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如何“任性”地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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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伟人的成长似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每要经历各式各样的打击、失败和痛苦，九死一生之后才终有所成；上台之后，也因为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

李光耀则属于极少数打破这一定律的伟人之一，他的一生顺风顺水，恣意任性：出身富裕家庭，终其一生，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留学，35岁当上了新加坡总理，31年执政期间，将新加坡从一个南洋小国发展成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备受赞誉，名满天下。更不可思议的是，和一般领导人面面俱到的讲话风格不同，李光耀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从不屑于讨好民众，经常直抒胸臆，讲一些政治不正确、让人不舒服的话。对他坚信的事情，他从来斩钉截铁，不留余地。也因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新加坡人敬重他，却很难说爱他。但他的“任性”，却自有其道理。

“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这么多年来，李光耀的出位言论可谓不胜枚举。他认为美国的成功并不是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个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1980年代新加坡飞行员罢工时，李光耀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在警告选民如果选择反对党“必将后悔”，他们“可以用未来五年来忏悔”。而在李光耀的一系列“雷人”的言论中，最遭到诟病的，是他深信不疑的优生学。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表的讲话。李光耀在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因为这会导致孩子的相貌像父亲，而智商像母亲，因此，“医生决不能和护士或秘书结婚，因为这样会降低下一代的智商”。这一论断因为有违“人人平等”的固有观念，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但李光耀自有其道理：生物学已经证明，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因此，人生而不平等，一个人是否是可造之才早已注定，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济于事。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不够政治正确的理论，成了新加坡精英主义治国方略和很多公共政策的起点：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每隔两三年就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分流，经过多次分流后，到中学毕业时，有10%左右的学生可以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到名牌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是各个机构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的部长和议员基本都从这些人里产生；50%中级水平的学生可以进入一般大学，将来从事一般管理工作；剩下的40%被安排读技校，确保有一技之长。

而那10%的精英，正是新加坡的未来所在。在李光耀看来:“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因此，人民行动党四处寻找人才，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而让他们从政，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800万的年薪。所以，政府高官的薪金也必须水涨船高，这样才能吸引到精英。因此，从1994年到2012年初，新加坡部长的薪水和48名国内主要行业首席执行官平均薪资的2/3联动，这样一来，李显龙总理的年薪达到218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4倍，哪怕是普通部长的年薪也高达100万美元以上。

与此同时，承认人人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让弱势群体自生自灭。在李光耀看来，“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首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因此，新加坡的税率很低，“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而在对人民的照顾上，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可谓无微不至：推行组屋制度，让人民居者有其屋，因此新加坡没有“房奴”，年轻人在结婚前半年就可以申请组屋，价格用公积金就足以支付。生了孩子，政府再协助你换更大的组屋。而且组屋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价格昂贵的商业住宅反而交通不便；照顾父母，生育孩子等都可以减税；为单身人士组织派对，帮助他们组织家庭；担心人民不懂得投资之道，于是由政府打理人民的公积金，替大家理财；治安良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显然，新加坡政府殚精竭虑，视自己为父母官，人民则是不大懂事的孩子，其施政的潜台词是：你不需要思考得太多，just follow me。

这样一些别具一格的制度设计，确实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政府的廉洁高效远近闻名，那怕是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每个人都被迫力争上游，这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对人才的重视，使得新加坡涌现出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外交家：马凯硕、许通美、杜赞奇、考西坎……

但久而久之，这一套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学生小小年纪就被分流，贴上标签，容易伤害自尊心，尤其是对那些开窍晚的男生不公平，也无形中浪费了一些人才；完全以分数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这种现代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过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日益同质化，经历也大致相同，未必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对差异和创意的需要；对成绩好的另眼相看，重点栽培，最后拿高薪，而资质一般的一生都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让后者心生怨恨；过分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意味着有些人注定会在竞争中被落下，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因此达到了0.48的高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排第二；没有退休保障，公积金一旦花完，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被迫在市场上收碗碟或卖汽水，晚景凄凉，而医保只保到90岁，活得太久还可能会面临无钱看病的问题……

世间再无李光耀

　　李光耀的“任性”，在国内国外都给新加坡带来了一些麻烦。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就深有感触地说过：“李光耀的聪明有时使他显得有些傲慢，他的执著可能被理解为独断，他的直率则被理解为轻率。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希望总理在发表关于他国的言论时谨慎一些。……总理回答说，他向来以直率而著称，不可能期望他像一个外交官那样发表言论。他指出，如果他弄乱了羽毛的话，外交官就应该把羽毛抚平。我抗议说，作为我们的总理，他也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首席外交官。”

而在新加坡国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辈创业的艰辛、当年被马来西亚“休”了之后四顾茫然的困难局面，对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恍如隔世。他们对自己所获得的照顾已经习以为常，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的不足，对政府的施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政府部长的高薪，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竞争压力，都让新加坡人的不满不断升级。李光耀那种恩威并重、高高在上的精英做派，也日益脱离了新加坡的感受。

尽管直到去世前，李光耀对自己所作的一切依然自信满满，言之凿凿，并责备年轻一代新加坡人不知感恩。但他也承认，新加坡未来10年大概一切如常，之后就不知道了，而人民行动党迟早有一天会失去执政权。显然，时代已经变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勃兴、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扁平化的时代，李光耀式的“任性”，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是一个伟人，但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新加坡，将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后李光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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