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0年，每3个新加坡人里就将有1个在65岁以上！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预测，截止2050年，全球60岁以上长者比例将达到22%。到2050年为止，老龄人口将比2010的数量翻三倍。

一方面，寿命延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延长的寿命证明了医疗保健政策的成功、医学科学的成效和饮食习惯的改进，这些都有助于人们能够享受更长久的生命。另一方面，年老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要求个人和社会都要在最大程度上共同去克服。在希腊神话中，凡人提托诺斯让上帝许诺他长生不老，但他同时忘了要求上帝给他永恒的青春。没有永驻的青春，延年益寿就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这个影响需要全社会来应对。

目前，在9个新加坡人里面就有1个在65岁或以上。这个比例到2030年会达到3：1，即约为90万乐龄老人，相当于目前的两倍（44万乐龄老人）。也就是说，到2030年，每两个新加坡成年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

越来越多的上班族会感到，同时抚养子女与年老父母将要面对不断增加的社会与经济压力。从宏观层面上讲，要赡养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需要增加社会公共支出，因为他们是医疗保健和医疗产品最大的消费者。在这里，机会成本是双重的：其一，如果这些消费来自政府的支出，那么在国家其他发展领域的公共支出就会变少；其二，如果这些消费是由财务状况紧张的中产阶级个人支付，那么这些“夹心层”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将会下降，同时也拉低国家的幸福指数。

在实际操作中，当老人退休后，为了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好的措施就是培养老人的再就业能力和职业流动性。2005年新加坡召开了乐龄人士就业三方会谈。会谈旨在为老龄雇员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改善成本竞争力，获得相关技能，从而使他们保持就业，并对老龄化有更积极的认知，以营造出一个对老人更友善的社会。

拥有友好的老龄社会对发展社会凝聚力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上人们对老人的看法往往是消极的。曾经备受尊重、被认为拥有宝贵人生经验的老人，如今因为物质主义和经济至上，渐渐被视为遭社会忽视和淘汰的群体。而在这个社会中，归因于经济竞争的奖赏，年轻人则被视为生命、活力和无限能量的代名词。现代社会讯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创新和革新受到拥护，而保留和延续传统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所有这些现代观念和社会行为使老人处于不利地位，也增加了他们的孤独感，削减了他们的自我价值。

在为迅速增加的银发人口提供保障时，全社会也面临不断增加的负担，怨气和压力将会进一步侵蚀长者的积极观念。这又会再次削减老人的自我价值感受并把他们从整个社会孤立出来，进而增加他们患精神、情绪和心理疾病的风险。对老龄群体的疏离产生了恶性循环，这不利于经济与社会进程的生产力和效率。

当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最直接替代退休或者失能老人的方法就是引入年轻移民和外国劳工，以维持经济发展的势头。然而，外国人在融入一个新的国家时，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风险，那就是新移民与本地居民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这需要政府婉转、微妙地处理。大量年轻移民的进入也增加了通婚的可能性。这会加剧既有的代际摩擦，因为通婚的家庭成员不仅要面临家庭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差异，同时也要面临文化观念的差异。这样的差异会使代际关系更加紧张，使老一代比从前更加幻灭、疏远。把移民作为一个解决方法也会改变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而社会互动也会因此而改变。

其他保持老化的经济竞争力的政策选择是增税和推迟退休年龄。然而，增税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因为它使政府不受欢迎，而推迟退休年龄则又意味着对于那些没有额外收入或者足够储蓄的老人来说，要享受一个休闲的迟暮之年是遥远的梦。摆在眼前的冷酷的现实是无限期地工作直到失去劳动能力。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人越老找工作越具有挑战性，一个人在五十几岁的时候换工作是很难的。年长的劳动力也对新的技术不太适应，这再次限制了他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支持老人再就业和学习新技能的适当培训和职业规划，对帮助他们财政独立至关重要。

由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正经历着倒金字塔式的人口结构，萎缩的年轻劳动人口要抚养不断壮大的老龄人口，因此老人的财政独立非常重要。在新加坡，“重新雇佣计划”可以延长那些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就业，也有一些自由职业、兼职或者合同制岗位帮助老人继续获得酬劳。然而，一些长者也许会对从事这些次要角色和较低职位产生抵制，因为他们从前可能手握重权，如今却无法发号施令。就这一点而言，老人需要重新定位他们的心理预期，认识到即便是不那么重要的工作也是有用而且有意义的。这样的工作并不意味着老人被边缘化，相反，他们反映了一个社会仍然重视老人的生产力。同时，教育大众转变观念，积极看待年老的工作者也很有必要，因为这会鼓励所有健康的老人继续工作、保持自立。

