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吃不了苦　本地企业到中国发展宁可请中国员工

“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参与还是想全身心投入？我对参与不感兴趣——要嘛就全身心投入、要嘛什么都不做。”

说这句话的是41岁的罗尔伟（Terence）。秉持着不成功就成仁的精神，他与堂弟罗弥伦（Nelson，39岁）2008年到中国创业成立投资公司，市值至今已达到54亿新元，旗下的美容业子公司更是在2016年获得安永复旦中国最具潜力企业奖下的最具潜力种子企业，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新加坡公司。

罗尔伟（中）代表PPP中国（紫婵（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台领取安永复旦中国最具潜力企业奖。（安永）

罗氏堂兄弟出生于新加坡豪门，受过高深教育，一个去了美国深造，一个去了英国念书，后来不约而同加入投资银行负责私募股权。感情比亲兄弟还要好的他们，在中国有一个赫赫有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大伯罗豪才。被誉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的罗老，本月12日逝世，享年84岁。

比起其他新加坡人，罗氏堂兄弟具备了极为优越的家庭背景条件。不过他们却不愿意安于现状、不愿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他们眼里，处于安定舒适的状态，就会失去“饥饿感”，无异于裹足不前。

以前非新加坡人不用　现在宁可请中国人

罗弥伦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透露，他们最初进军中国，只想聘用新加坡人，因为当时觉得沟通起来成本会较低，但是现在他们宁可聘请中国人。

在罗弥伦（左）和罗尔伟看来，处于安定舒适的状态，就会失去“饥饿感”，无异于裹足不前。（联合早报）

罗尔伟补充说：“以前新加坡人到中国会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觉得接受教育高，会说英语，居住环境好。现在环境已大不同，中国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你说我们会双语？在中国英语说得比我们好的人多的是，中文更甭说，我们已经失去一度拥有的优势。”

过去七八年间，中国人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很快就超越新加坡人。

罗尔伟接着说：“新加坡人越来越难当地化，他们舒适惯了，吃不起苦。现在我根本不想请新加坡人，新加坡人的自满，成了我们裹足不前的最大绊脚石。加上新加坡人也许舒适太久，已经失去饥饿感，这是更大的隐忧。”

罗弥伦也感叹说，目前仍有不少新加坡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仍以不会说华语为荣。如果将中国和新加坡两国人民的思想拿来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高低。

中国小孩敢于梦想

罗弥伦举例说：“你问新加坡的小孩长大后要做什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想当医生、律师、建筑师、银行家，甚至是部长。但中国小孩会告诉你这些行业太无聊了。有一名中国小孩告诉我：我可以用钱请别人这么做。我要成为下一个腾讯创办人，我要创造下一个全世界都会用得上的应用程序。这种想法相当令人震撼。这就是我们喜欢这里的原因。这里的小孩敢于梦想，和我们一样！”

在中国，大家在街边吃小笼包或上菜市场都能使用微信支付，电子钱包的普及已经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激烈的竞争环境也让他们变得非常“饥饿”，不断推陈出新。

罗弥伦说：“一个人不继续成长，就会越变越渺小。如果我们不重新发现新事物，不采取更迅速的行动，他人就会追上我们。你必须去认识新的人、学习新事物、吸收新思维。如果我无法跟上时代步伐，永远落后于潮流，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新加坡的大环境不利于创业

经常往返于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罗弥伦认为，新加坡的环境对创业始终不太有利，也不支持那些想法与做法与众不同的国人。“在中国或硅谷，一旦开始创业，永远都是企业家，即使不成功也依然会不断尝试创业。可是在新加坡和周边地区，一旦失败就立即被宣判‘死刑’。”

育有一男（8岁）一女（11岁）的罗弥伦经常对孩子说：

“不成功永远是学习的第一步。唯有当你不再尝试后，你才真正的失败。”

从最爱的汽车着手进入中国市场

由于两人自小就对汽车特别爱好，因此汽车在他们的投资领域里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

兄弟俩从小就很喜欢汽车，连拍照也要坐在车上。(The Peak)

在美国加州主修英国文学的罗尔伟，18年前辞去硅谷投行工作首次进入中国市场。一开始是替租车公司赫兹（Hertz）打工，后来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就搬去北京。熟悉中国市场后，他自己开设了汽车代理公司，不过很快就将早期资金输得一干二净。

罗尔伟后来拉拢在美国华尔街投行上班的堂弟罗弥伦成为他的天使投资人。罗弥伦一举投下100万美元，和堂哥先后拿下保时捷、宝马、法拉利，以及迷你等品牌汽车的中国代理权，在中国二十多个大城市进行分销，同时也收购数家车行。几年下来，回报非常丰厚。

