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吃喝玩乐，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干了这么多事

郁达夫在当时新马社会中的地位不是一般南下文人所可媲美的。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杰出的文学家，是鲁迅的亲密朋友，他在新马以及南洋的时间虽然短暂如流星，其事迹曾被污蔑涂抹，其遗产或被泯灭，其光芒已然逝去，其人格和精神，如同富春山水一般清澈，一般挺拔，一般夺目。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乡贤郁达夫先生1938年12月底到达新加坡，1942年2月4日乘船离开新加坡去印尼诸岛躲避日寇，1945年8月底在印尼小岛遇害。此前，其母在富阳乡下因日寇入侵而被饿死，其兄曼陀先生在上海被汉奸暗杀，一门忠烈，可敬可佩！

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时间，事迹大致清楚，前贤均有回忆论述。惟时移世易，距离达夫先生离开新加坡已经七十有五年，许多遗迹已经烟消云散，不复存在；而和达夫先生有过交往的星马友朋子弟也都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2016年5月10日，新加坡本地耆老李成义先生以95岁高龄过世，估计他可能是见过郁达夫最后辞世的人了。李成义是新加坡著名银行家、华侨银行创始人李光前的长子、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女婿、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的外孙。1 学生时代的李成义曾经帮助外祖父陈嘉庚发起组织的新加坡筹赈会筹款。 1939年，李成义赴美留学，他或许见到过郁达夫。

鉴于白发宫女已不在，笔者不惮重炒隔夜冷饭，从过去文献中搜罗出达夫先生在新加坡的若干遗踪，结合其诗文，略作讨论辩驳，兼以实地探访，冀或一窥乡贤风采，而飨富春江、钱塘江乡亲，后来者或可按图索骥，故作此文。

思乡

1938年下半年，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聘请，担任其副刊编辑。是年12月从福建乘船到香港，途径菲律宾马尼拉，于12月28日到达新加坡红灯码头（图1）。红灯码头即克里福码头（Clifford Pier）, 1933年建成，是南下华人移民登陆的第一站。码头当年挂满了红灯笼，所以华人称之为红灯码头。

图1 红灯码头

郁达夫的同行者有妻子王映霞和儿子郁飞，暂居住于牛车水的南天旅店八号房。郁达夫《星洲旅次有梦而作》，是刚到新加坡所作的诗，时间应该就是在居住南天旅店的时候。诗云：

钱塘江上听鸣榔，衣梦依稀返故乡。

醒后忽忘身是客，蛮歌似哭断人肠。2

之所以断定此文作于1938年12月28日以后的两三天内，是因为作者诗末记“一九三八年末新加坡”；同时还有旁证，因为1938年12月31日郁达夫与关楚璞乘火车从新加坡的丹戎巴葛火车站（图2）去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当时，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星槟日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正式刊行，郁、关二人应邀参加庆祝典礼，在马来西亚游历了三天。槟城的《星槟日报》、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吉隆坡的《星中日报》、仰光的《星缅日报》、曼谷的《星暹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都属于胡氏兄弟创办的星系日报。

图2 丹戎巴葛火车站3

初到南洋，郁达夫当然有去国怀乡之念，诗中也有反映。1939年1月2日，他到达槟榔屿，巧得很，住在《星槟日报》对面的“ 杭州旅店”。他说：“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诗云：

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4

郁达夫的在槟城的诗发表后，南洋和者如云，郁达夫不免“有所感”，以后得诗三章，首章最为亲切，提到西湖和沈园，反映了他在天涯海角对家乡的思念。诗云：

归去西湖梦里家，衣冠憔悴滞天涯。

沈园可有春消息，忆煞桥边野草花。5

另外一首《小草》，诗题一作《抵星洲感赋》，郁达夫也记“一九三八年末新加坡”，所以应该是在南天旅店暂栖所作。诗云：

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

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

宁辜宋里东邻意，忍弃吴王旧苑花。

不欲金盆收覆水，为谁憔悴客天涯。6

《小草》此诗是答友人李西浪《柬达夫伉俪》所作。李西浪（？– 1972），南来文人，担任报刊编辑，人称“南国诗人”，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被奴役的非人生活；有诗集《劫灰集》，记录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的暴行。李西浪的原诗如下：

富春江上神仙侣，雲彩光中处士家。

十载心香曾结篆，少陵诗笔动悲笳。

鸾笺应画双飞燕，血泪遍浇并蒂花。

留得千秋佳话在，一杯同祝爱无涯！7

南来的年轻人潘受也参与唱和，赋诗《次韵赠郁达夫先辈时君赋毁家诗后复偕映霞女士出国南来》，云：

小劫神仙亦可嗟，最难家毁又成家。

愁边诗酒皆新泪，梦里关河有乱笳。

看到波生方爱水，折来刺在更怜花。

何当一笑忘陈迹，重结鸳盟寄海雅。 8

郁达夫一家来新加坡前，他和妻子王映霞已有纠纷隔阂，曾闹得纷纷扬扬；1939年春郁达夫《毁家诗纪》发表后，郁王两人再次失和，在新加坡也成为大家议论关心的焦点。李西浪、潘受见他们一家南来，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祝福他们“爱无涯”。郁达夫的和诗则表达了他当时家事国事交织的复杂心情，前人分析已多，不再赘论。

南天旅店和南天酒楼

南天旅店位于牛车水（即新加坡的唐人街）余东璇街，处在牛车水的繁华之处，是当时的高级酒店，也是许多南来文人学者初到下榻之处。后来抗日剧团的女星王莹来到新加坡就是在这里下榻，郁达夫非常高兴地去拜会她。当年他俩在上海见面的时候，王莹还是个娇羞的小姑娘，不过十四五岁；1938年夏天在武汉也见过面；而此次在南洋再遇，异常高兴。王莹在星洲宣扬抗日，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轰动一时。也在新加坡的徐悲鸿闻讯后，特地以她为模特，创作了油画《放下你的鞭子》，成为这段历史的永远的见证。南天旅店已经不复存在，其旧址目前为裕华国货（图3裕华国货）。

那么，南天酒楼和南天旅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新加坡文史前辈、著名的中国书画鉴赏家杜南发先生告诉笔者：“ 当年该建筑整体是旅馆（地面层向大马路初为商店，酒店入口在弯角转向处），以南天旅店为名，二三四楼都是房间。顶层为半通风的南天酒楼，晚上10时过后（战前好像是9时过后）就成为舞厅。所以郁达夫当年常在顶层的酒楼吃饭喝酒，开房间就在楼下的旅店。

50、60年代我小时候，人们日常生活中还是习惯把该处称为‘南天酒楼’（因该处二战前后为婚宴喜庆摆宴的‘名牌店’，远近闻名），几乎没听过南天旅店，该四字是嵌在转角入口处楼上。

我小时候上过南天酒楼参加婚宴，由旅店大门进去，有一个楼梯和拉门电梯，当年是很高档的。所以郁达夫笔下，或酒楼或旅店，都对，主要看行动，喝酒在酒楼，开房在旅店。黄葆芳告诉过我，当年《星洲日报》长期在南天旅店包租有一个房间，高级职员白天晚上都可以去用。”9 这段话可以解释郁达夫笔下南天酒楼和南天旅店的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图3 裕华国货