在亚洲国家，孝顺是珍贵的品质，赡养年老的父母自然而然成为子女的责任。家庭因此成为长者最主要的照顾者。可是，越来越多人选择独身或者丁克，那么当他们年老的时候，谁应该对他们负责呢？或许那些没有直接家庭照顾的老人可以在更亲密的居住方式中互相照应。城市规划可以考虑特别的老人住房和土地政策，使他们的居住环境易于促进社交联系。社区交流可以减少孤独感和心理疾病，例如沮丧和自杀的念头，这对他们的社会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建立新的休闲渠道、构建同伴互助网络和鼓励老人参加志愿工作，可以激励他们去参与积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增强认识能力并防止失智症。同时这种方式也能抵抗“年老是生命历程中消极、没有意义”的流行观念。

社交频繁也会为积极的老人带来社会资本，对于那些丧偶、离婚、丁克或者单身的人来说，这些社会资本可以提供给他们可依靠的保障网络。同时资源共享也提升了社会交换的经济价值。城市规划可以考虑培养代理家庭，那些没有直接家庭照顾的老人就会有可供选择的社会支柱，以保持健康与活力。这样的社区网络也保障了老人免受投机分子的欺骗与剥削。

举个例子，新加坡有一个富有但无儿无女的老年寡妇，她的记忆力不断下降，中国籍导游杨寅被控试图假扮成她的儿子，诈骗她的身家。事件经全国性报道后，新加坡政府加强了公益广告的投放，鼓励市民推荐可靠的代理人，通过持久授权书（LPA）,确保当事人失智时，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够代表当事人作出合理的决策。除此之外，新加坡政府也煞费苦心地强调立遗嘱的重要性，老人的财产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老人进入临终和死亡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他们留下预先医疗指示，他们的医生就知道是否该对他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以延长他的生命。最后，当长者已无法讲话时，为了提供清晰的个人治疗方案，老人隶属的机构也应该签署预先护理计划（ACP）。

尽管在老人失去行为能力时，新加坡已经有恰当的政策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其实社会还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可以加强家庭与社区的联系，这对保护老人的利益和改善他们的老龄体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跨国家庭的增多，增强社区纽带，不仅可以抵消家庭里负面情绪和心理阻碍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确保当老人需要任何紧急救援时，及时的帮助就在身边。例如，医院每个月都会有100位左右因为跌倒而入院的老人，不少是髋部创伤，这需要18个月康复。培养和发展有组织的紧密的社区纽带，比把他们从自己的舒适家庭放到无依无靠的养老院，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一方面，付费居家护理服务更容易得到老人的青睐，尤其是那些患有慢性严重疾病的老人；另一方面，把体格健全的老人安置在养老院会给他们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对老人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为了省钱，把新加坡老人送去马来西亚的养老院在经济上看似可行，但其实这种做法比较不近人情，与国家提倡的家庭团结、责任和为老人提供爱的支持的理念背道而驰。尽管成本低廉，但如果把老人安置在马来西亚养老，对那些居住在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探访不方便，这意味着探访的频率会下降，更不用说紧急情况下需要家人在场时的应急反应了。

建立稳健的社会网络是更加明智的做法。虽然这种做法复杂、经济投入较大，但方式温和，显得更有怜惜之心。有了这样的网络，那些牺牲他们的全职工作来照顾生病老人的家庭成员和护理人员，能够不时得到社区里其他成员帮助，偶尔得以喘息。长期以往，可以减轻家庭成员和全职护理人员的负担，使他们在工作时更有效率。同时增加群体的合作与社区互动，会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友爱，让人们对国家更有归属感。

综上所述，虽然衰老伴随着身体和外表的退化，但衰老并不一定完全是令人绝望的事。只要有正确的思维模式和充足的经济和社区支持，大部分老人仍然能够享受他们的迟暮之年，有尊严且愉悦地充分利用人生的最后阶段。就像年老的尤利西斯（Ulysses）所说：

年老带不走你我的荣誉与辛劳。

也许死亡会带走一切，

但在此之前，

我们还能完成崇高的事业

成为与神斗争的人；

礁石那头传来灯光闪烁，

一天将要结束，

海上明月缓缓升起，

汪洋哀吟此起彼伏，

来吧我的朋友，

探寻新世界。

永远不会太晚。

（翻译：覃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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