一起创业是兄弟俩从小到大的梦想

（The Peak）

这时，罗尔伟找上罗弥伦和他一起去中国创业。这意味着罗弥伦必须辞去华尔街投行的工作。为此，他挣扎了很久，最终靠着赌场转盘（roulette）的小白球做出这个人生重大决定。

他说：“决定是否辞职来创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哥哥来到纽约，我们谈论了好久，我犹豫不决，因为我做事风格以稳健为主，当时有点难以取舍。后来我们去了拉斯维加斯，决定用赌博来取舍。”

回想起当年的疯狂，罗尔伟不禁莞尔一笑，“当时我们都喝高了，突然灵光一闪，就有了最疯狂的想法”。罗弥伦抢着说：“我们都同意，如果小白球在转盘上最终停留在红色小格，那我们就继续待在银行界，如果掉入黑色小格，我们就辞掉工作出来创业。”

这一转，就转出了2008年成立的资本约为1000万元的伟伦投资集团（DORR GROUP）。其商业模式是入股各种有潜质的公司，将之茁壮发展，到适当时机再将之脱售，如今市值已达54亿新元。罗弥伦说：“哥哥一直在北京生活，而我一直在华尔街工作，对于资本市场理解的差异性正好可以互补。”

不按牌理出牌的堂兄弟

认识罗氏堂兄弟的人都知道，他们从来都不喜欢按牌理出牌。

伟伦投资公司的中文名还算好理解，是由兄弟两人名字里的最后一个汉字组合而成。可是英文名DORR却是取自兄弟俩最喜爱的美国电影《盜海豪情》（Ocean's Eleven）里的两大主角兼老搭档的英文名字Danny Ocean和Rusty Ryan的缩写。

外号“Rusty”的罗尔伟解释说：“我们非常欣赏Danny Ocean和Rusty Ryan在面对各种困境时如何绞尽脑汁想出绝妙计划来破解困境，以及他们懂得就地取材组织一群怪胎来完成任务。在生意场上，我们也必须经常面对各式各样的人。DORR只是一个代号，象征我们两兄弟一直都在搭档做事。”

他们的第一桶金来自中国西部大开发中的一个重庆房地产项目。他们以极低的价格谈下该项目，进驻后改造营运。后来这个项目在新加坡上市，回报率超过100倍，成为他们的第一桶金。接着，他们又在西部投资了一个矿产，并成功将它运作到在澳洲上市。

不过，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早期投资Fields线上超市就以失败告终。他们低估了食品的物流成本，加上管理团队出问题，损失了不少钱。

伟伦投资也一度是全球最大户外广告公司分众传媒、中国最大婚纱店之一金夫人婚纱，以及新媒体公司美丽说等的第二大股东，投资金额以千万元打底。

罗弥伦说：“一定要成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才做得了事。事实证明，这些年我们的策略与中国的五年计划国家政策相符合，比如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焦点是在能源和房地产，我们就跟着大趋势走。”

眼光就瞄向医疗美容业

成立投资公司后，兄弟俩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在电子交易崛起的大环境下依然茁壮成长的线下行业。这一找，眼光就瞄向了医疗美容业。

罗弥伦在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说：“每次我妈妈去美容院或者找整形医生做疗程，都由我掏腰包。当时我实在不敢相信每一趟疗程价格都在3000新元至5000新元不等。这听起来不太对劲吧？所以我和堂哥就这么瞄上了医疗美容业，开始有种想颠覆这个行业的欲望。”

他们先在韩国投资一家美容医疗机械公司，发现美容医疗成本，主要在于机械。于是，他们就收购这家美容医疗机械公司，自己生产机械器材，并大量“复制”廉价的美容医疗服务，从激光除斑到塑脸，从瘦身到美白，这些原本收费几百到几千元的美容服务，在他们崭新的商业模式下，只需几十元就可享用。

2010年他们投资4000万元成立诺维娜全球生命医疗集团（Novena Global Healthcare Group）进军医疗美容业，以低廉价格为大众市场提供美容医疗服务。这种颠覆式的美容医疗模式，还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的青睐，将之用作教材。

罗弥伦说：“我们要从新加坡再出发，创造一个国际化的新加坡品牌。几年前我们收购一家原本属于奢侈品消费项目的PPP（Pimples Pores Pigmentation）激光诊所，变身为一家中档医疗美容概念项目，以颠覆性的概念，推广给消费者。为了有全新的开始，公司易名为新肤（Novu）。”

