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加坡不可以是香港的出路？

数周前，《南华早报》专栏作家Philip Bowring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新加坡不是香港的好榜样”。文章开头这样说：“最近许多文章都主张香港应该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向新加坡学习，当中不乏谬论，应当及时拨乱反正。”文章尝试厘清，香港舆论对新加坡模式的各种一知半解──例如对新加坡的房屋政策、国民储蓄状况、经济增长速度与“即用即弃的廉价劳工”的关系、收入不均程度与香港不相伯仲、国民总收入比国内生产总值低、与香港相反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以致不了解其实“香港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的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喜欢读这种题材的文章，过去一两年，也写了好些主题相类的文章，考察的重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新加坡模式有何弱点、香港有何长处、为何比较之时港人不宜妄自菲薄；第二，本地媒体的星港比较如何粗疏。

被港媒“刻意”忽略的狮城社会面向

新加坡模式的一大缺憾，是政府崇尚精英主义，认为一般民众皆愚昧，自由开放对国家发展无益，因此不时利用国际环境险恶、国家版图细小资源匮乏等恐惧因素，“游说”民众接受威权管治、正当化对各种社会自由的规限。在这种国家治理氛围下，怯于冒险与害怕失败(kiasu)逐渐变成国民性格的一部份。

虽然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知识经济下社会创意文化的重要性，在2000年发表报告，提出“让国民具备冒险、求真与创新精神，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创意城市愿景。不过，有新加坡学者曾质疑没有新的政治氛围，新的社会是否能够破茧而出(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直到2012年，MIT Technology Review仍然报导，尽管新加坡专利申请愈来愈多，那都不是本地公司的创意成果。商界领袖甚至开始公开怀疑，家长式管治是否真的容许创意存在。

港媒经常吹捧、主张香港学习新加坡模式，多只着眼于其施政速度，对此Philip的南华早报文章有这么一段: “任何人只要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稍有关注、并希望政府不干涉个人事务和私营业务，自然就会清楚新加坡独裁统治的缺点所在。狮城所欠缺的，正是香港一直以来的重要基石”。的确，香港与新加坡行的是两套风格颇为不同的模式，前者倾向强社会弱政府，后者相反。港媒如此吹捧新加坡模式，常有伺机抨击社会自由引致内耗、拖慢经济的意图。不过这种说法难经考验，原因是无法解释为何在政治纷扰的2011与2012年，香港于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仍能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高于新加坡；又或是在2012年七月著名商学院INSEAD所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位列亚洲第一、同样在新加坡之上。

但这是否真的代表香港能从新加坡身上学到的“少之又少”、将来仍能与之平分秋息？观乎此时此刻香港的发展，我对此颇有怀疑；香港刻下仿如黄昏，新加坡却如日方中。一个港媒经常有意无意忽略的重要分野，是新加坡为一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而香港只是一国之中、权力不断被收紧的特区。

“一国两制”对香港发展的局限

这个分野所以重要，是因为新加坡贵为一国，情况有别于香港充满灰色地带的一国两制，政治矛盾少了“主权政府– 地方政府”这一环，权力界限远较香港清晰与广阔，因此政策制订比香港更易立根本土，行动力也更高。另外，因为拥有自己的主权，新加坡更可无拘无束地拥抱世界与“外国势力”，成为货真价实的“亚洲国际都会”，李光耀六月才在《福布斯》发文，公开赞同美国制衡中国的“亚洲再平衡策略”。同时亦因为要面对一定程度的“主权在民”、选举压力，政府不能不紧贴在地民众声音。总理李显龙不只在选举期才与民众“担凳仔倾计”，6月时排队买炸鸡翼就令中国网民异常羡慕。

国家以少讲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用人唯贤(meritocracy) 、廉洁(honesty)作为施政核心教条。在国人不满声中，新加坡政府开始收紧外来人口准则，政策转而强调新加坡人优先。为团结国人，政府主动推动Singapore Memory Project，强化国人的集体回忆与本土身份认同。政府重视保留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既不让食物连销店专断、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更开设小贩学徒制，令老字号小店技艺得到承传。纵使去年政府的人口白皮书饱受抨击，但白皮书也有特地开了一个章节，讲述政府如何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预留绿色休憩地带，确保本地人生活质素不受影响。政府设有Contact Singapore，积极在海外招揽新加坡本土人才回流贡献。重视国家食物与食水供应自足、减低对外来资源的依赖，是政府的重点关心议题之一。新加坡政府远较香港容易征用军事用地推行新的城市发展项目，在民意压力下，近来也收回哥尔夫球场作发展之用。纵然港人仍会嘲笑新加坡自由欠奉（近例是狮城国家图书馆没有像香港那样顶住保守民众压力，坚持不让儿童图书部内容涉及同性恋的书下架），但趋势是新加坡民众的问政力量愈来愈大，不再温驯。最近被指控诽谤的博客，成功在四天内筹得超过七万坡币，与总理李显龙打官司。在社会愈重批判的氛围下，新加坡的自身文化也悄然发展起来。2013年新加坡年轻导演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羸得了第50届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最佳新导演、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女配角四个奖项，令新加坡电影在华语影坛的地位得以提升。

这些新加坡能作的事，在香港却日渐成为政治忌讳。香港因愈来愈政治正确地只向北望，开始与新加坡分道扬镳，由昔日同为面向四面八方的海洋城市，变成今天愈加内向的“内陆城市”。谈“次主权”、“自治”、“本土”、“香港人优先”，通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香港境外办事处不见得会与Contact Singapore一样积极，联络海外本港人才回港效力。海水化淡、减少对东江水的依赖迟迟未能成事；新界东北争议中，鲜见政府议及香港食物供应自主的一环。政府施政表现，愈来愈难以令人相信，特区政府以本地民生福祉为依归，可以与狮城政府相提并论──香港人口政府不提上限，连是否需要开发郊野公园，高级官员也各说各法，人口政策咨询文件中丝毫不见政府会如何确保本地人原来生活质素不受人口增加影响；官塘重建，政府在民众不满声中急着拆毁小商户数十载的心血，拆毁一切之后，地皮却流标，过程之中完全不见官员应有的严谨规划态度；领汇当道之下，小店愈来愈难以容身，小贩愈被边缘化。政府公职的人选考虑，愈来愈倾向务虚地以“爱国爱党”准则、政治派系立场先行，而非务实地唯才是用，海洋公园主席盛智文“被卸任”是最新案例。

不少人曾经相信香港胜在有ICAC，但历经汤显明事件、亚洲周刊去年传出北京不满廉署“太独立”要清理的消息之后，此情难再。香港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与旅游业相若，且电视业为电影业提供人材孵化场，加以发展实为美事，香港电视却因神秘的“一篮子因素”而不获发牌，公开表态不认同政府发牌决定的顾问其后更遭解雇。因为北望、合拍片当道，港产片港味渐淡，昔日风靡东南亚甚至全球的香港软实力渐成回忆。

香港这个紫砂茶壶内经年积累的茶垢──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李瑞环回归前旨在提醒有关人士治港不易勿自以为是打的一个比喻──在被毫不珍惜地清洗。未来香港模式还能保留多少正面意义，很视乎有多少港人能摆脱乡愿、短视与犬儒的恶习。

（文/邝健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