1940年3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离婚两人协议离婚，王映霞不久离开新加坡。5月31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登出《郁达夫启事》，表明3月已和王映霞“脱离关系”。10 郁达夫有所谓在在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一诗。诗云：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11

此诗原载于1940年5月29日新加坡《星洲日报》。12 郁达夫自题此诗曰：“五月廿三日别王氏于星洲，夜饮南天酒楼，是初来时投宿处。” 以此推之，南天酒楼当附设于在南天旅店，故郁飞回忆说他们一家到达时是在“华人区闹市中心南天酒楼暂住”。13

郁达夫云“五月廿三日别王氏于星洲”，此处或有误。黄葆芳回忆，“那晚达夫先生约了胡浪漫、冯列山（《总汇报》总编辑）两兄和我到白燕社作方城戏，他拟通宵达旦继续下去，不肯回家，避免与映霞分别时的痛苦。可是我们翌日各有工作，不能奉陪，他在无可奈何之下买瓶白兰地酒，午夜时分到南天酒楼开房，喝得酩酊大醉，到第二天午后才起床，映霞登船时，他可能还在睡梦之中。我推测那两首诗，是他独自在南天饮酒时写的，映霞绝对不会在场。”14 黄葆芳的回忆否决了1940年5月23日郁达夫在南天酒楼和王映霞告别的可能性。此外，根据王映霞的回忆，南天酒楼送别是子虚乌有的事情。15

那么，郁达夫和黄葆芳、冯列山的聚会是在5月23日晚还是8月某日王映霞离开新加坡的那天，究竟是王映霞的记忆错误还是黄葆芳的回忆有错，恐怕都说不清楚了，也无法考证。不过，郁达夫是诗人，诗歌的写实和叙事并不能排除想象的成分，此处的“别”笔者以为是虚指。

在另一处回忆文章中，王映霞说她是1940年8月离开新加坡。16 郁飞则回忆说：“一九四〇年五月，父亲和母亲终于离异。虽然从南来后家庭内的关系我早已朦胧预感到裂痕难以弥补，最后结局对于我终是来得突然。一天下午母亲忽然驱车到我住读的那家美国教会学校来接我，说一切手续都已办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嘱我此后要会照料自己。孩子对于父母的亊又有什么说的，我默默地随她到首都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然后回家。次日清晨为赶快脱离这难堪的境地，竟沒想到该送她就匆匆回校了。”17 以此看来，王映霞8月离开的回忆或许有误。

另，郁达夫与王映霞两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时间是在1940年的3月1日（阳历）。郁达夫曾作《三月一日对酒兴歌》七律一首，发表于1940年5月22日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诗云：

愁怀端赖麴生开，厚地高天酒一杯。

未免有情难遣此，本来无物却沾埃。

杨枝马上驰成骋，桃叶横江去不回。

醉死何劳人荷锸，笑他刘阮是庸才。18

南天酒楼还是许多重要事件的场合。1940年3月17日，正是在南天酒楼，郁达夫和姚楠、许云樵、关楚璞、张礼千等人创办了中国南洋学会，在南洋史地研究和新马学术史上划下了光辉的一笔。此后郁达夫担任过南洋学会两届理事，在第一辑上还发表了《马六甲纪游》一文。19

南天酒楼也是本地接送南来贵宾的场所，郁达夫时常和友人在此聚饮。不妨枚举几例。1940年7月21日，郁达夫出席《星洲日报》南天酒楼欢送关楚璞回国，以后《星洲日报》郁达夫暂代主笔，中峇鲁的住所也由三楼搬到二楼。20 1941年二三月间乔冠华自香港来新加坡，准备接任《总汇报》主编一职，却被英殖民政府干扰，郁达夫等人就是在南天酒楼设宴招待乔冠华一行，并摄影留念。21 1941年5月8日，郁达夫出席中华总商会会长连瀛洲在南天酒楼欢迎中国外交部驻两广特派员刁作谦的宴会；5月13日，他又在南天酒楼参加中华总商会会长连瀛洲、副会长陈六使欢迎商震率领的中国军事考察团的宴会。22

1973年王润华来到南洋大学教书，途经郁达夫中巴鲁住宅区以及牛车水当时还在照常营业的南天旅店和南天酒楼，不免触景生情；不过，这时候的南天旅店，已经是第三流的了。23

中峇鲁

郁达夫搬出南天旅店后，基本住在中峇鲁（或作中岜鲁、中巴鲁），具体住址有很多回忆，引起争论。有说是搬入中峇鲁律22-D (三楼)。24 郁飞回忆说：“后经《星洲日报》社社长胡昌耀先生(胡文虎侄子)代为张罗，搬入市政当局在中峇（音ba）路营建的住宅区。我们住二十二号三楼的一套房间，前面是胡氏如夫人的金屋，二楼是《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广东南海人，笔名楚公），隔街楼上住有南洋史专家姚楠。一九四〇年夏关楚璞辞职返港后，我们又迁入他原住的二楼。”25

郁达夫的儿子郁云在他的大作《郁达夫传》中说：郁达夫抵达新加坡一周后才搬进中峇鲁中保路24号工部局新建的三层寓所。26 根据王润华查证，指的应该是“中峇鲁忠坡路24号”，郁达夫居住的是这座组屋列号第65座（大牌65）三楼的24号单位（Block 65, Tiong Poh Road #03-24, Singapore 160065）。27 忠坡路即“忠保路（Tiong Poh Road），是纪念闽籍富商邱忠保的。”28 忠保路65号为 “匚” （上下两横略短）形状，上下两头（即新加坡本地所谓的角头，如图4、图5所示）为三层楼房，中间长条为两层楼房。郁达夫住的不知道是哪一个角头。

图4 郁达夫故居

图5 郁达夫故居

中峇鲁是Tiong Bahru的音译，意译是新坟场（新冢地），因为当初是坟墓丛集的荒凉区域。由于当时的坟场建有许多四条柱子的凉亭，供扫墓的人休息，所以中峇鲁俗称四脚亭。坟墓周围的荒地则有不少农户和菜园，因此中峇鲁过去也叫蕹菜园。

中峇鲁是新加坡的第一个卫星镇，从1936年起至1941年为止的五、六年间，英殖民地政府为了缓和当时的屋荒，任命当时的改良信托局（建屋发展局的前身）开展了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建屋计划，一共兴建了十七座二、三层的公共住屋，容纳了1600住户。因为这是现代化建筑，而且离牛车水步行不过半个小时，所以“人文界人士趋之若鹜，纷纷迁入居住”。29

