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加坡人在“歪果仁”团里，在中国的感想

上月中旬，应中国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邀请，参加了“外国文化官员访华团”。此行15人，只有我一人是华人，其他14人，各色人等，基本不谙汉语，对中华文化认识也不深。此行下来，有几点有趣的观察。

在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作自我介绍，要简单介绍自己的国家、职业。轮到我的时候，循例介绍自己所属单位及职务之前，很自然地就先自报家门——“100年前，祖父因生活艰苦，从福建的一个叫‘金门’的小岛下南洋，当时在新加坡谋生的除了中国人，还有印度人、马来人、阿拉伯人等；我昨天从赤道100公里边上登机，飞了六小时抵达北京。”

为何得先报家门？原因有二。首先，我是华人，但我却不是中国人，而是与其他人一样，是中国人邀请来的朋友，所以我有必要说明我与中国的关系，即：我的先辈是中国人，我是新加坡华人。其次，我的介绍简单扼要说明了新加坡地理位置和人口概况。其他团员作了自我介绍之后，都由中方进行翻译，我则选择了汉英双语发言，不需翻译。

此后，团员凡有什么事都爱找我，让我帮忙跟中方沟通，反之亦然。到了一些文化场所，好为人师的我也很乐意充当义务翻译兼讲解员。刚开始我还蛮享受这个角色，觉得自己有价值，但到后来，有时却出现了一些尴尬场面。

一天中饭，坐我旁边的尼日利亚代表跟我说，你帮我向服务员要筷子。我看了他一眼，说：“你不是能说‘筷子’了吗？为何不自己说？”他说：“我不是主人家啊，不好意思开口。”我哈哈一笑，他才反应过来，忽然醒悟我也不是主人家。

还有一次，有个团员自行脱队，没有参加活动。中方人员一脸严肃告诉我，你得跟他说，不能随意脱队。我也哈哈一笑，她才反应过来。我与那位仁兄同为团员，自然无权对他作此告诫。无论中方或外方，有时难免误把我当作中国人。责任在我，因为我得意忘形，忘了保持距离。

这令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担任驻沪商务领事时的一件事。为了方便，我给中方发的所有公函都用中文，我见地方官员时也全程使用汉语。有一次上司访华，他强调了两点：第一，联系工作的普通公函可以用中文，但是重要公函必须用英文；第二，平时聊天或谈谈简单的公务可以用汉语，但是官方会见和重要谈判得用英语。他的道理有二：首先，英文是我们的行政语言，我们要是选择使用中文，如果辞不达意造成误解，责任在我方；其次，在重要场合使用英语，除了避免前文所述风险，也有利于减少对方把我国当作华人国家的误会。其实，李光耀1976年第一次访华时，刻意带上非华族部长，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新加坡人”这个身份认同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我祖父母那一代人的青壮年时代是侨民身份，他们认同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唐山”——中国。一直到我祖母晚年，她到老家金门探亲总是称之为“回唐山”。

到了我父母这代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是在新加坡本地，他们的情感归属和政治效忠，也自然是对新加坡。他们一直到晚年才有时间和余钱到中国旅游，在此之前，“唐山”一直只是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带点浪漫色彩的故乡。

当然，我父母这代人当中还是有不少是第一代移民，仍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我记得念小学时，我的华文老师就说：“我们的国父是孙中山”。“国父”是什么？“孙中山”是谁？我当时当然不知，但正是因为不知而好奇，好奇而把这句话记得牢固至今。

第一代移民在政治身份认同上是尴尬的。一方面你已经宣誓效忠新加坡，另一方面，无论情感上、生活上、工作上，却很难也没必要与祖籍国割舍。两国相安无事时当然左右通吃，但两国闹得面红耳赤时，第一代移民又站到风口浪尖，本地人要说你的祖籍国干嘛这样？祖籍国的亲戚朋友则说你投奔的那个国家干嘛这样？大有腹背挨箭之感。

大部分国家源自民族，从先民时代的民族部落发展壮大而成国家，之后再相互统合而成今日之列国。“国家”本质上是排外的，故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比如中国，有时很难对移民国家有正确的认识。最近罗家良大使与胡锡进总编辑的论战中，就有中国人指责罗：“别忘了你是华人”。有趣的是，作此指责的人忘了，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有朝鲜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现在中国因为萨徳问题指责韩国，那么韩国是否能指责朝鲜族中国公民：“别忘了你是朝鲜族”？当年中苏交恶时，苏联人是否能喊一声：“别忘了你是俄罗斯族”？

儒家讲“天下大同”。终我一世不会有机会见到这个理想的实现。但是，未来如果真实现天下大同了，料想届时人们关心的是你这个人，而不会过于关心你的国籍和民族。

▼吃饭中

▼参加书法和国画启蒙班

（文：许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