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

本文刊载于《电子政务》2015年第5期，转载引用请注明。

引用格式：马亮. 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2015(5).

摘　要: 新加坡在采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走在世界前列。以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为例，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例；总结了新加坡政府大数据技术利用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府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启示。

关键词：电子政务；大数据技术；公共治理；政府创新；智慧城市；新加坡

与过去的数据仓库和数据技术相比，无论是就数量、结构或复杂性等方面而言，大数据都远甚于以往任何时期。大数据技术为政府创新和改善公共服务带来的无限机遇，使政府能以创新性的方式和形式提供公共服务，乃至创造许多前所未有的公共服务，比如完全定制化的服务及其他闻所未闻的新服务。大数据技术使许多奇思妙想可以在公共治理中得以实现，包括不断提升的服务效率、管理效能与公众满意度，并使许多棘手的公共问题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对政府提出了许多严峻而紧迫的挑战。政府为什么需要关注大数据技术？政府在收集海量资料，但这些资料是否得到有效使用？公众参与至关重要，但如何推动社会参与和公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资料安全与个人的隐私？在这些方面，政府做好准备了吗？政府该如何实现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顶层设计，搭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实现大数据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共享共用？上述问题考验着每个国家的政府管理者，也是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发展所亟需解决的关键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大量多源数据的汇聚，却让我们感觉到似乎身处一个熟人社会。数据或资料都不是信息，因为它们没有意义且无法发出有效信号；然而，如果经由适当的组织和分析，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1]试想，当一个人的地址、联络方式、医疗记录、公共设施消费记录、家庭成员、金融和信用记录、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信息一应俱全并整合在一起时，就会使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发生质的改变。

我们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但它却知道我们的“生辰八字”，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知道我们的过去与当下，并知道我们的未来将去往何方。这就好比是每十年才能进行一次的地毯式的全面人口普查，现在则是每秒钟就刷新一次“存在感”，这种实时更新、海量资料的堆垒，使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发生了改观，以至于到了我们需要反思如何创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治理的时候了。[2]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感到深深的孤独，有些人感到严重的畏惧，有些人则意识到无限的机遇和可能。每个人的解读不同，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已然步入或即将被卷入大数据时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贡献海量的、各种各样的数据，使我们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铆钉，为其高速运转的数据吞噬机器添油加醋。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它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数据时代，是一个让人值得去胡思乱想，甚至是恣意妄想，乃至异想天开的时代。

新加坡在采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方面表现突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走在世界前列。本文以新加坡为例，分析大数据技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社区治理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例，并总结新加坡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亦将探讨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府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启示。

（一）新加坡概览

新加坡是一个地处东南亚热带的岛国，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并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一跃从第三世界国家迈入第一世界。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有718.3平方公里；总人口546.97万人，其中居民总数达到387.07万人（包括公民334.30万人，永久居民52.77万人），人口密度高达7615人每平方公里。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华人占比74.2%，马来族占比13.3%，印度和其他种族分别占比为9.1%和3.4%。

新加坡是一个高收入的富裕国家，人均GDP达到71318新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居于世界前列。无论是互联网的接入率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新加坡都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87%的家庭接入互联网，72%的国民是互联网用户。企业也广泛使用互联网，86%的企业接入宽带网络，而50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更是达到100%。互联网对新加坡社会的广泛和深度渗透，为新加坡利用大数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新加坡政府的信息化之路：从智能国到智慧国

一直以来，新加坡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位置。[3]新加坡政府更是积极主动地发展电子政务，在联合国的全球电子政务评估中稳居世界前列。[4]

2006年，负责全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智能国2015”（Intelligent Nation 2015，简称iN2015）发展蓝图，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信息驱动的智能化国度和全球化都市。

2010年，新加坡正式启动新一代全国宽带网络，提供覆盖面广、价格适中的超高速宽带。2014年，新加坡提出“智慧国计划”(Smart Nation Platform)，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因为这是全球首个举国智慧蓝图，新加坡也有望建成全球第一个智慧国。

实际上，“智慧国”与“智慧城市”无异，只不过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可以借由其岛国优势而最大化智慧城市的收益。不过，新加坡的智慧国涵盖了单纯的智慧城市所无法包罗的内容，如国防和外交关系等。此外，以一国之力推动智慧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显然会极大地促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是单个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将智慧技术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许多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智慧城市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终端等新兴信息技术，实时收集和汇聚反映城市发展各个方面的数据，以辅助城市管理者作出管理决策。智慧国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收集、汇聚与辅助决策，因此其核心在于大数据技术。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将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类信息汇聚后，通过一定的模型设定和算法演绎，就能模拟和预测城市管理的许多维度，进而为决策者提供分析和研判的依据。通过多种感应器收集的各方面实时数据汇聚后，以实现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和创新性利用。例如，通过摄像头拍摄视频和画面（人员汇聚程度、分布状况和流动方式），通过录音机录制声音，通过检测仪扫描空气成分（如二氧化碳和悬浮颗粒物）和气味，通过温度计测量气温和能源消耗量，通过风速仪测量风向和速度等。

