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中国如何互学互鉴公共治理？

在《公共治理的向度》这本书中，我想分享自己对公共治理的思索，并探讨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较与互鉴。说是一本新书，但如果按照目前的社会变换节奏，其实这本书也不算新了。这本书是在去年底敲定出版，今年3月正式出版的，而其中一些文章则早至2011年就发表了。明年是不是还有人读，我自己都没有把握。

不过，拖延到今天才发布，我觉得仍然是有意义的。我现在租住的组屋，有房东留下的许多旧书。有一次我翻箱倒柜，居然找到一本英培安先生的书。他在1986年草根书舍出版了一本评论集，题为《身不由己集》。

我拿出这本纸张泛黄的小书，擦拭书面落下的灰尘，翻阅其中的篇章。尽管时隔近30年，英培安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评论，却仍然有许多让人体悟与产生共鸣的地方。我当然无法与英培安先生攀比，但我觉得某些议题即便过去几十年，可能仍然有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有它让我们重新发现的意义，也有它让我们“身不由己”地去反思的空间。

(作者马亮博士在新加坡草根书室做了一场活动，院长刘宏教授点评。徐国冲博士摄影，30余位书友捧场切磋。)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我是三年前的8月来新加坡的，到今天已经三年多了。来之前我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新加坡的资料，权却是为了扫盲。当时觉得什么都新鲜，拿着现在看来很破旧的手机，到处拍照记录。在第一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只是去听课、观察和访谈。

有人说，你到中国的第一天，可以写一本书；到中国一个月，可以写一篇文章；到中国一年以后，可能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到任何一个新地方，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结果。出于这种担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后来，我的同事于文轩提醒我，说你可以试着写一些小文章去发表，表达一些观点去争鸣。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不断地投稿和发表。没想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周不写一写就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似的。不出两年，居然就积攒下了一本集子。

我本来觉得太薄，担心体量不足，无法成为大部头。出版社的编辑善意地说，太厚的话定价会贵，也比较沉重，拿来拿去不方便，就更没有人看了。后来我仔细想一想，薄一点也好，轻一点也不错。

古人惜纸如铂，惜墨如金，其精神让我们汗颜。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字，孔子的《论语》也不过万言书。当时缺纸少墨，文人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任性”地挥霍笔墨纸张。但是，恰恰是这种稀缺，才让人爱惜笔墨，咬文嚼字而留下千古奇文。

我们现在使用计算机，加上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一天就能够写下《道德经》和《论语》那样的篇幅。我用搜狗输入法记录，每天可以轻松输入几千字。大家都在谈论信息大爆炸，热议大数据技术。但是，我们每天这样产生的许多信息和数据，可能都是垃圾。我们每天乐此不疲地创造这些无形的精神垃圾，并为之痴迷。因为使用键盘和鼠标，我们被叫做“键人”和“鼠辈”，或许有一定道理。

言归正传，这本书实际上不是一本完整意义上的著作，因为我并没有讲一个独立的故事。我是将自己在过去两年的文章整理起来，根据主题进行编排而成的。我期望每隔一两年就出版一本随笔集和评论集。下一本计划在明年出版，希望能够同时在新加坡和大陆出版，这样受众面会更大一些。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公说公有理》，当然“婆说婆有理”。我在家听太太的话，不过我有发言权，公婆各有理。再接下来的书名，可能是《习以为常》或者《学而时习之》。这不完全是追“习”热，而是我觉得这些题目比较有趣，也朗朗上口罢了。

很多人和我说书名有些怪异，“向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向度既有方向和走向的意涵，也有尺度和维度的意思，我觉得一语双关，所以拿来作为书名。公共治理是一个比较热的词，南大接下来在11月底会召开一个国际会议，并和《联合早报》合办一个公众论坛，都是围绕公共治理和良好的治理展开的。

我想用几个关键词，穿起来去组织一个公共治理的拼图。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这个世界和社会产生属于自己的拼图，拼图无所谓对错，而只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窗口和角度。我想谈的四个关键词是：细节、比较、证据和自信。

