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初期的才子汤申及其文化遗产

（图1）约24岁的汤申，绘于1845年（图片来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众所周知，新加坡有条贯穿中部到北部的主干道名汤申路(Thomson Road)， 是为纪念海峡殖民地政府测量师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图1)而冠名的。《新加坡史话》摘有《自由西报》1853年8月的一则新闻， 大致内容是：因为汤申即将归国，本地欧人侨民组织举行会议讨论，这是过去一段时间里参加者最多的会议，众人强烈地希望当局赞扬汤申先生为公共事业所作的宝贵服务与贡献。会中，本地的首位大律师纳比雅先生(Mr. Napier)高度地称赞了汤申在设计和建造霍斯堡灯塔上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而该报认为，事实上汤申有更多惠及枚银质奖牌，表彰其为殖民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惋惜其离开。以上足见当时的人们对汤申的依依不舍之情与极高的评价。当地居民的功劳。在同一时间，政府也授予汤申一枚银质奖牌，表彰其为殖民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惋惜其离开。以上足见当时的人们对汤申的依依不舍之情与极高的评价。

少年英才

汤申1821年8月10日出生于英国东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小村庄，父亲在一次狩猎时不幸坠马而亡。为确保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母竭力将他送到苏格兰邓斯的一著名学院就读。他的一些同学家在马来亚拥有土地和庄园，这些同学平时对马来秘境的描述，使其萌生了“越洋发展”的梦想。藉以上关系，汤申在16岁那年就离开故土赴马来亚，获得的工作是参与测量英国公司位于槟城等地的大型庄园。从1838年到1841年，他在当地的庄园里测绘，生活十分艰辛孤独，外出工作唯有象夫和大象相伴，当进入茂密的丛林测绘时，他这个不寻常的“白色幽灵”总是引起原住民的恐慌——可能是最早踏进秘境的白人。出于需要和兴趣，他很快学会马来文和印度文，并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总督慧眼识才，高度评价其在马来亚测绘的地图，而且于1841年邀请他担任新加坡殖民政府的测量师。汤申自此与新加坡结下不解之缘。1844年汤申升任道路和公共工程总监，负责城市规划与建设，12年中为本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留下了大量宝贵的遗产。

（图2）“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11 April 1843（图片来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

这些遗产中最耀眼的是测绘的各种地图。例如1843年绘制的城市规划蓝图(图2)，这份通过精细测量而绘制的蓝图，标示有市街、路名、公共设施等，对城市的布局做了大胆规划，使得新加坡初具近代城市的雏形。顺带一提的是，该图上的Church Street，据说是汤申用其挚友Thomas Church之名命名的，这就是现在的Waterloo Street。

而且，他并不满足于陆地测绘，还与康格顿船长一起对新加坡海岸和马来半岛东海岸进行了一次非常精细的调查与测量。他绘制的几种水文图皆由海军部雕版印刷，是当时十分重要的水文图。

汤申23岁前后就担负起为城市规划的重任，在测绘上显露了天分，为本地的早期发展留下浓厚的一笔。不仅如此，他还以文字、建筑、绘画等形式给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

历史的记忆——文字实录

因为测绘工作，汤申骑马走遍各地。他十分留心周边的事物，并且以文字与绘画记录下所见所闻。汤申留下的文字实录，与本地有关系的著作有《远东生活一瞥》(1864)、《续远东生活一瞥》(1865)等。他还在各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廖内一览》(1847)、《关于新加坡居民的总报告》(1850)、《霍斯堡灯塔》(1852)等，为后人留下了百年前本地的鲜活画面。

汤申首次到达新加坡是1837年，虽然只是短暂的过境，但仍以生动的笔触做了记述。例如，他对港口的繁忙景象描述道：海岸有上百艘来自中国、马来的各种船只，如独木舟、舢板、驳船等。政府山(今日的福康宁山)是城市景观中心，青翠的草坪上点缀著别墅，山下有货仓、富商豪宅，房屋背面是葱葱郁郁的树林，交错著甘密园和胡椒园。高大的树木独自耸立或蔚然成林，或隐或现于山丘和岛屿上。繁盛与宁静相伴，富裕与庄严同在，这种氛围在别处非常少见。再如，他对于街景这样写道：那个讨厌猪肉的波斯犹太人拥抱着喜欢猪肉的中国人，来自贝纳雷斯的崇拜牛者(印度人)拥抱杀牛者(阿拉伯人)，描绘了一派不同种族和睦共处的景象。汤申由此准确地判断说，新加坡乃东西方的交汇点。

1841年汤申再度回来后，继续以文笔记录当地的景象：当时的人口不超过3万人，虽然是英国殖民地，但在此定居的欧洲人仅200人，其他居民多数是华人和马来人。洋人的住宅区布满豪宅，华人地区拥挤且交通繁忙，马来人则多居住在郊区的茅草屋里，华人和马来人的房屋火灾频发。他还记述了12年中在城里和郊外的生活：从上流社会的宴会到下层苦力的生活、从老虎到海盗、从治安到贿赂、从自然环境到风习等，事无巨细均做记录，可谓新加坡早期百态的真实写照。

历史的活化石——建筑

汤申还是一位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在殖民地政府服务期间，汤申受委托负责设计、监造了不少公共建筑，至今仍然“健在”的有霍斯堡灯塔和达尔豪西纪念碑(Dalhousie Obelisk)。

著名的霍斯堡灯塔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伟大的工程。灯塔从蓝图的绘制到现场监造，每个细节都渗透著汤申的汗水。在极其恶劣的施工环境下，他还忙中偷闲，用画笔记录下现场的实况，如灯塔本身的结构、水龙卷、工头与工人的冲突、海难景象等，甚至画下了石匠们工作的各种姿态。因工作极其辛苦，灯塔竣工后他的健康也随之崩溃。