与过去“拍脑袋”的简单粗放式决策风格截然不同，智慧国强调循证（evidence-based）政策与管理，即用数据说话。目前，新加坡正在建设覆盖全岛的无缝对接与无中断转换移动网络，实现宽带与无线网络之间的无缝连接与自由转换。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智慧国”，政府构建“智慧国平台”，建设覆盖全岛的数据收集、连接、储存和分析的基础设施与操作系统，让各个相关政府部门获得系统收集的数据，以制定更及时和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

新加坡政府在许多领域广泛利用大数据技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和政府管理等方面都试点和探索了许多实践，并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以下就新加坡在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利用大数据技术的典型案例进行简要介绍，并总结其经验和所面临的挑战。

（一）大数据与公共交通创新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举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易捷通卡、早鸟免费乘车计划、巴士等候服务标准、的士预召系统、体温红外线监测与的士排队等候、道路步行适宜度等，都可以看到大数据利用的身影。

为了缓解中央商务区的拥堵，新加坡推行电子道路收费（ERP）系统，在核心区域设置不同价格的收费路段和时段。在其推行的早期主要靠人工来收费，经常出现几个人拼车以规避收费的案例，但该政策仍然执行得非常好。现在则是通过“电子眼”和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由此产生有关汽车移动的海量数据。未来，政府计划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来对汽车进行定位和收费，将更加准确地记录汽车的行走路线和距离，从而为更有效地管理机动车提供基础。

新加坡采用的易捷通卡（EZ-Link）使大数据利用成为可能，并推动了公共交通的智能化发展。乘客广泛使用易捷通卡，每天只有不足3％的乘次通过现金或单程卡付费。换句话说，97%的乘客都使用该卡，且在上下车时都要刷卡，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也为公共交通决策优化提供了可能。比如，陆路交通管理局实验早鸟计划，监测早高峰期前的免费乘车提议是否能够缓解交通拥堵状况。再如，路交局推动巴士等候服务标准，利用基准数据设定巴士等候时间，据此对巴士运营商予以奖惩。

路交局还推出MyTransport手机应用程序，将所有交通信息“一网打尽”，为乘客和驾车者提供实时路线规划服务，方便他们提前规划线路并规避拥堵。目前，该服务已经可以结合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和实时交通状况，为其规划最合理的交通路线。此外，在出租车管理方面，政府鼓励业者开发电子预召系统，路交局也开发了自己的预召系统。政府还在出租车站试验站点热感应技术，以估计排队等候的乘客拥挤状况，并为出租车调度提供依据。

（二）大数据与公共健康

新加坡的医疗卫生部门在利用大数据方面不遗余力，在骨痛热响应与乐龄居家护理方面表现突出。目前，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医疗病例的数字化和共享平台的建立，医生通过身份证号码就可以跨部门获得医疗记录和最近的体检结果，从而为快速诊断提供了可能。其次，政府和企业试点居家保健服务或远程护理服务（telecare），特别是对乐龄人士和行动不便人士的社区辅助，通过远程诊疗和给药，达到减少通勤和医疗成本。

此外，新加坡作为热带国家，饱受骨痛热或登革热的困扰，每年爆发上万起病例，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为了强化骨痛热的监测与预测，政府利用地理定位服务（GPS）技术来监测各个区域的发病情况，并构建数学模型，预测骨痛热在不同区域的爆发概率。南洋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开发了Mo-Buzz应用程序，基于社交媒体信息和其他数据，预测骨痛热发生率。与此同时，居民也被鼓励报告骨痛热的发生状况，提供拍照及其内嵌的地理信息，为识别骨痛热的爆发提供线索。

（三）大数据与社区服务整合

新加坡的“强政府”理念使部门之间合作困难。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有待加强，各自为政的局面时有发生。比如一条蛇的故事就被多次引用，指每个部门分管一段，导致居民投诉无门。再比如公共空间草皮修剪，也是因不同部门分管而难以协调。新加坡人爱抱怨，但爱抱怨的国民不是坏事，因为没有政治恐惧，可以肆无忌惮地投诉和举报，从而砥砺政府完善服务。但是，居民在遇到邻里问题时，往往不知道该向哪个机构反馈，常常遇到“踢皮球”和推诿扯皮的现象。