郁飞回忆说：“四十年前我们初到时，那里似乎是市政当局开始营建公寓或住宅的区域。三年中间，我眼看整条整条马路两旁陆续建造起三四层楼房，每套房屋都有齐全的生活设施。街道转角处开设商店或咖啡店。几条房屋围成的空地则铺设草坪，草坪四角有汽车间。总之，原来比较僻静的这个区域，到战争前夕成了相当热闹的中等阶层住宅区。南来的文化界人士先后在那里居住过的有当时由爱国侨领陈嘉庚聘请南来任《南洋商报》总编辑的胡愈之和沈兹九、王纪元，还有名画家徐悲鸿、音乐家任光、《总汇报》总编辑冯列山、《星洲日报》后一任主笔俞颂华、要闻版编辑尤君浩等。他们在那里时都同我们家日夕往还。徐先生的画室设于此，任光更在这里办起铜锣合唱团，在马华青年中开展救亡音乐运动。”30 他的回忆是大致可靠的。

当时郁达夫还答应林语堂翻译林的英文小说《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郁达夫就是在中峇鲁家中翻译了大概十分之一，大部分发表在本地的《华侨周刊》。1941年11月16日，徐悲鸿到郁达夫家中拜访，应林语堂委托，特地询问了翻译的进展情况。第二天，徐悲鸿写信中跟林语堂说：昨日“往访郁达夫兄，据说尊著译完大约三十万字，彼已有十分之一，发表于此间《华侨周刊》殆两万字，闻至来年可以全部译成。弟乃以尊址与之，彼日内将有书致兄说明一切，译文亦由彼直接邮寄左右。”31 郁达夫翻译《京华烟云》一事，郁飞在回忆中也提到了。

当时中峇鲁是当时文人学者艺术家聚集区。1941 年 7 月, 画家徐君濂与林道庸等创办大鹰画室 , “承办一切工商业装饰建筑工程, 彩色油像、墙壁广告、电影布幕、门面装置、舞台布景、商标、日历、月份牌等广告设计。”32 徐悲鸿曾经在大鹰画室创作。故郁达夫1941年7月有《晨雨天凉, 吟赠大鹰画室》之作，诗云：

一雨顿教大暑收，炎荒亦自可凉秋。

临风写幅丹青卖，不羡人间万户侯。33

中峇鲁有新加坡本地的寺庙齐天宫，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齐天宫1920年建于永丰街的一块木薯地，1938年刚刚迁入附近的新址。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当年经常在附近游玩，所以几十年后他在回忆中还提到了这个奇特的庙。“我们住处附近倒有座齐天大圣庙，每逢节期香火很盛。国内似乎未见为这位猴仙立庙的，大圣有知，或将为侨众中善信者的虔诚感动吧。”34 如今，这个庙依然存在，香火很旺（图6）。这个庙，和郁达夫居住之地不过两三百米。

图6 齐天宫

1940年，黄苗子经过新加坡，自然要拜见前辈郁达夫。他俩在上海就认识，黄苗子和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也是在上海认识的（两人1944年在重庆成婚）。郁达夫送给黄苗子一个条幅：“芋菜园中小小家，细斟碧乳自煎茶，刘公醉亦非容易，几见南天有此花。” 黄苗子得知此诗的缘由：刘海粟南行新加坡时，某天与郁达夫郊游至一小园，一女子奉荼，刘海粟大称其美，达夫戏作此诗。在新加坡，黄苗子发现未来的姑父郁达夫人缘特好：“什么人都交，在新加坡茶楼、酒馆的伙计，没一个名字他叫不上来。他们热情地招待这位先生。”对于郁达夫的旧体诗和书法，黄苗子评价说：他十二三岁就写诗了，天分很高，典型的中国文人，浪漫主义者，字自成一格，不是专业搞书法，随便一写，就完全有自己的风格。不久，黄苗子回到香港，把郁达夫的条幅交朋友黄般若，托他装裱一下。没想到黄般若忘了。2002年，黄般若的儿子竟然在发现这幅字，随后将此条幅寄还给了黄苗子。35这段佳话，可谓是郁达夫给家人迟到的礼物。

1940年3月，郁达夫和姚楠、许云樵、关楚璞等人成立了中国南洋学会，创办了《南洋学报》，36 学会的联系地址就假借姚楠在中峇鲁的住址，永丰街61号2楼（61-A, Eng Hoon Street）。永丰街即永云街（Eng Hoon Street），其命名是纪念出生在马六甲在马六甲和新加坡作商贸的大富商许永云（？– 1880）。37 这个住址，和郁达夫住址和齐天大圣庙构成一个三角形，相距不过一两百米。所以郁飞回忆说“隔街楼上住有南洋史专家姚楠。”中峇鲁的殖民地住宅目前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历史文化遗产，近80年来依然存在（图7），幸运之至。

图7 姚楠故居（正面二楼）

珍珠巴刹

南天旅店附相邻的珍珠巴刹，是郁达夫与友朋聚饮之地。珍珠巴刹是位于牛车水著名的综合市场（巴刹，即bazaar 音译），是饮食、消遣、购物必经之处。巴刹内有一高大的铁栏栅，把巴刹分成两部分，前半部主要卖糕饼、烧腊等食物，还有各具特色的食摊：客家酿豆腐及猪肉粥、鸡粥、鱼片粥、牛杂粥、潮州粥等各种粥摊、咖哩杂菜饭、广东的烧腊、卤味、煮鱼头米粉、海南薯仔咖哩鸡、福建炒面和蛋炒蚝煎等等。这里摊位大多占地较大，加上灯火辉煌，生意兴隆。除了饮食摊，还有百货、日用品、五金、租书和销售书、眼镜、唱片、茶摊等等。后半部是“湿巴刹”(相对前半部而言)，面积较小，主要销售各类新鲜禽肉水产以及瓜果蔬菜，一应俱全，是老百姓的菜市场。巴刹前面有一片空地，是人们听故事和欣赏各种娱乐的场所。

郁达夫好酒，时常去珍珠巴刹和友人小酌几杯。文人对饮，常有口占，以下几首可以一窥诗人的日常生活和心境。其一《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

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

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38

此诗是和友人胡迈唱和之作。胡迈在胡文虎在槟榔屿创办的《星槟日报》担任主编，因属一个报业集团，平时又意气相投，和郁达夫来往颇多。根据胡迈回忆：“此诗系当时游戏之作，亦系和余口占原韵者。事缘一日黄昏，因受任光先生之邀，同往珍珠巴刹茶摊共喝啤酒。此茶摊有一茶娘，曾受中等教育，虽貌仅中姿，而口才甚佳，亦可算得一位可人儿。观形察色，似为任光先生之密友。饮次，忽由时局而谈及家事，任光尝历举安娜女士之种种绯闻，以‘达夫不达夫’，引以为憾。而茶娘初则偶插一二语，继则滔滔大论，均觉颇有见地，末则附达夫之耳，耳语良久，达夫唯频频点首，间杂哈哈大笑，语闭，欢若小孩，拥拥抱抱，认为知言。”39 胡迈和任光便问两人何故欢喜，郁达夫“答以不可说！不可说！”胡迈“一时兴起，乃取包茶叶纸，书口占一绝：‘花落重开更蕴情，珍珠巴刹晚凉生。茶娘一语愁能解，不负投荒万里行。’”40 郁达夫是有名的才子，旋在纸上和上一绝。