（图3）达尔豪西纪念碑（作者摄于2019年4月）

达尔豪西纪念碑是1850年为纪念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访问新加坡所建，虽经几次搬迁，仍然“健在”，现位于皇后坊(图3)，是新加坡最古老的纪念碑。不知何故，报章和官方称该碑为“达豪施纪念碑”，与纪念碑上的中文名称不一样。

除此以外，汤申还设计、监造了汤申桥、陈笃生医院和欧洲海员医院、爱伦坡大厦、圣安德烈教堂的尖塔顶，主持修复了哥里门桥。

（图4）1840年代的汤申桥（图片来源：Singapore A pictorial History 1819-2000）

汤申桥名副其实是汤申设计建造的。新加坡河上原先有一座“比森门桥”。1844年汤申设计、建造了一座供行人通行的木桥取而代之，这就是“汤申桥”。两年后为了让马匹和马车通行对其进行了拓宽。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1862年原桥被拆除改建，更名为“爱琴桥”。虽然“汤申桥”已经成为历史，但在其画中仍能一览芳容(图4)。另外，不少文献提到汤申还在加冷河上造过桥，但笔者至今未找到诸如桥名、图像这类足以旁证的资料。

（图5）画中央是最早建成的陈笃生医院，右边的是欧洲海员医院（图片来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陈笃生医院和欧洲海员医院是当年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耸于珍珠山上。可惜如今只能通过汤申留下的水彩画观赏到。(图5)

值得一提的是，汤申根据当局要求，编写过一供水报告Report on the Projected Water-works, For the Supply of Singapore Town。这份23页专题报告由当局1852年出版成册，足见重视程度之高。估计它与新加坡19世纪后期建造的第一座Impounding Reservoir(也称Thomson Road reservoir)有关。水库建成时汤申已离开本地廿多年了，显然非他所建，但由于该水库恰好位于汤申路，加上有可能参考了其研究成果，民间顺其自然称为汤申蓄水池。直到1922年，水库重修后才更名为“麦里芝蓄水池”。

历史的具象载体——绘画

汤申画过一系列水彩写生，称之为“视觉文献”并不为过。这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用画笔记录下了大量19世纪的人物、民情、建筑等。在摄影技术出现前，这些写实性作品可谓是记录本地历史的无价之宝。

（图6）“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1851（图片来源：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

汤申曾经为本地一些友人画过像，例如先贤黄埔先生请他为自己的父亲画过肖像，惜已遗失。其留下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亮相最多的是目前展示于国家博物馆的“The Esplanade from Scandal Point”,1851(图6)。此画写实性地描绘了本地当时的社交、休闲场景。从装束和肤色看，画中有西方人、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马来人。马车或马背上的都是西方人，或站或坐在草地上的几乎都是亚洲人。草地上有怀抱婴儿的亚洲保姆，有手拿鱼叉的海人及其家人，有与妻儿偕行的土生华人。草地上还有一身白色套装的西方人(位于图右下方)，据说是汤申本人，其身边的则是莱佛士的秘书兼马来文豪孟诗阿都拉，他也是汤申的马来文老师。而图中乘坐敞蓬马车的是海峡殖民地第五任总督W. J. Butterworth 与夫人。这一充满田园风光的场景，在展示各族异服风采的同时，似乎还透露著另一信息：19世纪的新加坡是西方人在上、亚洲人在下的等级社会。

（图7）银制纪念装饰（图片来源：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汤申因建造霍斯堡灯塔积劳成疾回国修养前，本地欧人侨民组织不仅专门开会加以称颂，而且在其启程的前一个晚上，赠送餐桌用银器作为纪念品(图7)。归国后的汤申于1853年11月从爱丁堡来函致谢。他写道：“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被迫离开了新加坡这样美丽宜人的定居点，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我深受如此友谊的羁绊。我相信，如果得以康复，我不会长久缺席。”

归国后，汤申在疗养的同时进入爱丁斯堡大学进修，随后移民新西兰，担任该国首席测量师，直至1884年63岁去世。

汤申1858年在新西兰成家，育有九女。1957年6月9日《海峡时报》有文介绍汤申居住于新西兰。年已84岁的女儿Mrs. Archie Stocker在文中回忆童年时说，记得父亲冬夜坐在火炉旁埋头翻译爪夷文(Jawi)《阿都拉传》，家人第一次看到这奇异文字时，误以为阿拉伯文。汤申和阿都拉是多年深交，两人经常友善地辩论，尤其是关于信仰话题。偶尔因意见相左后者会愤然离去，但很快会回来，好像什么也未发生似的交谈。汤申悉心翻译的《阿都拉传》，亦为后人了解开埠初期本地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并且，由于注入了某些个人理解，翻译版独具特色。

时势造就英雄。在新加坡诞生的襁褓期，万事待举，而当地人才严重匮乏。汤申虽然未受过专业训练，但天分极高，多才多艺，风云际会，展露非凡才华，为本地的早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1.《通过明信片回顾新加坡》，《星洲日报》载1982年9月6日。

2.《即将第五次重建的爱琴桥》，《联合早报》载1986年11月10日。

3. Thomson, John Turnbull. 1865. Some Glimpses into Life in the Far East.

4.John Hall-Jones, Christopher Hooi.1979. AN EARLY SURVEYOR IN SINGAPORE.

5.“LIFE ON THE BEACH”, The Straits Times, 9 June 1957.

6.“Priceless record of early Singapore”,The Straits Times, 31 October 1980.

(作者为晚晴园华文义务导览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