细节是魔鬼，细节决定成败。

第一个关键词，是细节。与许多人关注的宏大议题相比，我更注重对细节的观察与解读。在我的视野里，没有小事，因为细节是魔鬼，细节决定成败。从细节出发，也让我可以更从容地把握观察的对象和现象，而不至于“盲人摸象”，以至于迷失了方向。

小到有盖走廊的布置、银行ATM取款机的操作界面、灯柱上的小广告，大到环境卫生、交通状况、政民沟通乃至城市规划，都是我观察的视野。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微小部分，实则是体现公共治理的大智慧之处。它们的背后，可能掩藏着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乃至博弈，可能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与诀窍。

对我而言，许多宏大议题和重大事件，同样需要“以小见大”。因为去中国出差和探亲，我在9月错过了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另一个是9月11日新加坡的大选。我到了中国北京，却没能现场观看阅兵。我回到新加坡，又没能现场观摩大选。但是，我恰好赶上了第三件大事，那就是烟霾的侵扰，真是躲也躲不及的大事。

这次北京阅兵，我是在家看的电视直播，并在阅兵前后感受了它的影响。战乱频仍让我们想到当今和平的来之不易。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人类社会可以说是最太平的时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应该感到幸运和知足。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崛起，有能力展示自己的军事成就和综合国力，这让我们充满自豪。

毫不夸张地说，为了这个时长不足半天的阅兵能够顺利和安全地执行，北京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中国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也难以估量。各地进京火车都要通过特别通道，以便二次安检，验明正身。长安街沿线的所有商铺关闭，所有地铁出口关闭，并有大批官兵进驻。在所有超市，你都买不到刀具。进出地铁站，你要喝水以确认液体安全。全民放假三天，各级学校都延迟开学，而北京及周边地区的机场统统管制。

我们有没有人对政府阅兵提出质询，去问个为什么？比如，政府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吗？阅兵花了多少纳税人的钱？阅兵产生的社会成本又有多高？这些问题自然无法登上官方主导的主流媒体，但日益崛起的社交媒体空间，却足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

这让我想起一位新加坡朋友的抱怨，他说政府每年国庆期间都大放烟花，纯粹是浪费公帑，还不如给穷人多发一些花红来得好。那么，我们有多少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行动起来去集体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公共治理问题。

我错过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新加坡五年一次的大选。上一次是在2011年，在我来新加坡的前一年，我无法观察。本来以为可以赶上这一次，但又错过了。政府选了一个工作日，将其定为公共假日，所有人都放假一天，以便参与投票选举。有意思的是，选举日恰好与911事件同期。15年前发生的911事件，以及日趋紧张的区域恐怖主义，又让我们认识到，安全威胁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两个事件，看似宏大，却又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甚至无足挂齿。这也让我想起恐龙的盛极一时，以及他们的昙花一现。我儿子很喜欢恐龙，dinosaur的英文单词，也是他认识最早的一个。我和他一起看了恐龙的历史书，才发现人类在恐龙的面前真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人类比恐龙更厉害，恐龙在世可能只会成为人类的家畜、宠物或主要肉类来源。但是，人类的历史太短，人类能走多远也很难说。我们引以为傲的事情，或许不要太过张扬。

国家治理是目前中国很热的一个词汇，上上下下都在热议国家治理，好像每个人都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为国家大事而忧国忧民。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去思考，或者被引导着这样去考虑问题，可能就会出问题，或者至少不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即便是这些宏大事件，当我们从小处着眼，从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去观察，可能就会得出意想不到的认识。所以，无论是评论“APEC蓝”，还是跨境烟霾侵袭，抑或是地铁瘫痪，我都期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抓不到重点，不懂得国家治理的深远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谈论的国家治理只是虚无缥缈地悬在空中，让你看不见、摸不着、体会不到，这种空谈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比较见分晓，有比较才有认识。

第二个关键词，是比较。有比较，就有高低，就有异同。比较本身不是目的，通过比较发现相同与不同，藉此为比较的双方乃至多方提供参照物，互为镜鉴，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中国应不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可不可以从中国取经？其他国家从新加坡和中国的合作与交流中可以学到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许多观察和研究比较政治的人，常常会把牙买加和新加坡拿来比较。两个国家都地处热带，都是撮尔岛国，也都曾是殖民地，连独立的时间也差不多。1960年时，许多观察家都看好牙买加，毕竟新加坡的状况不甚理想。但是，现在新加坡把牙买加“甩出去几条街”，很少有人再看好牙买加了。这种比较我觉得是合适的，因为新加坡和牙买加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起点，而这恰恰能够凸显它们的不同轨迹和命运启示。

