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的无奈：涉同性恋童书下架

多元化的无奈/叶鹏飞

如何定义“家庭”？国家图书馆是否应该下架有争议的儿童书籍，引发社会舆论激辩。“出事”的儿童图书主题是性教育，主要对象是四岁至十岁的读者群。“性教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再加上图书内容介绍了不同形式的家庭组织，包括由同性伴侣领养小孩所形成的家庭，让一些宗教人士群起抗议，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为由，要求图书下架。可是在图书馆“从善如流”后，又造成推崇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人士不满，连署请愿反对图书下架。

熟悉美国现状的读者不难发现，图书下架事件几乎是当地“文化战争”（culture war）的翻版。博弈的两方基本上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和“进步／自由派”，前者多是基督教会，后者是崇尚多元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自由”随美国通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曲在全球多年的传播，在当代已经取得“普世价值”地位，“尊重多元”也相应成为理所当然的道德。站在对立面的一方经常处于守势，且容易被视为顽固不化、心胸狭隘、缺乏包容。

对于诸多政治上还没有全然自由化的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其中讨论自由主义的弊端，犹如对食不果腹的饥民大谈营养过剩的坏处一样，自讨没趣也不合时宜。美国著名评论员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在《外交》杂志发表的《非自由民主体制之崛起》，就以“自由程度”为标准，批评非西方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完善甚至不及格。可是，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说服力已经大不如前，当今典型的自由主义民主社会美国，其政治瘫痪、国会僵持、政府停摆、债务违约危机等问题，促使了一定的反思。

今年刚出版《自由主义：一个思想之生命》一书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资深记者福西特（Edmund Fawcett），在归纳欧美自由主义体制的共通点时，举出了反抗权力、笃信社会进步、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等特性。美国政治激烈冲突，鲜少妥协而导致政务停摆的弊端，多少揭示了自由主义“永恒冲突”的负面性，但在政治以外的社会领域，自由主义推崇多元包容、尊重人们选择权的价值观，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正因为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由此衍生的多元性，遂产生了价值系统的分裂；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自然形成价值冲突。一方面，多元化让社会的少数及弱势群体，得到了更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在公共生活上也意味着是非标准的错乱。传统上规范公共生活的德行（virtue），也就沦为没有共同是非标准的各种价值（values）。

对此反省批判最力的，是英国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他在其名著《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就指出，过度肯定人的情欲以及据此所做出的自由选择，会导致道德上的“唯情主义”（或曰“主情论”，emotivism）——所有言行与合理化这些言行的依据，仅来源于个人主观情绪和欲望。

奉行唯情主义的人，会凭个人的好恶，来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系统。他们在道德或价值上的判断，不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不涉及客观的对错，更是影响他人认同或服从自己意志的工具。道德成为工具化的概念，而不是人通过日常实践，作为人生终极意义的目的，于是成了唯情主义败坏社会生活的主要影响。麦金太尔以下棋为喻说，一步棋之好坏，懂棋的人均有共识，因为大家共同遵循同一套规矩和标准。一旦失去了共同标准，棋手任意飞象过河、天马行空，势必让人无所适从。

福西特对自由主义的归纳，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过度推崇权利意识。他所举的“反抗权力”“尊重人民的谋生与信仰选择”，尤其是“接受利益与（宗教）信念的永恒冲突”，除了充分肯定人的情欲，也都是基于权利意识出发。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争议不断，正是冲突各造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利益）来行动。这种源自“天赋人权”想象的绝对权利观念，有别于传统欧洲对权利的认知。

现代之前的欧洲，认为权利必须配合人的社会身份所要求的“职责”（office），才有完整的意义——人为了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才能要求享有行动上的权利。例如妇女偷面包，如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孩子充饥，按照当时的法律道德判断，妇女的行为是在履行“母亲”这个职能的权利，因而是无罪的。此外，权利更建立在“理性”（rationality）的假设之上——唯有能辨别行为轻重的人才能享有权利——小孩与动物被视为理性不足或欠缺，所以只能是被保护或屠宰的对象。

职责（office）的概念经过演变，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义务。这当然也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可是在实际运作上，权利意识的高涨似乎有掩盖义务意识的倾向。当代民主政治话语，权利的绝对性越来越抵消义务的必要性。台湾大学生3月18日占领立法院，开启“太阳花学运”，所追求的是身为台湾人参与两岸政策的权利；可是当司法开始追究他们违法的责任，运动领导者却以“政治迫害”作为规避公民守法的义务。这种行为还得到部分社会舆论的同情，反映了政治道德的错乱。

本地社会自2011年大选后呈现的更多元、自由的景象，固然是可喜的进步，但也须慎防过犹不及。图书下架事件仅是主张同性恋平权运动，与宗教界一系列对抗的又一新战线。类似的情况，今后势必会反复出现。如何避免个人权利无限上纲，撕裂社会共识，激化民众对立，必须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原载2014年7月13日《早报星期天·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