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硬道理”——《去问李光耀》

“李光耀何许人也？战略家的战略家，领导人的领导人，导师的导师。”

        《去问李光耀》扉页上的这段赞美，可谓登峰造极。如今，该书的中英文版本正同时在台湾、香港及新加坡热卖。

　　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一位九旬老人的思想仍然被人们所重视，无疑是个有趣的现象。带着这一问题，重新阅读与之相关的新旧书籍、资料，是一次愉快的发现之旅。

新加坡的硬道理

　　李光耀身上有多种美德，但谦逊显然不是。美国记者汤姆·普雷特所著的《对话李光耀——新加坡见过之路》（Lee　Kuan　Yew　——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一书披露，在接受汤姆·普雷特采访时，李光耀当仁不让地将中国开放之初建立经济特区的专利归于自己。他告诉汤姆·普雷特，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他向邓小平提出了这一建议并为邓小平所接受。

　　2010年11月，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整整32年之后，在新加坡河畔的“贵宾廊道”，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与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共同为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碑上刻有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是李光耀最佩服的三个政治家之一，他的这句名言，显然影响了李光耀。可视之为李光耀政治遗嘱的《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一书，书名中的“HARD TRUTHS”，灵感无疑来自于邓小平的那句话。

　　作为新加坡经验孜孜不倦的宣讲者，鲜明的现实主义者与政治强人，李光耀对新加坡“硬道理”的概括，首先强调的是军事力量。1991年新加坡的国庆日，马来西亚和印尼军队在邻近新加坡的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此举给李光耀以很大刺激。尽管他不相信马、印会入侵新加坡，但别人在自己的家门口耀武扬威，终非好事，李光耀下决心建立一支精锐的空军。如今的新加坡，年度国防开支128.8亿新元，约占GDP6%；在不足500万的人口中，常规军近72000人，其中空军为13500多人，飞机422架。此外，新加坡实行“全民皆兵”，18岁以上的青年必须服兵役。这些举措，使得小国新加坡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威风凛凛，令怀有敌意的邻国不敢抱非分之想，从而使新加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经济建设。

　　新加坡的第二个“硬道理”，是要有一个由社会精英领导的政府，带领人民朝着既定目标前进。这个道理，多年来从李光耀嘴里说出无数遍了，他还做过许多类似的表述，包括“好政府”“强大而诚实的政府”“一流政府”“有伦理道德的领导层”“廉洁、有效率、理性、可预期的政府”等。李光耀对社会精英的推崇，几乎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即使在新加坡国内，也曾招致民众不满。

　　1983年的国庆群众集会上，李光耀做例常演讲，讲话中他说，新加坡的男性大学生如果期望自己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此言一出，激起很大反响，次年的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事前的提醒得到验证。但是，强人并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使之在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中得到贯彻，多年来，坚持大学生与专业人士优先是新加坡移民政策不变的核心原则。

　　新加坡的第三个“硬道理”，是人口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优先。李光耀认为，人口，而非民主，将是二十一世纪安全与成长的关键因素。对于民主与自由的批判，是李光耀所有著述、访谈中一以贯之、不吝篇幅的内容。他认为，受过教育与训练、有创业精神、富于合作精神与工作伦理的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远远比民主制度来得重要。在谈到新加坡未来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时，李光耀认为，重要的是能持续地物色到优秀人物出任国家总理与部长。

　　李光耀对民主的批判与质疑，纯粹从功能主义出发。他认为，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要有效率，而一人一票是最困难的政府形式，因为人民是善变的，并不真正清楚自己需要什么。

　　尽管对民主持坚定的质疑态度，但李光耀的立场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粗暴否定。这一点，可从他的一个堪称有趣的想法中可见一斑。李光耀设想，可以超越一人一票的办法，由年过四旬、有家庭的人每人手中握有两票，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要比不到30岁的人要谨慎，投票时会考虑子女的需求。但是，人过65岁时，可能会有问题。因此，40岁与60岁之间应是最为理想的选民。到了60岁，就应该回归到一人一票。无论这样的设想是否可行，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李光耀对民主绝非持简单粗暴的反对立场。

