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了“新常态”，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主要表现在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方案。三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执政党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的FAN FU运动，在强化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同时，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防止党内“寡头政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举动结束了十八大之前“无改革”的局面，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悲观看法，展示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前景。

但是，要实现所规划的美好前景，不仅需要把这些规划执行和落实下去，需要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犯重大的错误，更需要提防有可能出现的“塌方式”的变化，甚至倒退。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派意识形态的回归。左、右派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进入新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争论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学术争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外部性，会深刻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在中国，意识形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上世纪90年代初，尽管经历了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结果的89某事，但邓小平仍然很清醒意识到左派在中国的危害性。他强调，对执政党来说，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但主要还是要防左。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类似的情形。

改革出现民粹主义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的令人发指的fu bai。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而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模式在西方导致了老百姓的很大的不满。中国老百姓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达了高度的不满。纠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根据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迎合民众的不满，国企老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减低到数十万元以内。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积极性？有迹象显示，人们试图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来看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过，这样做并不能持续，也不会成功。一个更有效的方式是走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化路线。国有企业必须市场化，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工资水平则需要在适当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让市场决定。通过19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国有企业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了民粹主义路线，最终必然会给国企带来更多的问题，重新走回困境，导致改革的失败。

反腐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无需再谈，但也应当注意反腐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反腐已经从打寡头转向政治化和扩大化，不仅影响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影响到企业的运作。这次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党政官员，而非民营企业。尽管发生了少数几个类似刘汉那样的案例，但对更多的企业家还是体现了“放过一马”的原则。尽管如此，反腐败还是对民营企业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制不健全。例如，对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制化。在发达经济体，一个企业的老板出了问题，企业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因为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中国则不一样，在多数场合，企业老板一出问题，整个企业运作就停顿下来。第二，反腐败运动过程中一些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式，例如用政治方式来迫使企业家承认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关系。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作。

对政商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理想化现象。政商关系无疑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过，要对政商关系作现实主义的和科学的理解。二战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要数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经济体，被称之为“东亚奇迹”。这些经济体都形成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关系，批评者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支持者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发展性政府”。不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是同时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使得东亚社会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的历程。

相比之下，西方的发展的确是以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就没有发挥作用。大多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义，即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再让企业成为主体，并向外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模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就像东亚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或者仍然经历着的，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这需要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关系必须得到改变，但把所有的政商关系视为是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从东亚的经验看，通过改制，可以大大减少和控制腐败，但要避免过分理想化的政商关系。即使在西方，人们仍然在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规制型政府的演进就是很好的例子。

恶劣的资本主义

在经济层面，今天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并不发育成熟。中国的困境是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是三中全会的主题。问题是市场在哪里呢？从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经济运作，现在要退出来。的确，如果政府不退场，市场永远发育不起来。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场的成熟。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的成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更大的麻烦是，从法律上来说，很多应当归属企业的权力，现在仍然在政府官僚机构手中。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例如反腐败），很多官僚机构已经不作为，出现了空转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这样如何能够把国家的改革发展蓝图转化成为现实呢？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主义。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更为无情的和恶劣的资本主义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聪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做股票那样倒卖。这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不管其理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主义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就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至15年，实现经济百分之六到七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2014年实现了7.4%的增长，但普遍认为有很大的水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是如何虚报GDP数据的事例。其实这种虚报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各地方会少报；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会多报，去年已经把所有能够报的都报上去了，今后几年的下行压力会更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常态已经到来，人们可以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发展高枕无忧了。如果有了这样想法，那会是大错特错。实际上，能不能实现新常态是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关键。前些年有关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实现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便离中国不远了。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的中国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种极端的主义、官僚的不作为、恶劣资本主义、腐败等等，都需要用法制来避免，用法治来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态”的最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