糊几层麻纸，在上面画。其中一个模特看着像是专门“戴首饰”的，层层叠叠挂着长长短短的项链、胸针，这是她收的古董首饰的一部分。我们摄影师来拍照的时候，她挑了一枚翅膀形胸针别在开襟毛衣上。

这枚胸针左右两边不对称，彭薇从模特身上取下它，指着上面的线条说好看，“现代首饰大部分都很呆，没有灵气，哪会有这种不对称的手艺”。什么时候开始对古董首饰感兴趣的呢？她想了想说：“小时候给外宾表演画国画，看到国外老太太戴着胸针项链，觉得好美。”其实她买的这些首饰跟现在那些在线品牌珠宝相比都算不上贵。最贵的是一条珍珠项链，在伦敦古董集市上找到的，花了大概一万块钱。“那是一串天然珍珠，野生珍珠的好处是它的光线很柔和，而且你看它的颜色甚至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隐隐有些彩色。我对色彩敏感，一下就对它们感兴趣了。”

她经常去拍卖会，倒不会买，但是看了不少好东西，看得多了，对什么是好的宝石就有点心得。有一阵还迷恋过穿珠子，有时候半夜仍孜孜不倦地给珠子配颜色。“突然就不感兴趣了，有一天打开一个柜子看到那一大盘珠子，心想这都是些什么，赶紧关上不理。”

她画过“绣履”系列，就是在鞋面上作画，很美。但画了那么好些鞋，自己其实并不爱买鞋，她都是去废品收购站里买过期的时尚杂志来看翻。所以她觉得自己对物质没有占有欲，倘若有点跟物质有关的执念，也好像都在画作这整件事上消耗出去了。

实际上她近几年的作品其实挺“物质”的。最近的《遥远的信件》就是彭薇自己做的全套，除了画、信以外，还亲手绘制了画轴、绫裱、格水，甚至盒子上的玉搭子，都是她创作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彭薇陆续画了三年。它们不仅是一张张画，还是一件物品，是“物质的绘画”，“我好像挺恋物的，我一直都挺迷恋绘画的物质性”。

更愿意它们被挂在墙上，还是装在盒子里收着？她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味。“既然做出来是这样一整套，私心讲我希望它是被收起来的。但这套作品在798展过一回，那时一位做当代艺术的小伙子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位年轻人告诉彭薇，《遥远的信件》让他想到孔子说的一句话，叫“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彭薇说她一听就觉得太有意思了。遇到懂得欣赏的人，就毫无保留的打开。遇不到，就自己好好收藏。“我就想，收在柜子里时，和挂在墙上的时候，哪种形式更‘物质’一点？”

一样东西的命运可真是全看掌握它的人。

钻进库房去看画

彭薇今年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老馆长那里听来一个故事，同样让她感慨作品的命运与那种慎而待之的尊重之间的奇妙关系。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位于堪萨斯城，在密苏里州，算是美国中西部城市。博物馆始建于30年代，正逢经济大萧条，好多艺术品都便宜，当时一位叫作劳伦斯·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的年轻人在中国旅行了几年，收了大量宋画和元画，构成了最初的馆藏，“纳尔逊”因此是许多中国古代绘画爱好者必去博物馆榜单上的一员。

彭薇早就想去那儿看看这些宝贝，去之前递过去的申请清单上有十几幅画儿，但她最想看的还是宋画《秋江渔艇图》和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尤其是后者，看过太多印刷品，对原作是什么样有太多好奇。

到了堪萨斯，老馆长马克·威尔逊（Marc Wilson）请彭薇吃饭，席间听他讲了当年收这幅画的故事。他现在当然老了，但老得一派绅士风度，讲起当年这件事，像是一生的荣光。

有次马克在纽约藏家Crawford那里看到很多宋画，其中对《后赤壁赋图》一见倾心，但当时Crawford开价甚高。后来 Crawford被人勒索巨款，要出手手中三张宋画，包括《后赤壁赋图》。消息传开了，马克闻讯也很激动，他一直就想收乔仲常这一件，虽然听上去宋徽宗和郭溪要有名多了，但他知道这幅画笔法的特殊性。问了价格，说要40万美元。“纳尔逊”一时可没这样一大笔钱，马克到处想办法筹钱。有一天接到一个老太太的电话，说找前任馆长的，想捐钱。第二天老太太和她先生开着一辆破车就来了，送了100万美元支票。买《后赤壁赋图》的钱就有了。