　　李光耀的硬道理，有自己卓越的政绩做后盾——将一个没有任何资源、人均收入只有几百美元的小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建设成人均收入达到5万美元、比美国还高的发达国家，说起话来自然底气十足。不过，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并不买李光耀的账。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指出，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新加坡的成功，与自由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等因素相关，而看不出与威权政治有任何关系。他并引用一项研究说明，在民主制度下的民众，普遍要比集权体制下的民众更能获得良好的教育。

　　有趣的是，在《去问李光耀》中，李光耀自认为是“典型意义的自由派”，因为他没有拘泥于世界上任何一种特定理论来执政。而在《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中，当记者问到新加坡人应该读什么书时，在经济学书籍中，李光耀首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大概也是会让常常批评李光耀的人大感意外的。

“硬道理”的背后还有道理

　　从1978年以来，从高层领导到知识界、普通民众，中国人对新加坡经验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学习新加坡经验，甚至带有国策的色彩，坊间也有中国领导人向李光耀请益的传说。而李光耀的亲密战友、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曾经担任中国国务院的顾问，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至于中国官员去新加坡取经，直至今日仍然络绎于途。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新加坡经验之于中国开始有淡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官方层面，中国镜像下的新加坡经验，似乎关注的仍然不过是新加坡“硬道理”的皮毛。这一点，从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和各种“省部级社科项目”的中标课题中不难发现，在与新加坡有关的课题中，仍集中于诸如作为发达国家的新加坡如何做到一党独大且长期执政、新加坡如何做到一党独大而又能做好廉政建设、新加坡一党独大之下如何搞民主、新加坡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等等。

　　其实，近年来，随着中国媒体与学术界走近新加坡展开细致的实证观察与研究，关于新加坡经验的叙述，早已不再是“一党独大且长期执政”这样简陋。比如新加坡尽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但反对党一直合法存在，议员始终由公民一人一票选出。

　　在《去问李光耀》一书中，李光耀强调，政府从基层而起，“有责任让代表站稳基层，确保在苦况和不满尚未达到严重程度之前，就采取补救措施。政府必须时时与老百姓保持接触。”这绝不是漂亮话，新加坡的部长要定期与公众见面，听取群众意见。执政党一旦做得不好，公民在制度上是有机会用投票表达不信任的，对执政党并非完全没有制度上的制约机制。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丢失一个集选区的得票，令执政党震动，不得不对自身进行反思。

　　此外，作为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可谓是一个“看不见的党”，并没有覆盖、掌握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社会的许多领域，如教育、科研等，有高度的自治性，是由专业人士执掌的天天地，没有行政泛滥化的弊病。新加坡“硬道理”背后的这些道理，与中国现实中的一些积弊，有本质上的不同，绝不是可以忽视的细枝末节，更不该被选择性地忽略。

　　新加坡“硬道理”的背后，执政精英集团的伦理道德水准也不容忽视。这一点，是李光耀常常挂在嘴边，但也最不为对民主有着强烈渴求的知识分子所认同。个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制度才能保证执政党不会腐败，制度好能让坏人做好事，制度不好能让好人做坏事，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真理，但是，在好的制度尚未建立、甚至遥遥无期的转型期，执政集团中的核心层面的伦理道德水准、历史责任感无疑非常关键。在这方面，李光耀无疑是一个卓越的典范。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始于1994年，作为设计者的李光耀已于四年前退居二线，并没有受惠于这一制度。李光耀家庭本身的廉洁，也是众所周知的。其夫人柯玉芝贵为“第一夫人”，只有一只金表和一条珍珠项链，而直到柯玉芝于本世纪初中风，李家才有新式淋浴设备，更令人不能想象。

　　作为执政者，面向历史，成就事业，是最大的激情，也是最崇高的使命，而不应该像普通人那样屈服于形而下的欲望，这应该是选择以政治为志业者，特别是站在国家这艘大船的驾驶舱里的人必须有的境界和格调。

　　面临“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也在悄然改变，新一代新加坡人对民主的诉求在提高，但90高龄的李光耀的智慧，对于新加坡，包括对于世界，特别是中国，仍然有不变的东西在。

（信息来源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