为了加强社区服务整合，2014年成立了由多个机构组成的社区事务署（Municipal Services Office），下设国家发展部，由总理公署部长与国家发展部长共同监管。社区事务署协调包括陆交管局、公用事业局、国家环境局、国家公园局、建屋发展局、农粮兽医局和警方在内的多个机构，通过加强跨机构合作，简化公众求助程序，使公众反馈的问题得到更快捷和更有效的解决。社区事务署还开发了OneService的一站式求助平台，为公众提供实时和全面的求助服务。尽管社区事务署距离更集中的公民关系管理枢纽还有很大差距，但它通过信息汇聚，为更好地反馈民意和调度资源提供了平台。

（四）大数据与贫困救济

新加坡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组屋建设计划、强有力的公积金制度，构建了完善的社会网。然而，富国也有穷人，新加坡的贫富差距非常值得关注，反映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这种状况同新加坡政府推崇自力更生的理念不无关系，期望居民尽可能地通过自身和家庭的力量脱贫致富。

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设定贫困线，规定一个统一的收入标准，来划定贫困人口并予以施援，但新加坡在救助弱势群体方面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贫困线。不设贫困线，可能引起反对党的批评，但是却可能是非常周到的制度安排。[5]新加坡政府不断努力建立一套信息系统，通过多部门打包援助，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民都能够得到不同配套方案的援助。可以说，新加坡建立了贫困救助的“千层糕”，通过多条援助线使不同需要的居民受到全方面的立体辅助。

（五）大数据与反腐败

新加坡一直都被国际组织“透明国际”评为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在维护政府廉洁和打击腐败方面表现突出。在其早期的反腐策略中，科技并没有被突出出来。因为科技手段被腐败分子所利用，反腐败也需要利用科技工具予以还击。最近，科技反腐被新加坡政府一再强调，在反腐方面，新加坡也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

新加坡建立了任人唯贤的文官制度，在政治家和公务员的遴选方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许多公职人员为政府奖学金得主，他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和学校逐级进行的心理测验和各类考试，积累了一套贯穿生命周期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政府可以追踪每个人的求学和从政经历，并预测其贪腐概率。

政府使用大数据和电子采购系统，发现腐败的蛛丝马迹。[6]目前，所有公共部门的服务和产品采购都需要通过集中在线系统（Government Electronic Business，GeBIZ）招投标。有关每一宗产品或服务的招投标信息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之下，如果发现招投标和资金流动方面的异常情况，就可以发出预警并提供必要的支持。比如，某个机构总是通过一家公司采购产品或服务，那么就需要对此予以关注。再如，若某个机构的投标总是来自一家合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交易也需要进行检查。

新加坡设有合法赌场，赌债会诱发公务员滑向腐败的边缘。为了规避此类风险，政府对公务人员进出赌场有明文规定。公务员每月进出赌场超过一定次数，就需要向上级申报，以提前作出预警。实际上，由于进出赌场需要身份证明，所以政府掌握了公务员有关赌博的信息，并为其提前干预提供了可能。

（六）大数据与区域协同

大数据技术不仅用于新加坡的国内事务，而且还为其跨国协调提供了条件。受季风影响，印度尼西亚的橡胶园焚烧林木产生的烟霾常常飘到新加坡，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由于无法定位哪个农场或工厂焚烧芭蕉林，所以政府往往无法予以惩戒，导致问题年复一年地发生。为了应对跨界烟霾，新加坡联合本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开发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烟霾预警系统（ASEAN Sub-Regional Haze Monitoring System，AHMS）。基于卫星成像技术，这个跨境烟霾监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林火并准确定位。而烟霾因为跨越国界而使跨国协作存在难题，往往令该系统爱莫能助。新加坡虽然可以发现火点，但却无法予以惩戒，使“电子眼”徒劳。不过，新加坡的烟霾监测系统仍然积累了大量数据，结合气象等数据，为预测烟霾发生提供了依据。

（一）基本特征

⒈前瞻思维与规划先行

新加坡在大数据利用和智慧国建设方面有很多优势，首先是地理位置与国家规模。新加坡在利用信息技术方面走在前列，因为岛国资源有限，善用科技是竞争中取胜的法宝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小规模的国土面积和高密度的人口居住格局，使其能够超越许多大国无法逾越的障碍。

