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为何反恐多年，恐怖主义依然大行其道

当今世界，随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们能够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即使它们不能主导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但却能够影响甚至左右主权国家，促进或者牵制主权国家，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地缘政治秩序。并且，也是因为全球化，很多从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非正式力量，很容易走出国界，形成全球性网络，确立其自身版本的地缘政治秩序。目前，至少有三种这样的跨国界非正式力量，包括如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极端宗教力量（人们称之为“邪恶力量”或“黑暗帝国”）、跨国公司和跨国民主网络，正在影响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权国家的行为。

第一，“邪恶的力量”。这里所说的“邪恶的力量”通常指的是“恐怖组织”。恐怖主义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但直到“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西方对此极为重视起来，视为是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威胁。此前，美国和西方从来就是把另一个主权国家，或者主权国家集团视为“敌人”和“威胁”。这个事件是转折点。事件发生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都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非主权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即恐怖组织。西方也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来研究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也动用了大量的武力来应付恐怖组织。

但多年来反恐结果并不理想，恐怖主义还是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认为恐怖主义是常态，需要与之共存。等反恐告一段落之后，西方国家又转向寻找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敌人”，对国家安全的关切面重新从恐怖主义转移到主权国家。不过，近来崛起的“伊斯兰国组织”再次迫使美国和西方把注意力转向极端组织。不管如何，对今天的西方来说，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既来自以主权国家为代表的正式力量，也来自类似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非正式力量。

当然，不仅美国和西方面临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这种威胁。尽管这些恐怖组织大都基于或者起源于中东地区，但这个地区大多数政府和普通人民也同样面临极端宗教力量的威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信徒都是极端主义者。

尽管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历来就存在着，但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类组织几乎都可成为跨国界的国际性组织。人们往往注重社交媒体的巨大动员能力，动员能力表现为影响和吸收成员。社交媒体已成为恐怖组织领袖传播其激进“理念”，影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最有效的工具。同时，社交媒体也是恐怖组织“录用”成员的有效工具。“伊斯兰国组织”从全世界范围内录用成员，其中很多来自西方各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甚至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名副其实的“联军”。

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也是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自我激进化”的有效工具。在互联网出现之后，人们总以为互联网使得人们趋于理性和平，因为互联网可以突破各个主权国家政府对信息的封锁和过滤，无限地获取信息。当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之后，最后对事物做出综合的判断，这个判断会是理性的。然后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实际上，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使得越来越多人的世界观，或者对事物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狭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信息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不难发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自我选择的信息很容易导致自我激进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交媒体时代也是极端主义的时代。当然，极端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像“伊斯兰国组织”那样的团体，也表现为各种政治激进主义。就激进化政治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

西方国家现在试图联合组织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以有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但这种方式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从前，西方国家也这样做过，并且在进行地面轰炸之后，通常会派军队驻扎当地甚至占领当地社会；一方面可全面清剿恐怖主义组织，另一方面也可帮助当地政府建立秩序。但即使这样，都没能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恶化。鉴于其能力的衰落，美国和西方没有力量再推行通过“占领”的方式来消灭极端宗教力量，“摧毁”战略往往适得其反。但除此美国和西方还能做什么呢？这是美国和西方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在前苏联时代，因为乌克兰本身是苏联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划给了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理解。但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颠覆性错误”，和西方交恶，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也是俄罗斯和西方继续争斗的根源。人们还不知道，俄罗斯和西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关系的正常化。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无论于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反映对中国的恐惧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选择问题，是恐惧西方还是轻信西方？这两方面的选择都存在着。首先是过分恐惧美国。中国一些人过分恐惧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恐惧中国所导致的。就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花了很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的反应并不是中国所预期的。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二战之后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来组建反美国的同盟，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犹如当时的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并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关系建设。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政策、强化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努力发展新盟国（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曾经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实力不如从前，其所推行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处碰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强调军事力量。

第三，发展排他性的战略性贸易。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明显排除中国，并且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

第四，想尽一切办法把其同盟国沦落为“附属国”，听从美国的领导。和日本的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通过诉诸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来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东亚共同体被美国视为是“亲中国”的，因此很快就被绞杀。安倍上台之后，走的是反华路线，这不仅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不惜以牺牲和中国的利益，来鼓励日本等盟国挑战中国。很显然，美国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和前苏联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也转而恐惧于美国，主张要以牙还牙。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中日关系、南中国海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上继续“韬光养晦”、配合美国和西方的“情绪”。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中国这样做，西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这两种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过于恐惧于美国，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国的军事竞争陷阱。一旦陷入军事竞赛陷阱，中国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被军事化，就如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并非假设，而是有制度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就会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会破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很难会走东欧那样的民主化道路。执政党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也会同样把其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的颠覆性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这里，中国需要一大批政治企业家，能够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搞上去，学习西方，但做得比西方还要好。学习西方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中国不可以学习前苏联那样，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建设和西方相对立的区域或者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对国际和平更不利。同时，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开放性。美国等主导的无论是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还是经济上的TPP等区域组织都是排他性的，中国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如果要有竞争力，唯一的来源就是开放性，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也向发达国家开放。目前所进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并且中国所确立的区域和全球性组织的目标，至少在早期并非取代现存国际组织，而是从补充的角度行使现存国际体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现存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本身的能力。

简单地说，开放性是中国经济的本质。无论是内部建设还是国际秩序建设，都必须秉持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就可有效避免过分恐惧西方或者过分轻信西方的颠覆性错误，同时也可确立和提高中国本身的自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