但是，将国家进行比较，常常会犯将苹果和梨比较的错误。苹果和梨都是水果，但又分属于不同的种类，两相比较可能未必合适。比如，许多人会把新加坡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比较，因为都属于华人占主体的社会。但是，新加坡的奇迹却很难被解码和复制。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也是新中两国建交25周年。当我们比较这两个国家时，会发现未必合适。这也是许多前来新加坡访问和考察的中国官员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认为两国差异太大，以至于不知道该如何借鉴和学习。

新加坡既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海岛，还是一个城市。我认为，城市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析单元和比较单位。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与此同时，归功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全球人口的城乡比例也发生了逆转，“地球村”变为“地球城”。新加坡没有农业，也几乎没有“甘榜”式的农村了，就更谈不上农民了。在这种情况下，去比较新加坡与中国，从城市的角度出发是最为适切的。

最近，出席首届新加坡科学峰会的副总理张志贤指出，新加坡未来五年的“科研、创新和企业”计划，将重点关注四个领域，分别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数码科技和城市方案[2]。张志贤提出的四个领域，其实前三个都要服务于第四个领域，即开发、应用和出口新加坡的城市解决方案。我觉得这项提议是非常合理的，也说明新加坡打造和出口城市模式的必要性。

新加坡和中国在体量上相差甚远，但是，如果我们锁定在城市层面，将城市作为比较单位，那么就会发现，两个国家之间有许多可以比较和互鉴的地方。新加坡的城市治理对中国城市有哪些启示？新加坡可以从中国借鉴哪些公共治理经验？如何进一步提升新加坡的公共治理水平？通过一系列的“双城记”，这些问题就会得到非常接地气和富有启发的回答。

比如，大家如果比较北京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两个城市的交通管理逻辑完全是相反的。在北京，车牌是一种资产；在新加坡，车牌是一种资格。大家都知道新加坡通过拥车证、购车关税、电子道路收费、强制“杀车”等政策，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机动车保有量，不至于出现其他许多发达国家的汽车噩梦。与此同时，上述政策为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额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改善和提升公共交通，普惠普通老百姓。

北京现在有600多万辆车，实行限号政策，每个工作日会有两个号码无法上路。这样一来，逼着一个家庭去购买两辆车，以备不时之用，等于进一步增加了机动车保有量。与此同时，北京每年新增12万辆，通过“摇号”的方式分配。许多人都是“幸运大抽奖”，因为抽中的概率实在太低，差不多千分之一的水平。今年推行的新能源车系列也是杯水车薪，很快就会使抽中概率降低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北京的车牌是免费和永久的，等于可以通过继承而子子孙孙一直用下去。这样一来，北京没有从大量汽车上得到任何财政收入，而庞大的公共交通却不得不依靠财政补贴度日，政府压力很大。

北京这种看似追求公平的政策，实际上到头来却损害了公平。北京的交通政策没有给人足够的选择权，限号的车无法上路，上路就被罚款。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这是罚款，不能列为正常开支去报销或抵税。但是，如果不去限号，而是对道路使用权收费，设定车牌的有效期和拍卖制，则可以达到市场供求平衡。与此同时，通过这些举措获得财政收入，可以反哺和改善公共交通，并鼓励人们去乘用公共交通。

再比如，如果我们笼统地去看中国的汽车文明，会认为很糟糕。行人闯红灯，出现“中国式过马路”的奇葩现象。驾驶员不给行人让路，斑马线形同虚设，行人过马路需要“一步三回头”。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看具体的城市，就会发现杭州和深圳的驾驶员就会给行人让路，虽然不能确保人人如此。那么，这两个城市怎么做到的呢？这就是值得思考的公共治理问题。

还有北京的雾霾治理，可以同新加坡的烟霾应对，进行比较有趣的比较。北京的“奥运蓝”、“APEC蓝”和“阅兵蓝”，说明雾霾不是不可以治理，而是愿不愿意治理的问题。新加坡的烟霾，也不是不可以治理，而是想象力有多大的问题。