新加坡可谓“危机四伏”，蕞尔小国往往有深远的忧患意识。因为新加坡没有腹地，全球化对新加坡的影响非常紧迫。一旦这座城市失败了，这个国家也就失败了。所以，新加坡人有一种“怕输”的心理。新加坡建国以来就有的忧患意识，使其能够紧紧抓住信息化的机遇。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有前瞻性的意识。李显龙等国家领导人都是科技发烧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岛国的忧患意识、领导人的前瞻理念都使新加坡将科技视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7]

⒉强力推动与学习创新

新加坡的政府是一级政府建制，政府部门的执行力较强，能够使用政府主导型的牵引发展模式，这有别于其他国家基于企业创新的市场驱动模式。新加坡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的领先经验，也为政府部门开发大数据、推动数据共享等提供了条件。[8]

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不同于智慧城市或智慧岛计划。它是举全国之力，强调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并有强有力的领导支持和推动，从而使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9]例如，新加坡在统一地图（OneMap）方面做得很好，所有地图数据都聚合并开放，方便各部门和各行业利用。新加坡在裕廊湖区设置试验田，推动大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开发利用，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此外，PS21办公室推出的许多计划，大大提升了政府部门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使公务员愿意接受大数据理念。[10]

⒊数字安全与产业支撑

新加坡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拥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它在互联网接入方面领先，国民的网络接入和使用也较为普遍，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使用非常顺畅，大数据技术有广阔的使用空间。新加坡的科技企业和人才也为其发展智慧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创新和人力资源支持。新加坡较为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舒适的就业、创业和生活环境，使其成为吸引信息技术产业和人才的磁场。2013年，新加坡的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达到148.1亿新币，年增长率高达44.6%，其中出口就占72.7%。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安全，专门设立政府部门负责此事。政府也在考虑升级公民使用的政府网站口令OnePass，未来需要双重密码才能登录。新加坡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个人隐私权法令》（2012年第26号）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也有利于推动大数据使用，避免将来引致不必要的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

（二）主要问题

⒈信息流动与透明

新加坡推崇精英治国的理念，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都表现得不甚理想。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较强，也没有类似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公开法，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并不突出。新加坡在推动经济透明方面表现很好，但是政府在政治透明方面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发展。[11]新加坡的电子服务发展较佳，但是电子民主或电子参与却没有达到同样高的水平。信息公开与透明的不足，反映了精英治国的“傲慢与偏见”。与此同时，政府强调建设监控型社会，尽管收集了有关社会各个方面的大量数据，但能否确保公民隐私与数据安全，仍然令人担忧。

⒉跨部门合作

跨部门合作的难题，是困扰新加坡大数据利用的主要挑战。政府成立专门的智慧国项目办公室，下设于总理公署，取代此前资信局下属的智慧城市项目办公室。但是，各个部门都很强大，都推行了各自的大数据利用方案，使部门之间的协调面临很大困难。与此同时，政府主导型的大数据计划，使社会参与的力量孱弱，难以形成很好的匹配和支持。如何平衡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方面有通盘考虑，是考验政府执政智慧的关键挑战。

⒊人才供给

大数据利用需要大量人才的投入，而新加坡在这个方面面临一些局限。目前，新加坡全国有14.67万信息技术人才，且过去数年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人口基数小，使信息技术的人才供给仍然捉襟见肘。与此同时，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增长，国民往往倾向于以商业和金融等为主业，而对信息技术在内的工程学兴趣不大。政府正在有步骤地开展一系列教育和培训计划，吸引人们投身信息技术产业。比如，政府鼓励中小学开设信息技术相关课程，“从小抓起”，期望培养人们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趣和能力。

⒋气候因素

新加坡利用大数据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气候因素上。大数据的利用依赖海量数据的存储与提取，一般来说是干冷的气候更适合，新加坡热带多雨的气候环境不利于数据存储。目前，新加坡在考虑向地下和海底要空间，以满足海量数据的存储，但这势必会增加数据存储成本。如何规避不利的气候因素而发展大数据技术，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五、讨论与启示

中国在大力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有效率的公共管理。新加坡在大数据应用方面的经验，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尽管两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大数据应用的经验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能够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启迪。[12]基于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以下方面是值得中国政府大数据开发者们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在开发大数据技术时，要“善用科技，激荡民智，砥砺政府，造福社会”。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在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中，至为重要的是做好战略规划，有目的地建设数据基础设施，收集和存储数据。新加坡政府在大数据的使用方面分阶段设定目标，并制定针对性的国家战略计划，以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达成共识——“劲往一处使”。政府对大数据计划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有利于引导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并能吸引产业界的投资。