胡迈的回忆，把郁达夫的才子风流、茶娘的善解人意描绘得栩栩如生。四十余年后，胡迈说：“此一时游戏之作，思之恍若昨日。今郁任两先生，均下世久矣。”41

1944年，胡迈从友人黄思处得知郁达夫在印尼小岛避祸，遂托黄思寄诗一首，42 云：

铁马金戈动地来，仓皇烽火出亡哀。

悠悠生死经年别，莽莽风尘万念灰。

天外故人差幸健，愁中浊酒且添杯。

今宵愿有慈亲梦，吩咐晨鸡莫乱催。

在苏门答腊避难的郁达夫读后，和诗一首《胡迈来诗,会有所感,步韵以答》，云：

故人横海寄诗来，辞比江南赋更哀。

旧梦忆同蕉下鹿，此身真似劫余灰。

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

衰朽自怜刘越石，只今起舞要鸡催。43

郁达夫和友人江郎也有诗酒相娱，可能也在珍珠巴刹。其一《书示江郎》云：

胡姬侍酒忆芳容，梦断巫山第几峰。

酒入愁肠都乏味，花雕未及故乡浓。44

其二《与江郎对饭座上口占》云：

东海归来剩二仙，杖头花尽买山钱。

南楼箫管沉沉夜，绝似秦淮五月天。45

可惜，江郎不知何许人也，还望方家指教。当时的珍珠巴刹与南天旅店相邻，1966年12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个著名的市场。而后平地建起了摩天大楼珍珠坊，为几十层高的商住楼，楼下依然是熙熙攘攘的饮食，是大陆新移民常来之地（图8）。

图8 珍珠坊

醉花林

郁达夫好酒，自然有人请他赴席。1940年12月初，潮籍富商、醉花林（Chui Huay Lim Club）的领袖陈振贤和李伟南邀请郁达夫和《星洲日报》总编俞颂华品尝醉花林著名的潮州菜。饮宴过后，大家坐下品潮州功夫茶。这时，陈振贤献上七律一首，请教于郁达夫。诗云：

中年时有采薪忧，入洛机云未与游。

执笔虽然两月旦，论文同事一春秋。

诗传杜甫吟方好，檄诵陈琳疾自瘳。

思欲双沾时雨化，春风许坐庭阶否？46

郁达夫答曰： “李伟南、陈振贤先生招饮醉花林, 叨陪末座, 感惭交并, 陈先生并赐以佳章, 依韵奉答。流窜经年, 不自知辞之凄恻也，”和诗如下：

百岁常怀千载忧，干戈扰攘我西游。

叨陪宾主东南美，却爱园林草木秋。

去国羁臣伤独乐，梳瓴病鹤望全瘳。

穷来欲问朝中贵，亦识流亡疾苦否。47

陈振贤又请郁达夫为醉花林题写对联，郁达夫一挥而就：醉后题诗书带草，花香鸟语似上林。”48 上联写此时此景此情，下联将醉花林比作上林苑，上下联还巧夺天工，将醉花林一名嵌入，显示了郁达夫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超凡的捷才。可惜，此幅墨宝已经无存。

醉花林是潮汕商人的俱乐部，成立于1845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华人俱乐部，至今依然活动频繁，影响深远。醉花林倡办人为陈成宝（Tan Seng Poh），1845年他腾出其家族在庆利路(Keng Lee Road)190号的房子作为会址。49 1879年，十位先贤各捐资四百元买下该地作为永久会址。前几年原地翻新，如图9。陈振贤和李伟南都是新加坡商界、侨界的英杰，对于抗战和本地教育事业贡献良多。50

图9 醉花林

白燕社

当时《星洲日报》位于罗敏申路（Robinson Road）80号，位于新加坡繁华地段丹戎巴葛区，离牛车水也是步行距离。图10为目前罗敏申路80号，应该是在当年的《星洲日报》旧址附近；斜对面便是著名的老巴刹（图11），也是当年郁达夫经常吃饭的地方。离报馆不远便有黄葆芳回忆中提到他和郁达夫作方城戏的白燕社。白燕社是当时《星洲日报》管理层的俱乐部，位于俊源街 (Choon Guan Street)（图11），和罗敏申路80号至多不过三五百米，是郁达夫常去之地，很多人也是在那里认识了郁达夫。当年《星洲日报》的同事实吴继岳回忆说：1939年8月27日下午七点，“我从曼谷乘国际快车抵达新加坡，在离《星洲日报》约百步脚的‘白燕社’楼下，由社长胡昌耀介绍我第一次会见郁达夫先生。当时郁先生正与胡社长及另外两位同事打牌”，“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坐在身边看他打牌”。51 “‘白燕社’是星洲日报社高级职员的俱乐部，路上是宿舍，楼下经常是同事工余消遣的场所，或下棋，或玩音乐，或打小麻将。郁先生经常于晚饭后到这里玩八圈麻将，才去报社上班。”52

徐君濂回忆：“达夫先生偶有余闲，也到报社同人组织的小俱乐部‘白燕社’聊天、喝咖啡、打小牌”；“三四十年代在比较保守的南洋社会，俱乐部如过江之鲫，商界中任组织的占绝大多数，大者百余人，小者十数人，实际上是男子专到的消闲场所。喝酒、打牌、叫条子，三位一体，也有人皆俱乐部谈生意经的。”53 虽然一般俱乐部不允许家庭妇女跨入，但白燕社对王映霞网开一面。郁达夫每次去，王映霞必然陪同，直到1939年春天香港《大风》杂志发表郁达夫的《毁家诗纪》为止。54

图10 罗敏申路80号（星洲日报旧址）

图11 老巴刹

图12 俊源街

1944年，郁达夫收到胡迈来诗, 有所感而和诗，其中有一句云：“欢联白社居千日，泪洒新亭酒一杯。”诗中的白社即指白燕社。由于当时郁达夫在白燕社和一般侨领附上吃喝玩乐，许多左翼人物相当不满，当时在《星洲日报》作外勤记者的石蕴真说，“过了不久，我对他的行为却有些迷糊不解，我发现他经常去赴一些附庸风雅的资本家的宴会。饮酒赋诗，但是我认为是有些肉麻的。后来我又知道他经常去‘白燕社’玩。这白燕社，是报馆经理等上层人物去打牌玩乐的地方，自然也有些帮闲的人去凑热闹，在我的眼里，它是个荒唐的地方，”“他的思想大概有时有些糊里糊涂”；55 后来，“事实使我逐渐了解，郁先生和一些人到‘白燕社’去是迫于环境是去应付的”。56 郁飞也颇为不解，回忆说：“父亲在新加坡的交游也同过去一样广阔。他周旋在华侨资产阶级头面人物（也称侨领）之间。我常想，他们除了慕名，还能了解他什么呢。”57