此外，新加坡和中国许多城市的住房政策，也是可以有意思的比较。新加坡的组屋是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一般是先做配套设施，再做住房建筑。中国的很多城市是相反的，清一色的商品房，住房建成几年后才会有所配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中国城市可不可以转变过来？

所以，我觉得从城市层面去比较新加坡和中国，可能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向。但是，小环境毕竟逃脱不了大环境。这些城市层面的调适。可能仍然无法让我们完全理解现象背后的根本逻辑。所以，当我们去比较新加坡和中国的城市时，仍然要时刻记住城市上层的国家政治框架和官员行为逻辑，否则就会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循证管理与决策，让证据去说话。

第三个关键词，是证据。我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改革创新与绩效管理。我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统计模型的量化研究，并以证据作为结论的支撑。在逻辑推理的同时，我更侧重于突出证据。这样做不是抹杀逻辑，而是为逻辑提供依据。

我受到的社会科学训练，使我在认识和理解公共治理现象时，总是会探究其背后隐藏的理论意涵，以及目前已有的实证证据。这些通过实证研究获得的证据，虽然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却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让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观察和解读我们身边发生的许多现象。

循证（evidence-based）的思想源自循证医学，并在公共管理和政策的许多领域应用。医生经过五到七年的专业训练，就可以上岗操刀。但是自此以后，他们就很少再接触新知识了，原来的知识也趋于老化，开始不适应新的医学发展需要。比如，原来你用阿司匹林，是医学院教授的标准操作程序，而且可以很有效。但是，最新研究发现它的副作用可能很强，并有替代性的药物可以使用。如果你不阅读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那么就跟不上节奏。所以，现在的医生必须做到基于证据的诊疗。即以最新发展的医学证据，而不是过去的陈旧知识和个人经验，来指导其诊疗决策。

公共治理也一样，需要有理有据。政府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应该有其科学证据。否则，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只有认识了人的行为逻辑，才能改变人的行为。公允地说，改变人的行为很难，但有时候却只是分分钟的事情，只要你抓住了人的行为逻辑。比如，各位住家收到的水电费单据上，不仅有你自己的用量，而且还有与你住房相似的其他人的平均用量。这样一来，你就害怕自己拖了后腿，就会注意节约水电。

再比如公务员首长王文辉所举的例子，新加坡人力部向没有按时缴付外籍女佣税的雇主发出粉红色的通知单，并在文中注明：“96％的雇主会按时缴款”。结果，雇主按时缴款的比率，比原来的一般白色通知单上升了三到五个百分点[3]。

此外，还有目前新加坡在推动的地铁“早鸟”免费计划、巴士准点率、提高生育率等计划。这些基于行为科学的研究，为“轻推”（nudge）式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政府不需要“费力不讨好”地去强迫公众，通过这些成本低廉且干扰性小的方式，就可以达到政策目的。所以，我始终秉持实证研究和循证思想，去开展学术研究，去撰写文章，去掷地有声。

自信者他信，自信才能立国利民。

第四个关键词，是自信。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一个人的自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两年前，两岸四地组织了一次公众调查，就显示了这种有意思的差别。调查人员询问四地的老百姓，让他们评价哪个地区的老百姓最幸福。结果很有意思，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最幸福，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其他三地的老百姓，却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新加坡人最幸福。“月是故乡明”？还是“外国的月亮更圆更亮”？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地方，它反映了大家的自信心到底足不足。

新加坡的确是一党独大，新加坡的民主也往往不被外人认可。但是，新加坡的确是民选的政府。你很少在新加坡看到像台湾立法会那样的掐架场面，也没有西方国家议会上常见的多党激烈辩论。但是，新加坡在执政党一党独大的同时，却敢于邀请“刺儿头”的反对党挑战，甚至多次更改选举制度以让反对党代表进入议会。比如，引入集选区制度，推动非民选议员，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人说，新加坡就像一个大公司或国企，议会还设有独立议员，就像公司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一样。与此同时，新加坡没有君主立宪制，但李光耀却创设了民选的总统，虽然总统人选的门槛很高。李光耀认为，应该为这个国家提供双保险，在总理之上设置总统，让总统把好最后一关，以免国家陷入危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执政党这种坦荡的胸襟，旨在刻意制造“鲶鱼效应”，却是许多政党想都不敢想的。这是多大的自信！