政府应制定数据存储和共享的统一标准，以避免信息孤岛或数据孤岛的现象发生，从而最大化利用海量数据。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利于多部门合作，因此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至关重要。当然，政府需要取得保密与数据开放之间的平衡，确保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得到保护。特别是要做好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维护，以避免数据泄露和隐私曝光所招致的危险。

（二）政府激励与学习创新

目前，大数据技术的热络可能诱发各地新一轮的跟风冒进。但是，大数据的利用需要做对激励，以使人们愿意投身其中。以美国许多城市广泛使用的城市绩效管理系统CitiStat为例，尽管很多人效仿，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看不见的要素，即其背后的绩效领导与团队文化。[13]归根结底，大数据的应用是技术问题，但实质上仍然要回归到管理和治理的层面上去推动、去促进、去催化、去培育。

大数据的应用还有赖于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以推动持续创新。尽管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在数据采集和利用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几乎每个城市都面临交通、医疗、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挑战，而一套大数据开发计划经过微调，就可以因地制宜。以“美国代码”（Code for America）为例，通过共享代码而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各个城市“重新发明车轮”的重复建设成本，使创新效应扩散和倍增。[14]

（三）公众参与和社会共享

政府可以通过数据收集和开放，鼓励企业和社会通过创新性地使用这些数据，以创造商业利润和公共价值。例如，新加坡统计局建立了一站式的开放数据平台（http://data.gov.sg/），提供大量可机读的政府数据，以便利各部门使用和社会分享。此外，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大量新型人才。比如，掌握数字游戏技术的人才，可以更加便利地帮助政府将枯燥乏味的数据以图形化的形式显示，以利于管理者的理解和决策。政府需要做好数据开放工作，使社会“脑洞大开”，从而激发民智。政府可以开展各种有关大数据的“黑客挑战赛”，激励人们参与数据开发活动，贡献智慧和力量。

政府2.0的关键在于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从而向公民赋权。[15]公众参与可以是主动的，但是这需要成本和投入；也可以是被动的甚至自动的，这或许会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和贡献。比如，波士顿等城市使用的Street Bump手机应用程序，就是这方面的鲜活实例。驾车人只需要在开车时将手机应用程序打开，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就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重力仪，将路面坑洼情况实时反馈到指挥中心，帮助其准确定位路坑，以尽快出动工作人员填补和维修。诸如此类的开发创新，能够更有效地采集和利用大数据。

致谢：本文部分内容曾于2015年2月25日在台北由电子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未来政府论坛——电子治理愿景与挑战”上，以《大数据技术与公共治理创新：中国大陆与新加坡的实践启示》为题作专题报告。感谢该中心同仁的邀请，也感谢与会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Mayer-Schönberger V, Cukier K. Big Data: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M]. 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2]涂子沛.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Mahizhnan A. Smart Cities: The SingaporeCase[J]. Cities, 1999, 16(1).

[4]UN.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 2014:E-Government for the Future We Want[R].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4.

[5]马亮. “一刀切”与“千层糕”之外的问题[N]. 联合早报，2013-11-28(12).

[6]王天乐，宋一苇. 新加坡借力反腐提振民心[N].人民日报，2014-01-17(11).

[7]Neo B S, Chen G. Dynamic Governance:Embedding Culture, Capabilities and Change in Singapore[M]. Singapore: WorldScientific, 2007.

[8]Accenture. Digital Government: Pathwaysto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Future[R]. London: Accenture, 2014.

[9]王天乐，施晓慧. 新加坡推出“智慧国家2025”计划[N]. 人民日报，2014-08-19(22).

[10]Puttick R, Baeck P, Colligan P. TheTeams and Funds Making Innovation Happen in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R].London: Nesta, 2014.

[11]Williams A. A Global Index of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parency[C]. UWA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1407.Crawley WA: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4.

[12]马亮. 公共治理的向度[M]. 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5.

[13]Behn R D. The PerformanceStatPotential: A Leadership Strategy for Producing Result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 2014.

[14]Goldstein B, Dyson L. BeyondTransparency: Open Data and the Future of Civic Innovation[M]. San Francisco,CA: Code for America Press, 2013.

[15]马亮. 政府2.0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一项跨国实证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2014，11(1).

作者简介：

马亮（1984—），男，江苏铜山人，201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兼任西安交通大学绩效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创新与绩效管理。

基金项目：新加坡连氏基金会“连氏中国服务型政府调查项目”。

本文刊载于《电子政务》2015年第5期，转载引用请注明。

引用格式：马亮. 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J]. 电子政务，2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