江夏堂和敬庐学塾

芽笼35巷16号的江夏堂是黄琮（Huang Mun Se，字曼士，1890-1963）的居所。徐悲鸿当年在法国留学穷困潦倒之际，碰到了黄曼士的哥哥黄琬（字孟圭），黄孟圭爱惜徐悲鸿的才华，就介绍徐去新加坡找他的弟弟、时任南洋烟草公司新加坡分行经理的黄曼士帮忙。徐悲鸿于是到了新加坡，经黄曼士介绍，给当地侨领陈嘉庚、陈延谦、李俊承等作画，声誉鹊起，收入颇丰，结下了和黄氏兄弟以及新加坡的不解之缘。黄曼士与哥哥黄孟圭待徐悲鸿如自己的兄弟，年纪都略大于徐悲鸿，所以徐悲鸿称他们为“大哥”“二哥”。徐悲鸿在新加坡长期下榻于江夏堂，郁达夫也多次前去江夏堂拜访黄曼士以及徐悲鸿。图13和14 为江夏堂，目前是新加坡黄氏总会所在地。2017年5月9日笔者探访时，看守的老太太告知，江夏堂即将拆毁重建为八层楼的现代化建筑。如此，则郁达夫、徐悲鸿的南洋遗址又被毁掉一处。

黄孟圭（1885-1965）出身于福建南安望族，和侨领陈嘉庚先生相交甚深。1919年8月，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黄孟圭与全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等十人并列为筹备员。1922年，在陈嘉庚和黄奕住资助下，黄孟圭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教育学硕士。1925年，黄孟圭获教育学硕士，回国前到欧洲考察教育。在巴黎黄孟奎拜访中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经赵介绍认识当时已在巴黎留学六年的徐悲鸿先生。黄徐两人在街边咖啡座一聊就是四个小时，从此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1926年，黄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1939年避日祸到新加坡。

图13 江夏堂外景

图14 江夏堂大厅

黄孟奎与徐悲鸿、郁达夫都是旧交，因而黄氏兄弟和郁达夫往来颇多，少不了唱和。1940年6月24日，郁达夫发表赠给黄孟圭的诗，题曰：“孟圭黄先生，曾长闽省教育厅，足迹几遍全球，近息影星洲，设帐授徒，学濂溪之课士，因用先生《课徒感作》原韵，赋赠长句。”58 诗云：

博学能文似茂先，八闽诗垒此中坚。

人传江夏黄童德，我颂颍川太守贤。

老去河汾终日讲，南来风雅一身肩。

三台合有飞升兆，鹳雀衔鳣影正翩。59

设帐授徒指的是黄孟圭主持敬庐学塾。敬庐学塾位于Newton 附近，由林谋盛、胡少炎等发起创办。601941年3月15日，郁达夫发表祝贺诗，题为《孟奎先生营敬庐学塾于纽顿郊外诗以奉贺》，诗云：

槐市门庭号敬庐，三千仪礼满床书。

旁人错比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

巨鹿从游遗恨少，华阳奔命捷音虚。

何年重返闽江棹，一路春风到石渠。61

第二天，郁达夫出席敬庐学塾创办典礼；3月18日，他又发表敬庐楹联“四面园林无限好，一楼风月不胜情”。62 可惜时局变化，这所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敬庐不复存在。1942年日寇南侵，黄孟奎也逃离新加坡，抗战胜利后重返新加坡，不久因病赴澳就医。

愚趣园和神农大药房

韩槐准老先生（1891-1970）是海南文昌人，是宋庆龄的同族，年轻时南下南洋卖苦力。他好学成癖，天分出众，学习研究制药、陶瓷、考古以及植物园艺，均有成就。许云樵在《追悼韩槐准先生》一文评价说：“南洋有数不清的百万富翁，都是赤手空拳发迹起来的，但从一个略识之无的胶工，一跃而成为博学多闻的考古学家，古往今来，在东南亚千余万华人中，惟韩先生一人而已。”63 1936年，韩槐准把积攒的700多元钱，在郊外的汤申路买了两英亩半的山坡，种植了400多株红毛丹，并且亲手嫁接改良，而后又建了几件小屋，陈列他搜集的古董图书，自名为愚趣园。韩槐转诚挚热情，愚趣园很快成为当地学人交流的胜地，往来无白丁，如张礼千、郁达夫、关楚璞、姚楠、张匡人、徐悲鸿、刘海粟、吴子深、许云樵、卫聚贤、以及欧人苏利文（Dr. M. Sullivan）、推棣（W.F. Tweedie）、柯凌士（Colings ）等。

郁达夫与黄孟圭、韩槐准、徐悲鸿等经常在韩槐准的愚趣园聚会；郁达夫曾赠韩槐准一联“其愚不可及，斯趣有作为”，真是一幅人物情景合一的妙对。64 韩槐准的愚趣园在当时的郊外，所以郁达夫1939年秋天有诗题记：“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学风，悲鸿画鸡以申贺，嘱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65

红冠白羽曳经纶，文质彬彬此一身。

云外有声天破晓，苍筤深处卧斐真。66

1940年6月16日，郁达夫又有诗题记：“槐准先生于暇日邀孟奎先生及报社同人游愚趣园，时红毛丹正熟，主人嘱书楹贴，先得首联，归后缀成全篇”。67 据姚楠回忆，当时他也在场。68 诗云：

卖药庐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安。

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

身似苏髯羁岭表，心随谢翱哭严滩。

新亭大有河山感，莫作寻常宴会看。69

1962年韩槐准回国，他将在南洋所搜集的古代文物，全部带回中国捐赠博物院，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顾问，其愚趣园已经不复存在。

郁达夫诗中的“卖药庐中始识韩”，指的就是韩槐准和符致逢合股的神农大药房 (Singapore Medical Office)。70 神农大药房位于“勿拉士巴刹路，三十年代算是星洲规模较大的西药房”（图15），71 市区重建前在在马里士他路（Blastier Road）奥迪安大厦对角头，72 也无从寻访了。

图15 神农大药房所在街道73

虎豹别墅

虎豹别墅是客家富商、《星洲日报》老板胡文虎为其母亲祝寿所建，位于巴西班让的小山丘上。别墅面临南部海岸，俯瞰九曲十三湾的山坡小道，是当时有名的豪宅和风景线。胡文虎邀请郁达夫撰联。曾撰对联一副， “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74 横批“挹翠”。（图16 郁达夫联1）郁达夫上联西眺写景，下联北望抒情，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胡文虎当时实力雄厚，隐然已和德高望重的侨界领袖陈嘉庚相提并论和抗衡非常引人注目。

刘延陵回忆说，名为“挹翠”的拱形石牌坊，两旁共有长短不齐的四支石柱，胡文虎请郁达夫撰写两副对联，“达夫先生稍一构思，便写成了”。75 较短的一幅是：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较长的一幅如前所引。

郁达夫当然和虎豹别墅并不陌生。1941年5月17日，郁达夫在虎豹别墅参加中国驻新总领事高凌百欢迎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联谊会。76 又，1939年12月23日，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繁星”发表虎豹别墅楹贴，中柱联为：山静白云闲，辉耀一楼话萼；澜澄苍（）晓，望迷万顷烟波。77 （图17 虎豹别墅对联2）偏柱联：（）学（）风承上蔡；山居树石（）平泉。78

另外，别墅中另有一座不题名的石牌坊，两旁各有一支石柱，郁达夫为它而题的对联是：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嵋。79 （图18 虎豹别墅对联3）

