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故事原型“药侠”，是这样一个人

这两天中国有部电影在朋友圈刷了屏——《我不是药神》。不管是已经看过电影的，还是只看了电影介绍的，无一不对其交口称赞，毕竟这部电影的核心戳中了很多人心里的痛点——因病致贫。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年初另外一篇刷屏的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岳父得了一场看起来平常不过的流感，却让中产阶级的作者几乎倾家荡产，而岳父的命也没保住。这还只是流感，而《我不是药神》里王传君所饰演的角色却是一名癌症病人——一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下简称“慢粒病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王传君所饰演的吕受益）

和许多癌症不同的是，大部分慢粒病人不需要入院接受折磨人的放化疗，他们只需要每天按时服用靶向药就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生活如常。但也和很多癌症治疗时长有限不同的是，慢粒病人理论上需要终生服药，而第一代靶向药格列卫在21世纪初进入中国时售价高达25000多人民币一个月，如果病人对一代格列卫耐药，需要服用二代或是三代药的话，价格则更贵。

很多人对于21世纪初25000人民币的价值可能没有太多概念，让我们以最直观的房价做比较，2002年北京地区商品房均价是4761元——也就是说，慢粒病人吃一个月药的价钱在2002年勉强能买北京的一个厕所，而他们需要终生服药……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实事件，而人物的原型叫做陆勇，江苏人。他自己也是一名慢粒病人，2002年8月8日确诊慢粒，因为实在吃不起正版药而找到了一条从印度购买仿制药的路径，并帮助很多病友买药，而被病友亲切的称为“药侠”。

他甚至还和印度的一家药厂将仿制药的价格从原来的几千元谈到了数百元。但他也因此背上了涉嫌销售假药的官司，拘留、上庭，一整套司法途径都走下来了。最后1003名病患及家属联名实名上书（我也是其中之一），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27日，检察院发布《对陆勇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假药案”才算尘埃落定。

（图片来源于网络）

早在2005年我就在白血病人互助QQ群里认识了陆勇，那时我因缘际会认识了一群来新加坡参加临床试验的慢粒病人，也因此接触了这个群体，至今仍和其中的部分人保持着联系。

（2015年我去南京探望亲戚，偶遇陆勇）

因为做外贸生意的关系，陆勇的人脉比大多数病人都广，思维也活络，因此他是中国最早一批找到印度仿制格列卫渠道的人。而他在自己试了觉得药效不错的前提下，将这个渠道推荐给了别的病人——毕竟就算当年仿制格列卫一个月也要接近四千人民币，但和一个月25000多元的格列卫比起来，好了许多。

慢粒病人的群体太大，大部分人的经济能力连一个月几千元的仿制药负担起来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正版药了。哪怕当年正版格列卫针对部分符合条件患者有买三送九的援助计划，每年三个月近八万人民币的开销对很多病人来说仍然是天文数字。

一传十，十传百，到后来到底有多少病人从仿制药中获益，恐怕已经成为了一个谜。正版药吃不起，仿制药至少给了很多人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服药带病生存的现实。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已经对格列卫耐药的慢粒病人小群体，因为没有别的更好的生存选择，迈出了比陆勇更大的步子，于2004年开始陆续来到新加坡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而他们恐怕也是中国境外就医最早吃螃蟹的一批人。虽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但我却很难忘记他们……

上海病人S，生病前是一名普通工人，来新加坡前因为病情进展的关系血小板降到只有2万多（正常范围要10万以上），带着一身的出血点，打了止血针，毅然决然的一个人来到了新加坡。刚开始试药的头两个月，血小板仍然低，因为怕出血一个人都不大敢出门，窝在出租屋里静静地等血象恢复。

后来他的病情稳定了就开始在新加坡四处晃荡游历，每次遇见我们都会聊天。现在还记得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新加坡的费列罗巧克力比中国便宜很多，还告诉我新加坡有些海鲜便宜又新鲜，他每次回国都会冻住带一些回去。

S后来不是因为生病走的，而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这也是最让人扼腕的地方——因为那个副作用完全是可以治疗的，但他却因为不信任中国医生而不肯听劝去医院，终于没能等到回新加坡复诊的那天……

江苏病人L，一个很高大威猛的汉子，看身材一点都不像江浙人。来新加坡前跑去北方某著名私人中医院吃中药治疗慢粒，没想到中药里某种有毒成分含量太高（年代久远已经不记得是哪种药了），手上的血管都坏死了，像蚯蚓一样明显，一眼就能看到。

记得那时他很高兴地给我从中国背来新上市的菱角，因为那也是他家乡的特产。还记得他有一次误住芽笼的Hotel 81，被吵到一晚上睡不着……可惜他来新加坡的时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最后还是没控制住……

还有个在读大学生T，人长得很清秀，因为生病贫血的关系看起来也特别地苍白，乖乖的样子让医院里的护士们都很喜欢他。他来自于农村，上面还有几个姐姐，能够来新加坡参加临床试验已经是家里砸锅卖铁，学校老师同学筹款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后来他与当时病房的护士长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甚至还磕头给护士长当了干儿子。记得他病危时正好是春节前夕，机票不仅紧俏还特别贵，护士长花了2000多新币买了张机票去上海送他最后一程……

当然那一批试药的病人，也有结果很好的。

也是江苏人的小鹰，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心里特别有主意的那种人。入实验组、病情缓解、回国骨髓移植，全部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后来病好了结婚了，也主动与别的病人群体断了联系，祝他幸福平安！

最后要说的自然是红姐，从她第一天入实验组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一年。这期间她退休了，女儿上大学了，女儿毕业了，女儿结婚移民了，经历了不少人生的阶段大事。现在她依然维持着每几个月往返一次新加坡复诊拿药的程序，这仿佛已经成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后天因病致聋，这十几年里听力一直在下降，就连我跟她面对面说话有时候都要靠手势辅助。而在这十几年里，她竟然和医生护士靠着纸笔完成了交流，还能顺利地看病，可想而知医生护士付出了多少的耐心。

结语

回到文章开头，《我不是药神》对陆勇“卖药”的行为进行了很大的艺术加工，虚构出了徐峥所饰演的程勇角色，这也是电影一再改名，从开机时的《印度药神》，改成《中国药神》，最后发行时定名为《我不是药神》的原因。

（影片开机仪式的照片。图片来源于陆勇朋友圈，已获得授权使用）

电影中所反映出的陆勇及他背后巨大的病人群体所体验的苦痛挣扎、悲欢离合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人生。他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身边的平常人，但他们所经历的却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艰难求生路。

除了慢粒群体，中国现在还有很多癌症病人依赖着印度仿制药生存着、活着——去印度购买仿制药只是他们为了活下去的无奈之举，毕竟如果有足够好的医保政策和能力支持自己用正版药，谁愿意用一个药效和副作用都比不上正版药的盗版呢？更何况很多医生一听到病人用的是印度药，就将病人拒之门外，病人只能到处在网上问病友化验结果到底好不好。医生有错吗？你也不能说他们错，但最后承受后果的却是千千万的病患家庭。

2015年的陆勇案已经给癌症治疗费用高昂这块坚冰敲开了一丝裂缝，今天的《我不是药神》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促成更大的突破？我很期待。

（本文内容已得到电影原型陆勇先生审核，感谢！）

（文：兔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