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不止是理性的政治家，更是善于创新的企业家

人们怀念李光耀先生及其所建立和建设的新加坡，但往往忽视了其在后殖民地时代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当人们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后殖民地时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大历史中去考察的时候，其非凡的意义才显现出来。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仅关乎李光耀本人，也不仅仅关乎新加坡本身，而是关乎不同社会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选择和创新。

作为一个以海外华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新加坡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和李光耀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移民不断来到东南亚，形成了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不过，华人一直抱有“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此扎根。这和西方移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6世纪之后，西方诸国不断建立海外殖民地，在当地建立了诸多国家。在当时的华人移民中间，很少有人会有“建国”的思想。近代以来，一些华人群体在东南亚居住下来。从18世纪始，英国殖民者开始来到东南亚。到19世纪，他们建立了海峡殖民地。在英国统治下，一些华人尤其是商业团体开始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华人社团。他们一方面和中国打交道，一方面和西方打交道，了解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政治秩序和商业模式。也是在西方影响下，这个时期，一些华人社团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即不同的民族是可以形成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

李光耀便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他熟知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反殖民地之后，他立志打造一个包括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多民族的国家。不过，独立之后，马来人要建立以自己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李光耀在马国的政治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新加坡被马来亚“驱逐”，被迫成为独立国家，李光耀便在新加坡确立了一个小型的、以华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李光耀，海峡殖民地当中，能否会产生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新国家？是否有其他政治人物，有能力把不同的华人离散群体，和马来人、印度人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没有李光耀，这里的华人是否仍然像在其他国家的华人那样，停留在“唐人街”（Chinatown）的状态？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海外华人仍然处于离散状态，只有新加坡成为了独立的成功国家。

立国是一回事情，国家建设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正如李光耀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独立国家，他也深知如何建设一个国家。今天李光耀为世人所尊重，就是因为他所建设的新加坡模式。如果没有新加坡的成功，很难想象人们会像今天那样尊重他。在后殖民地时代，在众多独立的新国家中，新加坡几乎是一个“异类”。西方殖民主义结束之后，新独立的国家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很多。当时有几个模式可供选择，包括西方模式、苏联模式和传统社会模式等。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模式都少有成功的案例。很多社会仍然处于传统状态，而意在引入激进变化的苏联模式，即计划经济加集权政治，也已经不在。西方模式比较复杂。领导反殖民地运动的，往往是在西方接受教育的政治精英。这些精英往往做两个相反的选择，要不完全反西方，要不全盘接受西方。一些精英在其国家独立之后，秉持反西方路线，试图进行彻底的去殖民地化；另一些则简单地把西方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国家。无论是反西方还是简单移植西方模式，都没有很成功的案例。

“自主创新”模式

李光耀所领导的新加坡则是“自主创新”模式，有机地整合了东西方最优的制度和实践，形成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制度体系。李光耀“自主创新”的巨大能力，来自其深懂历史和世界事务。他不仅知晓历史上不同帝国政治秩序的优劣，更知晓他那个时代世界上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优劣。他所拥有的知识体系（“工具箱”），使得他能够把他相信是最优的制度和实践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的制度实践。

总体来说，新加坡属于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人们可以把东亚模式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

日本之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走上了类似的道路。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s）。同时，政府也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

和前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还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在这方面，新加坡尤其典型，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并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政府产业完全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不同。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

不过，促成日本和东亚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其不同于西方和其它地区的政治制度，即一种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贤能制度（meritocracy）。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与其说是民主，倒不如说是贤能制度。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贤能制度最为典型

在“四小龙”中间，李光耀所建立的贤能制度最为典型。这自然和李光耀对这个制度的信仰有关联。西方民主既不能保障最优秀的政治人才当选，也不能避免无能无德的人当选。李光耀认为，最优的人才应当从事政治，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毫无资源的国家来说。但同时，他又接受了“人性恶”的事实，即最优秀的人也会腐败。要避免腐败，就要有制度来制约。在这方面，李光耀不仅继承了英国殖民地的法治和定期选举，也进行了制度创新，包括设立反贪机构、透明、高薪养廉等制度。

即使是从英国殖民地继承下来的制度，李光耀也对它们进行了再创造。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多民族国家，不同族群经常被政治人物利用，选举往往导致种族之间的纷争。在新加坡，华族占据绝大多数，要让少数族群进入国会，似乎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容许他们组织自己族群的政党，二是容许同一族群的成员居住在一起形成选区。但这两种办法都必然会导向种族政治。新加坡实际上既不存在建立在族群基础之上的政党，也不容许形成族群选区。李光耀的创新在于设立集选区，借此保证少数族群的代表，在国会有足够的比例。

在社会制度方面也是如此。今天，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经常被批评牺牲了很多社会利益，付出了代价。不过，在任何社会，国家建设必然要付出社会代价。例如，西方的国家建设在早期，也牺牲很多少数族群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只不过是当时人们没有那么强的权利意识罢了。比较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新加坡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可以（量化地）说是最小的。例如住房，政府在早期拆迁了大量的传统房屋，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便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局面。又如社会保障制度，李光耀努力避免西方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弊端，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可以称之为“保护社会”的制度。在劳动制度方面，新加坡一方面不容许西方那样随意罢工的实践，但同时力求在“亲商”和“亲民”之间的平衡，充分利用工会的作用，保障劳工的利益。这种政策使得新加坡劳工阶层，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能渡过难关，和政府、资本合作，重返正常状态。

李光耀所做的制度创新不胜枚举。他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主义”，这使得他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更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政治企业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促成了他能够看得到世界上各种最优制度和实践，并通过创新转化成为新加坡的制度。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尊敬李光耀，并且学习新加坡模式，是因为人们在新加坡看到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抽象的主义，而是各种切实可行的制度和实践工具。尽管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这个模式也处于变动之中，但可以相信，李光耀所具有的这种政治企业家精神，不仅是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更是今天各国解决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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