“收藏有时候讲点缘分，这件往事里就有点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巧合在里面。这种时候恋物可没有用，有时候特别想得到一样东西，偏偏就是没缘分，这种事情可太多见了。”

《后赤壁赋》被马克拿到手的时候就装在一个黑色纸盒子里。等彭薇真的进了仓库，看着管理人员从架子上取下来，竟然还是这个有点破甚至连尺寸也并不合适的黑盒子。马克告诉她说，他坚持留着这个黑盒子，因为它普普通通，却又蕴含历史和故事。

彭薇索性在“纳尔逊”看了三天。她说其实进库房看画这事儿没那么神秘，当时她在库里时，同时在的还有好几支队伍。其中一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带着大约10个研究生在研究佛像，今天看一组铜的，第二天又看一组其他的。另外还有一支哈佛大学的队伍，那位带队的教授正找出日本屏风在那儿看着。

彭薇说，与国内相比，请国外博物馆开库看画其实还容易些，特别是那些公立博物馆，他们有义务提供教育支持和服务。申请递过去，他们看你的研究项目是合理的，就会同意开库。

中国好多古画都在国外博物馆里收着。所以彭薇这些年一门心思往这些库房里钻，跑了不少地儿，看了不少好东西。去大英博物馆看顾恺之那幅《女史箴图》，它倒是被裱起来了的，但因为卷来卷去，总有损伤。三年前，彭薇还去过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那儿藏着赵孟頫的《谢幼舆丘壑图》，“这就太难得了，基本就没在中国展过”。彭薇说她在那儿热切地看了好一会儿，“太喜欢了”。2010年，她还到了波士顿美术馆，进库房里看了不少好东西。有一年还沾外国研究者的光，跟着去上海博物馆库里看过一回。都是特别美好的时光。

博物馆的库房是什么模样呢？其实“库房”这个词容易制造一个灰尘满面的文字假象。其实大部分图书馆、资料馆的库房都是标准设置，其他地方什么样，博物馆的库房就啥样。“最基本的要求是恒温恒湿，大的铁皮柜子高耸，给人的感觉既肃穆又有点威严，底下有滑轮，就着轨道，能左右移动。”彭薇说。

一般来讲，库里的管理员人数并不多，所以他们把大家想看的物件取出来后，看客们基本就自由了。可以想象的是，每个进到这样一个宝库里的人都是对作品心存敬畏的人，彭薇感慨有一回在波士顿美术馆看《捣练图》，“打开来颜色这么厚！”她给我比了个三四枚硬币大小的手势。“触碰这类东西，都会很自觉地戴上手套，实际上中国画是最好存的，都是卷轴，收起来就占了这么一小点地儿”，展开却是另一番天地了。

当然，大部分时候，她还是跟大家一样老老实实逛博物馆。第一次去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简直从早看到晚，中间两顿饭都是在里面吃的。那儿有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其中有一幅乌切洛（Paolo 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因为“透视法”在美术史上很有名。彭薇说她去看，发现“它的颜色真是好，地竟然是粉色的”。

也有不太好的体验。最极端的例子是去台北故宫看著名的翠玉白菜。人山人海地围着，她挤进去一看，扭头就跑。“那真是一件非常俗气的东西，台北故宫自己也承认它从材料到雕刻都很一般，其实是清代非常普通的一件工艺品”，但大家就是被宣传推搡着去拍照留影。

“我对科教书上讲的东西反而没什么兴趣。被别人的阐释限制，反倒可能不会懂那张画。没有被污染过的眼睛看东西更敏锐。”用最纯正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热爱的事物。