李光耀在多个场合都谈到过，新加坡不像中国等许多主权国家那样，通过浴血奋战而去争取自己的独立。新加坡比较特殊，它是被马来西亚“踢出去的”。为此李光耀很懊恼，又很无助。对于这个被称为“绿色海洋上的小红点”，他始终怀疑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生存下去的能力。上天没有给新加坡任何资源，说新加坡是四面楚歌一点儿也不夸张。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加坡却奇迹般地生存、增长、发展和繁荣起来了，并在各个领域不断创造和刷新奇迹，令世人惊异。

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政府有这种自信，但新加坡也懂得自己的脆弱性，有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并时刻都在前瞻性地谋篇布局。我们会看到，在多个领域的新加坡模式正在逐渐趋于成形和成熟，并对西方主导的治理理论发起挑战。那么，新加坡的成功取决于哪些因素？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李光耀有自己的解释，马凯硕、柯受田、梁文松、吴元华、郑永年等专家也都有各自的一套理论。比如，殖民地的法治遗产、选贤任能与优秀的习惯、政府清廉与高效、前瞻性与动态性、实用主义与拿来主义、多种族和多宗教的和谐，等等。

1960年代，当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新加坡在经济起飞和推动改革。直到10年后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转换过来。李光耀说，当年下南洋的中国人是社会最底层的一批人，但是他们的后代却打造了一个世界级国家。这句话肯定触动了邓小平，因为他的言下之意是，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做到，你们这些当年社会精英的后代当然也可以做到。如果你们到现在还做不到，那就真的是不行。所以，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马上指派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向新加坡学习。

其实李光耀对中国推崇有加，比如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接班人制度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是非常值得发扬光大的，并在新加坡政治中予以贯彻。吊诡的是，现在反而是中国政府自己要到新加坡来学习如何管理公务员，如何密切联系群众。更加有趣的是，中国从过去的单向学习新加坡，到现在的两国双向交流，恰恰反映一种有意思的文化转换现象。

中国共产党强调理论自信，但是党的理论创新却裹足不前，“五毛党”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论。中国期望走出一条自己的政治道路，但是目前来看这条道路并没有超越西方民主道路，“北京共识”也仍然值得去完善。

更为重要的是，自信不意味着自大、自满、自负、自夸，以至于“目空一切”而“忘乎所以”。中国在这方面犯过许多错误，有很多沉痛的教训。比如“大跃进”，比如通过“人海战术”去搞各种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人注重“面子”，特别期望别人看得上自己，看到起自己，好像永远活在别人的眼里，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媒体希望援引外国专家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政策。我常常也被媒体“出口转内销”，作为外国专家去评功摆好。无论是阅兵还是抗日游行，都是这种缺乏自信油然而生的表现。所以，找到正确的自信心坐标系，可能是中国完善治理的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善治仰赖善政，善政走向善治。

政府是公共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但并非唯一权威来源。围绕政府，许多学者提出了富有启发的理论，比如贝淡宁的贤能政治理论，姚洋的中性政府理论，福山的能力—自主性理论。我通过自己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解政府行为的理论框架。总体来说，政府的行为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行为的动机，即政府愿不愿意去做，政府有没有真正感受到改变的压力。其次是行为的能力，即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技巧和能力去改变，政府能不能克服其所面临的环境约束和利益阻挠去创新。我们可以将二者统称为“动能”，即政府行为的动机与能力。只有激发政府的动能，才能真正实现善政和善治。

动机和能力都很强的政府，变革和创新都不在话下，并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绩效。当政府没有动机也缺乏能力时，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变革和创新，政府绩效也会很低。有些情况下，政府有动机而缺乏能力（即“有心无力”），可以通过资源供给和能力提升而推动政府改善。更为常见的是，政府有能力但缺乏动机，需要“刺激一下”才会变革创新。相对来说，最后一种情形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激发动机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短期行为？为什么领导干部这么浮躁？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关心民生？为什么他们倾向于采取镇压和堵的思路去解决维稳问题？

