芽笼红灯区　曾经是中国客工的第二个家

新加坡的红灯区芽笼，是老饕眼中价廉物美的美食圣地、寻芳客流连忘返的温柔乡、也曾经是许多离乡背井的中国客工，在满布钢筋水泥与施行严刑峻法的城市里，能够稍微喘息的栖身之地。

《南华早报》日前一篇报道，娓娓道来芽笼在不长不短的二十年岁月中，如何从一个比牛车水热闹非凡、更有活力和诱惑力的“小中国城”（Little Chinatown），盛极而衰，逐渐走向凋零，不再受中国客工青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我国开始兴起一阵建筑热潮，吸引了大批中国客工加入本地的建筑业劳动大军。新加坡优渥的薪资待遇，以及易于返乡的便利，是他们选择到这片土地讨生活的最大诱因。

中国客工大举迁入芽笼

对海外客工而言，承受着与家人亲友长期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无非是为了在这个国度多存点钱，有朝一日回到自己的祖国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在这里花费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口上，确保每一分钱都是物超所值。

相对于能够轻易在小印度找寻到廉价住处的印度与孟加拉籍客工，那个紧挨着中央商业区，租金偏高的官方版“中国城”（Chinatown）——牛车水，明显无法满足这些中国籍客工锱铢必较、务求节省花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地理位置岁位于中央商业区外围的芽笼，因顶着“红灯区”的名号，加上街头上随处可见的“站街女”非法性工作者，无疑让许多本地家庭和外来租客对此处敬而远之。

在芽笼拥有房产的屋主面临租客难求的窘境，而恰好寻找“兼具生活机能、低廉租金以及邻近主要市区”等优点的住所，也是中国客工的主要考量，在这样的脉络下，芽笼屋主与中国客工一拍即合。

屋主能有租金收入，中国籍客工亦能以相当于牛车水租金一半的150新元，在芽笼觅得一席栖身之所。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大量中国籍客工迁入此地，芽笼渐渐发展成颇具中国特色的“小中国城”。

四川火锅、上海菜和山东馆子等迎合中国客工口味的中式餐厅开始进驻，售卖中国商品的零售店和深受客工喜爱的网吧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女郎也开始持旅游签证涌入芽笼，做起了非法卖淫的生意。

2010年，随着金沙与圣淘沙的两所赌场开幕，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赌客对于廉价旅馆的需求有增无减，吃住方便且价格低廉的芽笼很快成为他们的首选。

一些本地帮派也开始与芽笼地区的中国人合作。一些中国客工一跃成为芽笼地下非法交易的领头羊。我国关税局曾在2016年于芽笼破获来自中国的5600条私烟。在芽笼的一些后巷也充斥着中国人所经营的非法赌档。

小印度骚乱的连锁效应

然而，发展形式在2013年迎来了变化。

小印度地区爆发的那场骚乱，成为中国人在芽笼命运的转捩点。

发生在小印度的那场骚乱促使新加坡政府祭出禁酒令。虽然骚乱在小印度发生，但芽笼在这场风波中亦被牵连，成为警方整肃的对象。

时任警察总监黄裕喜在小印度骚乱公开听证会表示：

“今天，比起小印度，警方更迫切地需要在芽笼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维持法纪。”

“如果小印度乱抛垃圾、噪音和行人乱过马路的情况令新加坡人感到厌烦，那么他们应该会察觉在芽笼街头，仍存在着那一丝丝“毫无法纪”的感觉。”

他强调，芽笼除了是中国及南亚客工的聚集地和红灯区，也是非法聚赌、售卖私烟及毒品交易的热点地区。

新加坡警方开始加强管制

情况急转直下。

新加坡政府开始收紧外籍劳工政策。警方开始在芽笼加装更多的闭路电视以便监控并取缔当地的不法活动。

这些举措进一步导致前来我国工作的中国客工人数减少，迫使原本居住在芽笼的中国客工开始外移。

曾在芽笼街头形成一道奇妙景观的众多中国籍非法性工作者，也趁着科技发展的便利，将拉人做生意的地盘，从芽笼街头转移到网路世界。

曾经充满灰色地带和灯红酒绿的芽笼，很快就失去那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暧昧色彩。曾经盘踞在芽笼各个角落的中国客工也逐渐离去。

少了一丝丝“毫无法纪”的感觉，或许就如一名当地居民所言：

“少了美酒佳人，就再无理由来芽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