最美那一件会跳到眼前

倘若用接触画作这个概念去理解“污染”，彭薇“被污染”可以追溯到两三岁时。

我在她工作室看到一本被裱起来的旧杂志，封面上是一张稚嫩的脸，大概五六岁，依稀能看到彭薇现在的眉眼。80年代很流行这类杂志，封面通常会上大明星，但小彭薇当时在四川就真的是大明星，画国画两三岁就开始拿奖，“有时候我跟人开玩笑，说自己最辉煌的时候是五六岁”。那时她拿到了国际儿童绘画金奖，开始了到处表演的人生，“我还跟侯宝林一起表演过，他讲相声，我就在旁边画国画”。

这种表演，往往都是她的画家父亲头天晚上跟她讲好，“明天就还画只鸡”，别的不用多讲，顶多再叮嘱一句，“画坏了也不要管，画坏了也要画下去”。这句话现在还在影响着她。大概因为表演得太多，后来她就很厌恶，在街上看到有人表演书法，赶紧走掉；博物馆有时也会有人穿个红袍子表演书法，她看到了也扭头就跑。

但她对画家的名字和名气不敏感。现在博物馆策展，会把同一时期其他画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让大家对比着看。有一次展仇英的画，旁边还放了一张《看榜图》，签的是“传仇英”，意思是一直以仇英的名字流传但已经确认不是他的。“我一看，是一幅写实的画，画的科考画榜，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被抬着，有人加官晋爵，我觉得特别好，比有些仇英真迹都好”。在她看来，艺术史不只是那几个名人的历史，没有名的艺术家也会有特别好的作品。她尊重每一件好画。

用彭薇的话来说，进到一个展厅，扫一眼，那张好的画会自动跳到眼前。有一回她跟画油画的朋友去巴黎奥赛美术馆。很多名作其实她并不十分知道，但一进马奈那个厅，她就径直走向《奥林匹亚》和《吹笛少年》，被这两幅吸引。朋友就跟彭薇讲“你太神了，你看的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没办法，《吹笛少年》太漂亮了。

“国画神童”出身，彭薇偶尔会流露出这种优越感。实际上她自己也特别明白这种优越感的来源，“我一路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样走来，也没有物质上的困境，面对一些问题时会有疏漏”。她对自己的眼光十分自信，而且也认定“艺术家最应该相信自己的眼光”。

有两个人让彭薇心存敬意，一个当然是她父亲。

彭薇的朋友说她现在连骑自行车、走路的样子都像她父亲了。父亲彭先诚也是画家，90年代就很有名，画也卖得好。但他在最有名的时候做完两个香港展览就发誓一段时间不卖画了，因为市场干扰了他画画，一个类型被市场接受了以后，艺术家可能会面临复制的深渊。那时候新加坡的藏家到彭薇家里，她父亲避而不见。对方只好把送来的酒放在传达室，“我爸能做到这样，他30年没办过展”。直到父亲70岁大寿，彭薇才为他重新张罗了一次画展。在彭薇印象里，父亲沉默内敛。第一次谈恋爱，她曾带着初恋男友跟父母吃过一次饭，吃完她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做小生意的”。然后再也没发表过任何意见，而且这是唯一一次对她谈恋爱发表意见。他完全尊重女儿的边界。

另一位是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给她最深的感受也是这种“边界感”。在他买下彭薇第一幅画前，二人相识已有多年。最早还给他递过画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彭薇记得当时还挺灰心。此后，在一个多人参加的大展上他看到了彭薇的作品，两个人就聊了起来。他问了彭薇很多问题，在他真正买下第一幅画之前，二人通过上万字的邮件。他从来都打车去彭薇工作室，没有助理。“把作品交给这样的人我就会很放心，因为作品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他的作品，他会对此负责”。

彭薇格外喜欢美国收藏界的沃格尔夫妇（Herbert and Dorothy Vogel）的故事。人们好奇为何这样一对工薪阶级夫妇最终能收藏4000多件作品。二人买入第一件艺术品是1962年，因为他们发现付完生活必需品的账单，每月还能剩余一小笔钱，于是开始收藏。他们藏品中有一部分观念艺术和后极简作品，后来变得很有价值，但他们当时买下这些作品的原因只是因为喜欢。沃格尔夫妇最后把4000多件藏品全部捐献给了美国国家画廊（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因为“它不出售捐赠作品”。这也是一个艺术和尊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