位于勿洛广场的新肤门店。（The Peak）

新肤已在新加坡开设了20家店面，在中国各城市有50多个据点，韩国、越南、吉隆坡和雅加达也已经开店，最新的地点是西班牙，并计划在五年内在世界各大城市开设2000个据点。

罗弥伦说：“我们要让美容、生命医疗、基因测试等变成所有人都有能力负担得起的消费项目。它不应该像以往那样，只有富人或者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才能负担得起。我们不应该让金钱局限我们的选择范围。就像亚洲航空的口号那样‘现在人人都可以飞行’，我们希望能做到‘人人都可以变好看’。”

网民：靠的并非真本事

不少网民都酸溜溜地指出，罗氏堂兄弟在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大伯，以及雄厚优越的家庭资源，靠的并非自身真本事。况且新加坡人也没有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么糟糕，字里行间都在影射兄弟俩去中国做生意后就忘了本。

也有网民指出，罗氏兄弟讲了实话，却引来一群酸民的酸言酸语。

家有高官在中国，做事必然一帆风顺？

由于罗家的背景高度敏感，有不少中国商业伙伴其实早已探知两兄弟的底，因此他们在中国和新加坡都必须保持非常低调、凡事都得特别谨慎，不能行差踏错，避免在社交场合出现，以免惹人闲话，拖累家人。

罗弥伦说：“我不觉得我们的背景在中国经商有非常大的优势，办事最重要的还是看能力。”并强调，在不同国度做事，必须依据当地的法则和习惯，不到紧要关头，不会动用特殊关系。

罗尔伟说，有一次他们去石家庄附近一个县谈一个4S店的项目，好不容易跟老板谈好有了眉目，刚从饭店出来，就遭到一伙扮成修理工的人团团围困，然后就跟身后的老板扭打起来，幸好他在司机的帮助下，成功脱险，并没有动用特殊关系。

罗尔伟也举例说：“我们试过在中国创业时遇上前来搞破坏的流氓，我们选择与对方谈判，自行解决问题，没必要为这一点小事就惊动高官。但有一次我因为意外断了中指，凌晨四点带着断指到上海一家医院求救，当地医务人员爱理不理，没及时急救，我情急之下拨了电话到北京给大伯，结果院长在45分钟之内亲自到场，为我安排接驳断指的手术。那是非常时刻，我只会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动用关系。”

这样的背景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他们造成压力，不过罗尔伟认为，只要循规蹈矩就不必担心。“所谓一山还有一山高，别人觉得我们有靠山，但中国高干子弟太多，我们根本算不了什么。”

罗弥伦是罗豪才的干儿子

人丁旺盛的罗家后代，不仅在新加坡开枝散叶，也在中国展现商业才能。罗家很早就在中国经商，是福建省最大的汽车代理商，也涉足房地产。

罗尔伟和罗弥伦与大伯罗豪才的关系非常密切，罗豪才还认了罗弥伦为干儿子。

罗尔伟（左）和罗弥伦（右）与大伯罗豪才合影。（受访者提供）

罗弥伦说：“罗家成员很多，爷爷有三个妻室，每个奶奶各有超过10个孩子。大伯是大奶奶的大儿子，我则是大奶奶最小儿子的孩子，也许因为这样，加上大伯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所以被大伯当干儿子。”

罗弥伦说，干爹17岁在华侨中学就读时，因投身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被新加坡殖民当局监禁一年多，后因出生证丢失被驱逐出境，只身到中国；凭着坚定的毅力，重新站起来，在法学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毕业自华中、华初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罗弥伦指出，最让他敬仰的是：“干爹对人权课题很关注，也很关心海外留学人员生活，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归国创业，为国服务，单是这点就很受人尊重。他教会我的做人道理无数，当中最受用的是，做人要有原则，只要认为是对的，就不要怕做错。”

罗尔伟90年代末到中国发展时，也得到大伯的关照。“大伯待人处事公私分明，他在中国的地位高得让我敬畏。大伯是历来出自福建官职最高的人，一次我们和他回乡，一路上武警护驾开路，有这样的长辈，我们感到无比荣幸。”

根据新华社报道，身为中国共产党员的罗豪才的遗体24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前，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都在他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与罗豪才的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为了纪念大伯罗豪才，罗氏堂兄弟原定今年设立的剑桥大学奖学金，将以“罗豪才剑桥奖学金”命名，每个学年发出两份奖学金，每份50万元，主要针对有需要的亚洲学生，优先权保留给新加坡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