图16 虎豹别墅郁达夫联1

图17 虎豹别墅郁达夫联2

图18 虎豹别墅郁达夫联3

期颐园

期颐园是新加坡名医胡载坤的住宅。胡载坤（1896-1984）是胡文虎的叔父、新加坡前财政部长胡赐道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初，胡载坤医生置下这座占地达6英亩的园林式住宅，将之命名为期颐园，“百岁曰期颐”，寓意寄望老父亲胡化山能享百年天寿。刘海粟1940年至41年期间他来新举办筹赈画展，画展结束后受胡载坤医生之邀住进胡家大宅——期颐园。他和郁达夫、徐君濂、刘抗、黄葆芳等经常在期颐园见面。黄葆芳回忆：“每逢刘老师画兴浓时，挥毫泼墨，郁先生总是静静第在旁观看，一面构思他题画的诗句。当时刘画郁题的作品不算少，可惜星洲沦陷，收存者害怕惹祸，可能很多都毁灭了。”80 郁达夫为刘海粟的多幅作品题诗，很多就是在期颐园里完成。比如 1941年4月16日17日郁达夫连续发表了两首题诗。

其一《题刘大师画祝融峰水墨中堂》：

七十二峰最上层，望衡九面竞崚嶒。

年来宗炳垂垂老，卧看风雷笔底凝。

其二《题刘大师及徐君濂、刘抗、黄葆芳合作岁寒三友图，图中有大石》：

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

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81

期颐园早就不存。 1980年代刘海粟再访新加坡时，也只能在现代化公寓的大门口留影感慨。期颐园其具体地理位置是在乌节路ION后面的巴德申山（Paterson Hill）2号，现为The Marq公寓（图19）。

图19 期颐园旧址（The Marq）

怡和轩、晋江会馆

成立于1895年的怡和轩俱乐部（图18），是星马华侨富商的俱乐部、新加坡华人社团中的百年老字号。其位置处在牛车水和中峇鲁之间。与另一家百年老字号、成立于1906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一样，怡和轩俱乐部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新加坡。星洲华人华侨立刻掀起了抗敌自卫的高潮。文化界同人成立了“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同时兼任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大队长，胡愈之任副团长。82 接着，华侨各界成立了“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陈嘉庚任主席，郁达夫任执行委员。“郁达夫先生既担任团长，又兼任‘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的大队长。他晚上编报，白天干团的工作，废寝忘食，在敌人的大轰炸中，冒着生命危险，从这个区到那个区”布置工作，“实实在在地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83 有一次，他头部为流弹弹片擦伤，裹着绷带，没什么要紧， “但很想休息”。84 达夫先生的辛勤和负责，令人读后心酸不已。

在新加坡沦陷之前，大家常聚在怡和轩讨论（图20）。怡和轩隔壁就是晋江会馆（图21），是当年抗敌总会所在地，不久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也搬来这里办公。1942年初郁达夫作为抗敌总会的负责人之一，就常常在晋江会馆值班。

1942年2月4日，潘受曾亲自送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渡海等人乘船离开新加坡奔赴印尼躲避。郁达夫被害，1947年潘受和诸位老友夜坐怡和轩，讨论起郁达夫有诗《怡和轩与诸友夜坐追话郁达夫之死》，云：

严警乌啼寇压城，当时共此议宵征。

陆游家国于诗见，杜牧江湖载酒行。

耿耿三年支万忍，迟迟一死换千生。

招魂何处收残骨，徒博虞初说部名。85

图20 怡和轩

图21 晋江会馆

“当时共此议宵征”指的就是日寇占领前的陈嘉庚和郁达夫潘受等在怡和轩聚会讨论对策。对于此诗，潘受有详细说明：“一九四二年二月，达夫自新加坡围城出走，其小电船原为洪永安备以供余与永安两家眷属用者，约定五日黎明开往邻近之苏门答腊小岛。余告知达夫及李铁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轩待发。达夫所携小行筪，衣物数事而外，有白兰地一瓶，牛肉干十余块，诗韵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与大笑，酒、三人立尽之。达夫又言胡愈老等数人尚无以为计，余念与永安两家别购得西行船票，行期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将小电船坐位，尽让与之，遂分途。达夫既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嗣为日寇所得，命充通译。三年间，全活甚众。寇降，惧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达夫，乃密害之以灭口，竟无有知其死所者。”86

不过，当时和郁达夫一起称作小电船逃亡的金丁则否认了潘受的回忆。87 金丁回忆，1940年2月4日清晨一起乘船离开新加坡的有19人，包括胡愈之、郁达夫、邵宗汉、张楚琨、蔡复生、王纪元、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高云览夫妇、刘道南夫妇、以及金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而小电船是张楚琨设法租到的；88 写这段回忆时，金丁还特地同张楚琨核对了这个问题。89 张楚琨则回忆：这艘破旧的摩托舢板，是“我和刘武丹（康迪动员总会劳工部副主任）接洽好的”，一起乘坐的有28人。90 胡愈之则回忆， “小船是刘武丹先生预先设法雇定，留给文化界撤退用的。”91

又，当年一起乘船逃难的人达到二十余人，并非潘受提到的小电船所能容纳；92此外，这些重要人物，既然准备离开新加坡避祸，理当有所准备，不可能在临行前尚无着落。这样看来，潘受的回忆似乎有误。

平社

平社于1940年成立，创办人为林庆年、林谋盛、卓经端、李泽仑等，地址在尼律广东会馆三楼。93 平社是新加坡本地成立的京剧社，为了扩大影响，特意照搬了上海平社的名字。不过，本地票友在此之前已经有为抗战义演之举。郁达夫爱好戏剧，所以经常参与平社活动。郁飞回忆：当地票友组成平社，“他也是赞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场。”94

1941年3月2日，郁达夫当选为“平剧研究社”理事，6日出席“平剧研究社”理事会议，商量成立平社纪念大会；95 同年10月15日，参加平社理事会会议，讨论11月将举行的援英义演方案和参加柔佛“平社”成立义演事项。96 平社依然存在，只是实力和影响大不如前，目前的地址在史密斯街（图22）。

郁达夫到过的其他地方还包括中华总商会、居士林、维多利亚剧院、华侨中学、爱同学校、中兴俱乐部等等。1939年7月1日，他受邀出席李俊承在佛教居士林欢迎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斋宴。97 他也在维多利亚剧院观看过王莹的演出。另外，他还给义安女校、树人学校、培群学校、民众义校写过校歌。98树人学校似乎无存；民众义校估计是日军南下前后创办的短期训练学校，也已无存。义安女校早已辗转成为义安小学；培群学校依然存在，但估计知道郁达夫为此二校写过校歌的人应该寥寥无几了。

图22 平社

彼窠书店署星州

巧得很，新加坡最近出版了一本书，《致读者：新加坡书店故事1881-2016》，其中就提到了郁达夫为星洲书店题写牌匾的事。星洲书店位于大坡大马路（桥南路）187号。 1939年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刚到新加坡不到一个月的郁达夫，嗜书如命，来到了星洲书店。书店创始人之一，游杏南热情地接待了他。郁达夫选了一些书，却发现现金不够，于是请游杏南为他先留着这些书。游杏南却让郁达夫先把书拿走，下次来时再付款，以免放在店里被别的读者买走了。第二天，郁达夫便前来付款，而且还留下一笔钱，作为以后买书之用。这样，郁达夫便成为星洲书店的常客，和游杏南也成为朋友。以后游杏南便恳请郁达夫写个书店招牌，这为郁达夫和南洋的不解之缘又添了一笔重彩。99

