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误解新加坡方言政策　大使出面反驳

新加坡的方言政策这回又被国际舞台的聚光灯照到。手持聚光灯的是国际上公认为“中国通”、对中国非常了解的美国记者。但毕竟新加坡与中国国情不一样，“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并非”华人国家“。加上本地的方言政策的发展过程相当复杂，好几次出现看似放松政策的表象，实际上政策的本质并没改变。

对国情与政策的理解出现偏差，难怪会惊动新加坡驻美国大使出面维护反驳。

其实，红蚂蚁私下倒是偷偷希望这名美国记者在文章里所写的，新加坡政府正在逐步放宽方言政策的说法是真的。然而，再怎么渴望成为现实，也不能扭曲事实本质。本着“是什么就是什么”的精神，如美国常说的“是一把铲子就称之为一把铲子”（calling a spade a spade），该文章的内容确实如大使所说，有认知上的谬误。

我国驻美国大使米尔普里（Ashok Mirpuri）9月12日（周二）致函给《纽约时报》总编辑费尔（Thomas Feyer）反驳《纽时》在8月底所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影射的，关于新加坡政府在过去数十年实施了“语言压制” （linguistic repression）的说法，以及文中所提到的，出于民众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态度有所软化的论述。米尔普里大使指出，这两种断言都是谬误。

大使指的这篇文章是8月26日刊于《纽约时报》，由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奖——普利策奖的记者作家张彦（Ian Johnson）撰写的 “In Singapore, Chinese Dialects Revive After Decades of Restrictions”。原文为英文，《纽时》也将文章翻译成中文，题为“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

文章通过一个三代同堂家庭的故事，讲述了讲福建话的祖母和讲英语的孙女挣扎着沟通的现象，借此说明新加坡过去数十年来对语言的压制，“不但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了影响，也引起了广泛的憎恶”。文章接着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最近，自1970年代以来，新加坡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

张彦在文里写道，“新加坡政府对闽南语等中文方言进行了数十年的打压，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渴望学习中文方言。” 他还说，建国总理李光耀于2015年去世后，追寻文化根源的趋势在新加坡有所抬头。“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潜心学习祖先的语言。”

不存在语言压制一说

针对张彦所说的“新加坡政府在过去数十年实施了‘语言压制’“的说法，米尔普里大使指正说，新加坡并不存在‘语言压制’一说。“新加坡选择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是因为这是国际经商语言。本地家长坚信孩子必须掌握英语才能生存，因此自60年代起，就大举将孩子送进英语学校念书。”

大使还说，尽管面对如此强势的主流趋势，新加坡政府依然通过推行双语政策作为教育之本，锲而不舍地为母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注入活力。

大使也指出：“新加坡华人必须在维系多种方言和采用华语方面做出取舍。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之所以推崇华语，是因为它具备经济价值。况且，要教导多种相互之间无法沟通理解的方言并不实际。他也想在新加坡华人社群中建立起共通的语言。至今，这仍然是政府的政策。”

用方言来广播并非新政策

针对张彦所提到的“出于民众的不满，新加坡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态度有所软化”的说法，米尔普里大使直截了当的说，用方言来广播并非新政策，我们一直都有为年长的华族新加坡人提供这类广播。“祖父母想用方言与孙辈沟通，却又不希望孙辈为了学好方言而影响到英语和华语的掌握。多数新加坡人都不是语言学家，没有学习语言的天赋，要掌握并精通多种语言究竟有多困难，他们完全能感同身受。”

大使在信函的文末强调，“像新加坡这样的年轻国家，将继续发展自身文化与身份认同感。我们鼓励年轻的新加坡人去学习他们社群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语言。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新加坡华人而言，英语和华语才是未来所在。”

说真的，如果世上有“最秉持方言政策原则政府奖”，新加坡很可能会获得冠军，毕竟参赛者只有一名。

讲华语运动与方言政策

我国政府在1979年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并在电视节目上实施了使用方言的限制。80年代，原本原音播出而盛行一时的港剧也必须改用华语配音播出。虽然政府并没有阻止我们学方言说方言，但不允许传播媒体使用方言的政策，确实造成整个大环境不利于也不鼓励我们学习方言。

1997年，政府宣布适度放宽对方言电视节目的管制，允许电缆电视放映较多的方言节目。这主要考虑到电缆电视的特定市场包括乐龄人士与新移民，这些人群对方言节目会比较有亲切感。然而，这不代表政府在方言政策上态度有所软化。 当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杨荣文准将就特地澄清了这点。

