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侨乡碑文中的新加坡华社领袖

侨乡碑文中的新加坡华社领袖

厦门大学历史系 曾玲

厦门市海沧区，历史上又称为“海澄三都”，是中国华南著名的侨乡之一。以保生大帝为主祀神明的青礁慈济宫，就坐落在海沧。该宫庙历史悠久，是分布在闽南、港台、东南亚华人社会等众多崇祀保生大帝庙宇的祖宫。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适应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增进大陆台湾历史文化血脉联系等的新时代需求，原本属于民间信仰的保生大帝崇拜，被推升至保生慈济文化之层面，更使这座宫庙声名远播，闻名中外。

自2014年以来，笔者多次带领学生到海沧进行侨乡田野研究，考察青礁慈济宫。该宫内保存的数个石碑中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重修慈济祖宫碑记》（以下简称1896年碑记）引起笔者关注与兴趣。根据该宫庙内的其他碑文的记录，青礁慈济宫自南宋绍兴辛未（1151）建成后，因历代社会变迁与战乱，曾多次损毁与重修建。

光绪丙申（1896年）又有一次“依旧制重建”的大工程。1896年碑记正是为此项修建工程而立，主要内容是记录为该工程提供捐款者。在该碑记所记录的捐款者中，既有青礁慈济宫所在地的三都、闽南一带诸多村落、宗祠、庙宇、商号、店号等的捐款，亦有来自香港、金门与南洋的新加坡、安南、廖内、仰岗（缅甸仰光）等华人社区所捐之款项。其中来自新加坡的捐款者约占三都及闽南一带以外捐款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所捐的款项，最高为“缘银壹仟两百大员”、其他则有肆佰、壹佰、伍十、肆十、乃至十元、三元、一元不等。本文主要根据这些捐款记录，考察与讨论十九世纪末的新加坡华社与闽帮领袖。

1896年碑记中出现的捐款者身份，大致可分成三类：一类是慈济宫职员，与新加坡相关的有两位。一位是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领袖、英华义学的创办人颜永成，他“捐缘银壹仟贰佰大员”。另一位是星洲名仕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他“捐缘银肆百大员”。邱亦是十九世纪末新加坡一位重要的华社领袖。

另一类是具有清政府官号或出身头衔的捐款人。1896年碑记中共出现四位，均与新加坡相关：“例贡生颜应麟捐英三百貮十大元”；“章桂苑钦加二品衔花翎候选道、驻新坐探、南北洋委员兼办叻坡等处东赈事务”；“捐英壹佰大员”、“吴安和诏安县钦加四品衔，捐英五十大员”；“陈金钟二品衔候选道、驻新加坡、暹罗总领事，捐英貮拾大员”。上述的颜应麟，又称颜麟，是新加坡福建帮坟山麟山冢（又名麟记山）之山主。章桂苑即章芳琳，他既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新华社会著名的慈善家、亦是跨越各华人帮群的华社领袖。吴安和即吴寿珍，他是中华商务总会（后改为中华总商会）第一任总理，也是道南学堂（后改为道南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陈金钟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新加坡华社的一位重要领袖。根据柯木林先生主编的《世界福建名人录：新加坡篇“陈金钟”条》，“前人将陈金钟与陈嘉庚并列，两者交相辉映，前后共领导新华与闽帮社会五十余年”，赞誉甚高。

第三类是个人与商家的捐款。在1896年碑记中，与新加坡相关的捐款者均被冠于“实叻”、“叻坡”、“小坡”的字样，笔者从中辨认出两处与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领袖相关的人物与商号。一处是“叻坡丰兴号”、捐银五十大员。“丰兴号”是陈金声的店号，说明这是以陈金声名义所捐之款。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陈金声、陈明水、陈若锦祖孙三代是新坡华社与福建社群的重要领袖人物。另一处是陈杞柏。他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与陈敬贤之父，本人亦是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与闽帮社群的重要领袖之一。在1896年碑记中，陈杞柏的捐款包括标明为“叻坡陈杞柏”与“集美陈杞柏”之两处，金额均为“貮拾大员”。

1896年碑记中有关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领袖的捐款记录，不仅映证了十九世纪新加坡华社领导层由土生华人与新客移民两个社群领袖组成的基本形态，亦从另一个祖籍原乡的时空情境，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与研究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社领袖，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资料。

首先，1896年碑记显示，十九世纪末的新加坡华社内部的两大社群领袖，不仅在移居地携手华人社会的各项事务，祖籍原乡亦是他们合作的另一重要社会舞台。根据1896年碑记，为海沧青礁慈济宫捐款的新加坡华社领袖中，颜永成、陈金钟、陈金声、章芳琳为海峡侨生；邱笃信、吴安和、陈杞柏则属新客社群。就祖籍地而言，除颜永成、邱笃信、颜应麟的祖籍地为海澄三都外，章芳琳的祖籍地是长泰、陈金声祖籍地为永春、吴安和是诏安人、陈杞柏则来自集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原乡闽南诸项事务上展开合作。换言之，关注移居地与祖籍地，且在这两个社会舞台上进行合作，是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内部两大社群领袖的一个共同特征。

第二、1896碑记显示十九末新加坡华社领袖的认同形态现有的研究已指出，十九世纪新加坡华社内部不同社群领袖间的合作，与他们来自同一福建方言群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1896年碑文也得到映证。然而，1896年碑记却提供了解这一时期新华领袖认同形态的另一视角。在1896年碑记中出现的新加坡华社领袖，不论土生华人还是新客领袖，他们多因对新华社会与新加坡市政、医疗等公共事务做出重大贡献而受到英殖民政府之封赠如太平局绅等。

而在1896年碑记中，我们并未看到在捐款人头衔上有来自英殖民政府封赠的字样，而是写着晚清政府所封之官衔。这说明他们对在中国所获身份的重视与强调。1896年碑记也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新华领袖的捐官情况提供了一些新资料。例如关于颜应麟，现有资料对他所知甚少。从1896年碑记得知他曾向清政府捐“例贡生”。再如吴安和，根据《叻报》，他在1902与1909捐了知府与道台两官衔。从1896年碑记，可知他在捐知府与道台之前还捐了“诏安县钦加四品衔”。

总之，对英殖民政府与晚清中国政府的双重认同，是十九世纪末新加坡华社与闽帮领袖的另一共同特征。正是在认同形态上具有这一特征，新华社会内部的两大社群领袖方可在移居地与祖籍地的两个社会舞台上携手合作。

最后简要谈谈1896年碑记所提供的有关新加坡华社领袖与祖籍地关系的另一研究视角与内容。在青礁慈济宫所保留下来的碑铭中，还有咸丰甲寅（1854）所立之另一《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其中涉及十九世纪新加坡华社领袖捐款人的记录有：“贡生章三潮捐银貮百员”、“陈金声捐银壹佰元”、“颜应麟捐银四拾八员”、“陈金钟捐银三拾肆员”。再看出现在1896年碑记中的新华领袖，章芳琳在1893年去世、陈金钟于1892年去世，陈金声则在1864年去世。换言之，他们在该碑记中所留下的捐款记录，应为其后代所为。上述状况显示，新华社会两大社群领袖在祖籍地社会舞台上的合作，最迟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且至少延续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原载新加坡《源》第128期，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