郁达夫在新加坡只有三年多时光，但其才华、能力和贡献举世皆知，在本地华社声名显赫，其事迹在战后一直流传。 1958年，南来词人赵尊岳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教，与郁达夫当年同事朋友傅无闷、冯列山、李西浪、胡迈有交往唱和。100 他发现新加坡留存的郁达夫手迹依然不少，包括郁达夫给星州书店题写的招牌“星州书店”高悬市上，颇有所感。他说：“日军南袭时，郁达夫方留星洲，旋去印尼被祸。在星洲多有文酒之会，尝因人请作，榜书其星州书店招额，迄今犹悬闹市。”诗云：“触目警心过市楼，彼窠书店署星州。黄公垆畔犹能记，牢落诗人酒一瓯。”101 物是人非，岂不怆然？

后记：本文承蒙杭州文史协会同仁鼓励，写作期间又蒙新加坡文史前辈杜南发先生指导帮助，不胜感激，特此致谢。

1 以此论之，李先生生前是民国辈分最高之人。

2 郁达夫，《郁达夫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222页。

3图片下载自 http://www.sgwritings.com/320/viewspace_3603.html。丹戎巴葛火车站是当年从新加坡乘火车去马来西亚的始发站，几年前已经停止使用。

4 《郁达夫诗全编》，226页。

5 《郁达夫诗全编》，228页。诗末注明为1939年2月7日。

6 《郁达夫诗全编》，223页。

7 《郁达夫诗全编》，223页，注解1。

8 潘受，《潘受诗集》，再版，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2004，15页。潘受（1911—1999），原名潘国渠，字虚之，福建南安人， 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曾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1935-1940）。1930年代，他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陪都重庆。1949年再返新加坡，1953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四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1958年，潘受被英国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成为没有国籍的人。新加坡独立后，潘几次申请公民，都被当局刁难，直到1983年经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長陈声桂积极争取，才于1983年4月恢复公民身份，以后积极参与本地文艺活动，重新恢复和大陆文艺界的往来，被新加坡尊为国宝。1999年潘受逝世，其骨灰移灵至澳洲柏斯。

9 杜南发致笔者电子邮件，2017年5月19日。

10 郁云，《郁达夫传》，台北：兰亭书店，1986，174页。

11 《郁达夫诗全,编》，242页。

12 同上。

13 郁飞，“郁达夫的星洲三年”，《回忆郁达夫》，陈子善、王自立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454页。

14 黄葆芳，“回忆达夫先生二三事”，《回忆郁达夫》，529页。黄葆芳（1912-1989），新加坡华人画家、作家。原籍福建福安，193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留校任教，故和刘海粟有师生同事之谊，期间还得到王个簃等名家教诲，成为吴昌硕的再传弟子；1938年移居新加坡，在当地美术界享有盛誉，历任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副、正会长。

15 王润华，“走出郁达夫传奇的人物”，《郁达夫卷》，王润华编，台北: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4, 57-58页。

16 王映霞，《我与郁达夫》，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 112页。两人离婚，王映霞回忆是1940年3月正式签名同意；见王映霞， 112页。

17 郁飞，462-463页。

18 《郁达夫诗全编》，235。

19 姚楠，“缅怀郁达夫”，《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4， 23页。

20 姚梦桐，24页。

21 胡迈，“达夫漫忆”，《回忆郁达夫》，490页；乔冠华，“谈达夫先生与我的合影”，《回忆郁达夫》，494-495页。

22 姚梦桐，26页。

23 王润华，“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亚”，《郁达夫卷》，王润华编，台北: 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4，4页。

24 姚梦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新加坡：新加坡新社，1987， 17页。

25 郁飞，455-456页。

26 郁云，《我的父亲郁达夫》，台北：兰亭书店，1986，165页。

27 柯木林，“郁达夫故居在哪里？”，《联合早报》， 2016年12月26日。

28 许云樵（遗作），“中峇鲁区今昔”，《南洋学报》，第三十八卷第一、二期（1983年6月），86页。

29 许云樵（遗作），“中峇鲁区今昔”， 86页。

30 郁飞，455页。

31 陈子善，“郁达夫译《瞬息京华》”，《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北京：中华书局，2013，88页。

32 姚梦桐， “画家徐君濂”，《新加坡战前华人美术史论集》，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1992 ， 197页。

33 《郁达夫诗全编》，256页。

34 郁飞，462页。

35 以上摘录自李传玺，“时隔62年的寄还”，《人民政协报》2014-03-20期05版。感谢杜南发先生提供这个线索。

36 1942年初日军占领新加坡等地，姚楠已经回到重庆，鉴于形势，他联合回到重庆的会员张礼千、朱杰勤那南洋学会迁到重庆；1946年上半年，张礼千趁回到新加坡的机会，又把南洋学会迁回新加坡。见姚楠，“南洋学会的变迁”，《星云椰雨集》，56-61页。南洋学会目前依然存在。

37 许云樵，87页。

38 《郁达夫诗全编》，241页。

39 胡迈，“达夫漫忆”，《回忆郁达夫》，488。胡浪漫，原名浪桂，字迈。华侨，汀州永定人。 1930年代远渡南洋，历任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新加坡《星洲日报》、《总汇报》总编，1949年因为文言论激进，不容于当局，乃辞职从商；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长期担任新加坡永定会馆会长；任光（1900－1941），浙江嵊县人，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学习音乐；1927年回国后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及歌曲作者协会；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以及抗战歌曲《打回老家去》、《高粱红了》等。他大约是上海“八一三”后到南洋宣传抗日。1940年任光回国，不久随叶挺从重庆到新四军，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40 胡迈，同上。

41 胡迈，同上。

42 胡迈， 491页。

43 《郁达夫诗全编》，271页。

44 《郁达夫诗全编》，241页。

45 《郁达夫诗全编》，241页。

46 李志贤编著, 《醉花林俱乐部：流金岁月一六六周年暨新会所开幕双庆纪念特辑》，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68页。

47 《郁达夫诗全编》， 247页。此诗发表于12月11日。

48 李志贤编著, 《醉花林俱乐部：流金岁月一六六周年暨新会所开幕双庆纪念特辑》，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68页。

49 陈成宝出生马来西亚在霹雳州，五岁随姐姐来到新加坡；姐夫即新加坡富豪佘有进。中峇鲁有成保路（Seng Poh Road）和成保巷（Seng Poh Lane ），都是以他命名。

