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植物园：习近平彭丽媛威廉王子凯特王妃都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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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后花园的诞生

植物园位于市中心的西北部。它的南门距离新加坡的核心商圈——乌节路(Orchard Road)——只有几步之遥。植物园的北门则是在武吉提马(Bukit Timah Road)上，是传统的富人别墅区。植物园占地74公顷，有超过一万种植物。从大楼逼仄而步伐繁忙的市中心，抬抬腿就可以走到幽静的植物园。走入植物园，高楼大厦转眼消失。眼前时而空旷的草地，时而深邃的密林，心情跟着放松下来。小朋友在湖边逗天鹅，情侣在喷泉舞台前晒太阳。身形火辣的俊男靓女们一身运动休闲装扮，在弯曲的道路上遛着尽情撒欢的狗狗。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开辟这么大的休闲绿地，不知该说政府有远见呢，还是该说政府土豪。真相是，这个植物园诞生得太早，早到当时的地价并不值钱。别看现在的植物园柏油路LED灯音响舞台现代气十足，追溯起来，它已经有156年历史了，算得上新加坡最具历史韵味的旅游景点。

植物园中喂鹅的小朋友

植物园诞生时，新加坡开港不久。当时的市区以新加坡河为中心，沿着南部的海岸分布。向西过了牛车水，向东过了武吉市，就已经是乡村的模样。现在商场林立的乌节路，当时还是果园和种植园。所以它Orchard的英文称呼其实非常贴切——果园路嘛。植物园所在的位置，正是当时的大郊区。在植物园成立之前，这里主要是一片干比尔种植园。干比尔是一种产于马来和印尼的热带作物，可以用于印染和制革，也可用于草药。到了1859年，新加坡农业园艺协会向政府请愿，要来22公顷的土地来作为植物园。这最初的22公顷土地，对应了现在植物园靠近唐林路的南部。

农业园艺协会是富裕种植园主的俱乐部，其中不乏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胡亚基这样的大买办。他14岁从家乡广东黄埔村到新加坡闯荡，创建了黄埔商号。他能凭借天生的语言能力出入于英国人的圈子，成为他们口中的“黄埔先生”。由于获得英国人信任，胡亚基协助英国人处理新加坡的华人社区事务。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委任胡亚基为清廷驻新加坡的领事，以处理侨民相关事宜。用区区22公顷的土地来回馈这些社会名人对殖民地的贡献，政府自然十分乐意。然而到了1874年，由于为建设植物园而大量举债，农业园艺协会宣布破产。胡亚基这样的精明商人自然不会轻易出血。他们说服政府收购植物园，并把植物园变成一处公共绿地。

胡璇泽（又名胡亚基）

当然，政府的冤大头也不是白当的。在农业园艺协会的投资下，植物园的基础建设都已经完成。此时大英帝国正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和城市快速发展。由于市民对医院、图书馆、公园等公用设施需求强烈，市政建设在英国各地兴旺起来。这股风潮同样影响到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印度修建的动物园是其中的典范。刚刚从印度殖民当局独立出来的新加坡殖民政府自然不甘落后。一座环境优雅、向公众开放的植物园足以吸引伦敦注意力，从而让新加坡殖民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倾斜和自主权。这一策略相当成功，环境优雅的新加坡植物园很快成为英国人来访的必经之地。英国人瑞思写的第一本新加坡旅游指南，就用整整一章来介绍植物园的各处景点。植物园从此成为新加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深受本地人和游客的喜爱。

疯狂园丁们的疯狂实验

对于植物园来说，唱戏的是植物，搭台的是园丁。植物园丰富的物种和开放的环境，强烈的吸引着全世界最顶级的植物学家和园艺家。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一批学者冒着热带疾病的风险，从舒适的欧洲来到尚属蛮荒的新加坡，在植物园一扎根就是几十年。这群植物控们身居不起眼的“小红点”，却取得了轰动全世界的成果。

农业园艺协会初创植物园时，就请来了苏格兰人劳伦斯·尼文。作为植物园的第一任园长，他奠定了植物园的基调。尼文的父亲是苏格兰一所大庄园的园丁，所以尼文本身深知英国田园风光的妙处。此时正值浪漫主义思潮，欧洲各个国家文艺界都在追寻富有民族色彩的风格。英国田园画成为新兴的美术题材。这也无形中影响了英国的园艺家。在此之前，欧洲的园林一直被象征权力的古典主义风格统治。凡尔赛宫这样充斥着对称和几何形的王室园林被奉为圭臬。尼文摒弃一切对称和直线，反而效仿自然的渐变和曲线，试图在人工园林中重现英式田园风光。植物园中的植物因着山水自然分布，不留人工痕迹。道路也弯弯曲曲，如同乡间小径，一个转弯就别有洞天。在尼文的精心设计下，新加坡植物园成为英式园林的典范。

充满英伦小清新风的植物园

如果说尼文的视野还仅仅局限于园艺本身，那亨利·里德利的贡献则重塑了海峡经济，甚至影响了世界商品贸易的格局。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蒸汽船的普及，从欧洲到远东的运输变得大为便捷。原本需要数个月的东西航线，可以在数周内完成。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成为航线上蒸汽船补充煤炭的必停港口。与此同时，英国人也在孜孜不倦的开发海峡殖民地，试图让新征服的马来亚也融入大英帝国的经济战车。里德利是新加坡植物园的第一任科学主任，他很快盯上了植物园中来自巴西的橡胶树。作为轮胎和电缆的原材料，橡胶正在成为紧俏的商品。