概言之，上级压力、辖区竞争和政府自身的因素，以及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和社会支持，是最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首先，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下级不得不听，往往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不过，上级政府固然可以通过命令强迫下级政府执行政策，但是却未必总是有效，有时候还可能导致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等结果。

其次，政府之间的竞争推动了许多地区的快速发展，因为他们都有很强的竞争压力。但是，横向竞争也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它可能催生以邻为壑、画地为牢、逐底竞争、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是解释政府行为的关键因素。

从官员自身的行为动机与激励角度来看，目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任期制，可以解释许多现象。中国古代讲“改土归流”，如果你是此地人，不能做此地官，而要到其他地方去做官，这样才能避免盘根错节的宗族姻亲关系，影响到你的清正廉洁。但是这样一来，人生地不熟的官员，往往被本地的胥吏所“挟持”，导致“胥吏政治”。现在中国仍然执行这种干部轮换制，并导致类似于古代的结果。比如，政府官员乱作为，然后“拍屁股走人”，继续到其他地方和部门升官发财。

从老百姓的角度，目前的政治恐惧不复存在，但是如何更积极地参与公共治理，却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媒体的批判精神还有待强化，而媒体监督异地政府的能力，却可以加强并发挥其作用。政府在有步骤地推动社会组织的发育，但政府期望剥离社会组织的政治属性。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技术的带动下，公众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渠道日益畅通。但是，如果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不影响政府官员的仕途，那么就很难指望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落地。

如果各位去读我的文章，基本上我是沿着上述几条线索去组织的。这是我的“看家本领”，但我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提炼和丰富它，而不至于每次都是这样老生常谈。

小结：公共治理的未来在你我手中

政府绩效反映了政府干得好不好，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幸福感是政府行为与表现的自然延伸。我们是不是幸福，也同政府息息相关。大家不要以为政府干什么、不干什么和怎么去干，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我们从生到死，都离不开政府。今年8月天津滨海新区发生大爆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周边的居民以前看厦门PX项目、青岛石化爆炸的热闹，根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自己有一天也会为此而流离失所。但是，这种震撼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我们不能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反思，那样就为时已晚了。

学者需要启发民智，才能动员民众来监督和改善政府，继而推动政府改善和社会进步。对政府的监督与鞭策，离不开一个活跃的、有知识的和掌握信息的公民群体。新加坡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挑剔和最爱抱怨的群体，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优点，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对新加坡人的羡慕嫉妒恨。所以，对于批评李光耀和新加坡的16岁少年余澎杉，我是感到惋惜的。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公民去同政府对抗，去和官员掐架，而是说公民应该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用手还是用脚，去投出自己的选票。

除了学术研究的主业，我还在“政见”担任观察员。“政见”是一个年轻的松散组织，旨在靠谱地评论中国研究。大量高水平的中国研究论文，都是以英文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而其中绝大多数都不为中国人所知悉。我们作为观察员，每月都要至少完成一篇“作业”，将长达二三十页的英文论文，凝练成两千字的浅白文字，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站等渠道介绍给中国读者。目前，我们已经吸引了14万活跃粉丝，并仍在不断递增。观察员都在世界各地从事学术研究，做这件事多数属于义务劳动。但是，这样做可以让人们换个角度去认识政府和社会，而不是“随大流”或“人云亦云”，我觉得是有助于公共治理的完善与提升的。

[1]本文是在2015年9月18日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与草根书室联办的《公共治理的向度》新书发布会上发表的专题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题为《公共治理：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较和互鉴》。恰好9月19日新中友好协会主办庆祝新加坡中国建交25周年纪念活动，其所发布的纪念文集题名为《互学互鉴》，笔者因此而将本文改为现在的标题。[2]《联合早报》2015年9月17日第3版。[3]沈越：《公务员首长王文辉：“轻推”方式可加强公共服务效率》，《联合早报》2015年06月26日。

作者简介：

马亮，江苏徐州人，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先后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并获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12年迄今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参与”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研究项目。出版英文专著一部，发表期刊论文50余篇，并为《联合早报》等报刊和”政见”（CNPolitics.org）撰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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