50 李伟南（1880 – 1964），澄海人， 1897 年便随父亲下南洋讨生活，原本目不识丁的他，凭着勤奋和毅力，学会了读书写字。初期任职于孔明斋、森峰栈等民信/汇兑局；后来据说参与成立了“再和成伟记信局”；之后在著名的四海通银行工作，并出任该银行总经理多年； 1929 年出任第 17 届中华总商会会长，随着也出任潮州八邑会馆、义安公司等潮人社团的主席、副主席之职、以及广东会馆首任会长，并参与创办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图书馆便是以他命名。陈振贤（1894-1976），潮安人，毕业于汕头普益社英文商业学校，早年参加同盟会，1926年南下新加坡；1936年出任四海通银行司理，1937至1942年连任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义安公司正副总理，1937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并发起星华筹赈大会，为抗日救国尽力匪小。他历任广东会馆财政、南侨筹赈会常委、义安女校主任、醉花林俱乐部总理、以及端蒙、树人学校董事等公职。

51 吴继岳，“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回忆郁达夫》，517页。

52 吴继岳，518页。

53 徐君濂，“郁达夫先生在星洲杂忆”，《回忆郁达夫》，481页。

54 徐君濂，481-482页。

55 石蕴真，“郁达夫在《星洲日报》的几件事”，《回忆郁达夫》，505页。

56 石蕴真，506页。

57 郁飞，461页。

58 《郁达夫诗全编》，244页。

59 《郁达夫诗全编》，244-245页。

60 林谋盛（1909-1944），福建省南安人，是新加坡著名建筑家林路之子。 16 岁前往新加坡与其父团聚，入莱佛士学院学习；毕业后又到香港大学攻读商科。1929 年，其父病逝，他成为业产继承人，涉足商界，首先经营砖瓦厂、饼干厂等，不到 10 年时间，事业发达，被选为新加坡建筑业公会会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福建会馆执委兼教育主任，成为新加坡华侨的一个杰出的青年领袖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盛积极参与发动侨界抵制日货，筹集赈款，支援祖国抗日；1941 年 12 月日寇南侵，林谋盛出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委兼劳动服务团主任，组织华侨抗日义勇军，曾与日寇进行四昼夜激战。新加坡沦陷后，林谋盛被抄家，家属八人被捕。他在沦陷前夕，与庄惠泉等人奉命撤离新加坡，经印尼巴东乘澳洲巡洋舰赴锡兰，然后辗转到印度飞往战时陪都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咨议及福建省临时参议员。1942 年 6 月，林谋盛奉命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将流落在那里的 2000 多名华人海员组织为“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他与庄惠泉分任正副队长，主持海员训练工作。1943 年，中英政府准备收复马来亚，林谋盛奉命与英军联络，组织中英联合军团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即 136 部队，被授上校军衔；同年 10 月潜入马来亚，在敌后开展工作。1944 年 5月 27 日，林谋盛不幸被捕， 6 月 29 日壮烈牺牲，年仅 35 岁。1946 年 1月，国民政府追认林谋盛为陆军少将，下令褒扬。英军以军礼安葬其遗骸于麦里芝蓄水池上，署碑“陆军少将林谋盛之墓”。

61 《郁达夫诗全编》，250页。

62 《郁达夫诗全编》，298页；姚梦桐，26页。

63 许云樵，“追悼韩槐准先生”，《东南亚研究》，第六卷（1970年），37页。

64 姚楠，“韩槐准与愚趣园”，75-80页。

65 《郁达夫诗全编》， 231页。

66 同上。

67 《郁达夫诗全编》，244页。

68 姚楠，“缅怀郁达夫”，25页。

69 同上。

70神农大药房 (Singapore Medical Office)是一个在新加坡的德国人于1866年创办，大概在1919年被符致逢的叔父盘下。符致逢（Foo Kee How 1898-1975），也是海南文昌人， 1922年到新加坡学英文，不久叔父开办的德国神农药房当伙计，打短工维持生活，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读书。大概在这不久后，韩槐准也入股神农大药房。1938年11月，符致逢担任香港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宣传部长，为支援家乡抗战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为私立海南大学发起人之一，以后曾任海南会馆主席等职，是新加坡侨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71 姚楠，76页。神农大药房现在还在营业，见http://www.singaporemedicaloffice.com/about.html。

72 蔡建奕，“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新加坡的忆往”，第3页，file:///C:/Users/Admin/Downloads/Xubeihong%20(2).pdf。此文是2008年为新加坡美术馆“徐悲鸿在南洋”特展而作。

73 左起第二间为神农大药房旧址，现已无存。见http://www.singaporemedicaloffice.com/uploads/1/9/2/5/19251097/__sgmedicalofficeflyer.pdf。图

74 胡迈， 490页。笔者在实地看到此牌坊注明是郁达夫拟此二副对联。

75刘延陵，“忆郁达夫”，原载于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1990年6月21日；见“郁氏家族网站—历史与忆”http://www.yufamily.org/src/LiuYanling_RememberingYuDafu.php?xref=yufamily_history_201704171229gd0G。

76 姚梦桐，26页。

77 《郁达夫诗全编》，294页。原注指括号内字模糊，笔者实地查看为“海”字。

78 同上，原注指括号内三字模糊不清，笔者实地查看，为“家学宗风承上蔡；山居树石拟平泉。” 笔者在实地看到此牌坊注明是郁达夫拟此二副对联。

79 同上。

80 黄葆芳，528页。

81 《郁达夫诗全编》，253页。

82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589-590页。

83 吴柳斯，“忆流亡在苏岛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623页。

84 金丁，“郁达夫在南洋的经历”，《回忆郁达夫》，574页。金丁即汪金丁（1910-1998），1928年毕业于北京毓英中学，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任执委、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部秘书、新加坡南洋女中教员及印尼某华侨中学教员，1949年回国后历任北京河北高中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教授。

85 潘受108页。又见潘受，“忆达夫出走苏门答腊”，《回忆郁达夫》，588页。

86 同上。

87 金丁，574-575页。

88 金丁，574页。

89 金丁，575页。

90 张楚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回忆郁达夫》，601页。

91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回忆郁达夫》，540页。

92 杜南发致笔者电子邮件，2017年5月19日。

93 尼律是Neil Road 的音译，“律”即“road”的音译。

94 郁飞，465页。

95 姚梦桐，26页。

96 姚梦桐，27页。

97 姚梦桐，20页。

98 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九卷诗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259-262页。

99 上述事迹见黄涓，“收藏我们的书店记忆，” 《联合早报》，2016年12月19日，“现在”第二版。

100 赵尊岳的父亲赵凤昌，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幕僚和心腹，晚年寓居上海，在南北和谈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人誉为民国的催产妇。赵尊岳是民国词人况周颐的亲传弟子，也是收藏大家王世襄的姑父。

101 赵尊岳，《高梧轩诗全集》，1965年，出版社缺， 212页。按，赵尊岳诗中指郁达夫书写的书店招牌为“星州书店”，恐属笔误，当为“星洲书店”。王自立、陈子善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内页附书店照片，书店悬挂招牌为“星洲书店”。

原文标题为《郁达夫新加坡遗踪新探》载于《杭州文史》2017年第一期

作者杨斌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本地历史颇有研究，刚刚出版《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一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限量版300本。点击https://www.fomomkt.com/store/v2/merchant/xinjiapoyan/1485346938 可以购买作者签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