杨荣文说，政府推广华语的政策依然保持不变，公共电视台也没有添加方言节目的打算，在一些“边缘”地带，如电缆电视，则可以允许较多的方言节目。他还说，政府不会突然放宽对方言电视节目的管制，也不会考虑这样做，“我们不要发出错误的讯息，以为我们鼓励方言的使用。”

他的说话有两点值得注意：政府不会突然放宽方言节目的管制。政府也不鼓励方言的使用。这种做法并不等同于”语言压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将时间快进至2003年。审查检讨委员会（Censorship Review Committee）在其2003年的报告中建议，继续允许放映使用一些方言的电影，并建议完全取消对电缆电视、“艺术聚点”频道和一些电台新闻广播的方言限制，同时适度允许方言电影重回银幕。

同时掌握英语和华语有困难

这个报告发表后，政府立即警告说，放宽对电视台方言节目的限制，不能影响鼓励使用华语的努力，也不能危害“让华族社群以华语沟通和加强凝聚力”已经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在推行双语政策后发现，多数人在掌握英语和华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是有困难的。

政府的说法是：“许多学生目前还是觉得学习两种语言是艰巨挑战，允许方言只会让问题恶化。此外，我们也面对方言掺杂华语，造成比一开始还糟糕的混杂华语的情况。”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多说两句。有时候务实反被务实误。我们这些从小在新加坡长大，身边也有很多人说着方言掺杂华语，乍听之下虽然有些“不务正业”，却不影响我们学习华语。正因为熟悉方言，我们反而能够看到一些古老优美的汉字词汇是如何在不同的方言里被保存下来，并促成了某些华文字的发音。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先发自内心喜欢华文华语。

方言作为沟通政策的工具

政府的务实态度与秉持原则的做法到了2014年依然没有改变，方言政策自然也没有放宽，只不过政府开始意识到方言的确是一个与年长者进行沟通的有效工具，因此在针对新加坡年长者推出“建国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时，特地制作了福建话、广东话和潮州话的宣传短片，一时传为佳话。这些宣传片也证明了它们确实比使用华语更能有效地解释政策的内容。

2016年9月，我们又在公共电视上看到由通讯及新闻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简称MCI）出资拍摄的方言节目《吃饱没？》。

12月又看到方言综艺节目《欢喜就好》的推出。到了今年，上述两个方言节目因深受欢迎，又拍摄了续集，给人一种政府在放宽方言政策的错觉。其实不然。政府只是在建国配套的成功基础上，让《吃饱没？》和《欢喜就好》作为有效沟通工具，通过轻松易懂的方式为年长者讲解政策。

《吃饱没？》主要通过有趣的方言对白，向年长观众讲解各项帮助年长者的政策，也穿插了许多在日常生活中有用的信息和健康知识。《欢喜就好》则通过歌舞与短剧传递与年长者相关的讯息，包括乐龄健保（Eldershield），技能创前程（Skillsfuture），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等政策，让年长的国人更容易了解并积极参与。

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曾在《欢喜就好》亮相歌唱广东歌《上海滩》。他在介绍该节目时说：“我觉得这个节目能够为观众带来很多信息，让他们通过娱乐的方式认识到不同的政策，以及他们所要知道的、生活里所需的知识。”他也在《吃饱没？》第七集客串演出。

注意到了吗？认识不同的政策才是重点所在。

张彦在文里也写到，“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教育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不晓得张彦知不知道，这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回程667》的监制陈子谦，也是建国配套的方言宣传短片和《吃饱没？》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导演。他也是本地少数土生土长又具国际知名度的导演。教育部长出席电影首映礼，是支持本地电影，不代表政府逐步放宽了方言政策。

就连新加坡独有的中元节特色七月歌台，也因为在节目中穿插了方言元素，而被政府视为有效的政策传递与解说平台。今年9月，由国家艺术理事会耗资80万元打造的“艺悦乐龄2017”（Silver Arts 2017）也出现了更多方言节目，同出一辙。

张彦在《纽时》撰写的文章以一个新加坡的三代同堂家庭作为开篇例子，其代表意义并不大。若一开始介绍的例子就是政府近期所采用的各种手段，并对新加坡国情有进一步了解，或许大使就不会出面了，也不会让人觉得整篇文章有为了交差而写的嫌疑，促成误解大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