此时的橡胶主要由南美洲供应。而南美洲所采用的橡胶液采集办法会伤害到橡胶树本身。因此橡胶的产量一直不大。里德利成为主任不久，就开始试验采集橡胶的不同方式。他发现，在树皮上开V型槽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对橡胶树的伤害。攻克了技术难关之后，里德利开始以近乎疯狂的热情，说服种植园的中国主人们转种橡胶。他举办酒会，邀请种植园主来参观橡胶树，还偷偷的往种植园主的口袋里塞橡胶树的种子。除了免费派发种子，里德利还毫无保留的分享种植和采集技术。在亨利的帮助下，一些庄园主成功生产出天然橡胶，并获得高额利润。利益驱动下，橡胶种植成为马来亚的支柱经济。其中一些富商，用橡胶利润办报纸、建华校，兴慈善，成为一代社会活动家。有的甚至大笔赞助中国本土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背后的金主。里德利亲手种下的橡胶树，则一直耸立在植物园中，不谈旧日辉煌，只为路人留一片荫凉。

里德利和橡胶树

除了橡胶之外，新加坡植物园还引进过其他有价值的经济物种，用以提供原木、油料和水果。但植物园的下一任明星并非此类土豪，却是靠颜值吃饭的胡姬花。胡姬花也被称为兰花。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推崇兰花，有梅兰竹菊“四君子”之称。由于其繁殖受到共生菌的影响，所以胡姬花很难在人工环境下育种。从1925年起担任园长的理查德·霍尔特姆找到一种解决方法，从而能在实验室中对胡姬花进行杂交育种。漂亮的兰花品种不断从实验室中诞生，观赏性胡姬花的种植成为新的经济热点。直到今天，作为园中园的胡姬花园还在如现代魔法师一样，变幻出新的品种。出于对胡姬花的喜爱，新加坡还把胡姬花评为国花，让它来代表小红点。请来访贵宾为新杂交的胡姬花品种命名，成了新加坡最高规格的外交活动。请习大大为胡姬花命名，正是处于对习主席的尊敬。

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在胡姬花园

历史风云中的避风港

尽管植物园一直是城市的避风港，远离喧嚣俗务。但在风云诡谲的历史关头，植物园也无意中充当了见证者。有趣的是，在哪怕最激烈的冲突漩涡中，植物园都能保持它平静开放的本性，用温和的绿色抚平了许多伤口。

1942年，号称“远东堡垒”的新加坡被日军攻破。“南进计划”是日军偷袭珍珠港背后的真正战略目标。日本需要东南亚的橡胶、锡和原油，来支持国内军工厂对原材料的需求。相比之下，英军的准备严重不足。从登陆马来西亚到占领新加坡，日军只用了短短的两个月。在被日本占领期间，新加坡的许多房屋和设施被日本征用或改建。到了二战后期粮食紧缺时，一些空地甚至被改成农田。占地广阔便于耕作的植物园却逃过一劫。日本高级军官极为推崇植物园的审美和科学价值。他们不但禁止官兵骚扰植物园，还征用战俘来维护植物园科研。发现兰花杂交方法的园长霍尔特姆得以在实验室中继续他的工作。日本人还和欧洲人一起在植物园开音乐会，把凝重的战争阴云暂时抛到脑后。

战俘在砖上留下的标记

1959年是新加坡建园一百周年。日本人的占领已经成为过去。此时的新加坡正谋求成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二战，英国国力和威信都大不如前。印度等前英属殖民地的独立，更是鼓励了海峡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作为一个多元的港口城市，新加坡也犯了选择困难症。留在英帝国？融入马来西亚联邦？还是成为独立的国家？新加坡的狭小地域和有限的资源，更加重了当局的压力。随着迷茫情绪的不断积累和对未来选择的争执，种族矛盾也逐渐浮现。

新当选政府总理的李光耀决定举行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用新加坡本地文化来感召不同族群，从而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未来。这一系列活动就选在植物园。地点的选择别有寓意。一直以来，植物园都作为公众绿地，不加区分的对所有人免费开放。无论是什么种族，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抛开身份的差异，尽情享受自然带来的相同快乐。李光耀面对两万多名听众，发出了呼吁：“这里，在同一片天空下，我希望，马来人、中国人、印度人能发现共同的国家艺术和文化。”直到今天，植物园依然以宽容态度，接纳着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外国政要。这是植物园一贯的态度，也是新加坡这个自由港的从未放弃的梦想。

李光耀发表演讲的地方，如今依然常有文化集会

2015年7月4日，新加坡植物园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新加坡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经历过快速城市建设的新加坡来说，完整保存的植物园难能可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高度赞扬了植物园的科研和教育价值。事实上，即使没有联合国的加冕，植物园已经是珍贵的财富。而这财富的核心，是它开放给每一个人的轻松与快乐。在国际舞台上，新加坡正如植物园一样多元兼容，让小红点成为外交会晤和消除隔阂的平台。习大大先访植物园，再与马英九会晤，万千深意自在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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