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晚年直言：虽然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但它不会“回归祖国”

敬而远之的李光耀

1987年，李光耀来中国访问。在他访华的行程中，有一项是到北京恭王府参观。当时恭王府归文化部管辖，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奉命亲自前去陪同参观。

王蒙后来回忆，这次见面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和李光耀谈话时，由于英语并不是很好，所以说着说着就会从英文变成中文。而他每次说中文，李光耀都会说：“English，please.”意思是“请讲英语。”

王蒙一度以为这位新加坡的华人总理不懂中文，但事实上，他后来才发现李光耀的中文很不错。

曾在外交部担任外事翻译的章含之也回忆过一件关于李光耀的事情：

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访华见到了毛主席，按照一般的惯例，外国元首在和毛主席见面后，第二天《人民日报》都会在头版头条刊登会见的消息与照片。

但第二天李光耀看到《人民日报》后，他就向华国锋总理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你们刊登这条消息和照片前，不征求一下我是否愿意？”

华国锋回答：这是我们的惯例。

但李光耀仍坚持在刊登消息和照片前应该先征得他的同意。

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察觉到李光耀对中国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光耀：新加坡的繁荣建立在沼泽之上！

在李光耀执掌新加坡的数十年时间里，“危机感”这三个字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

从新加坡独立之日开始，李光耀所面临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新加坡的国家安全。如果连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其它问题将失去讨论的基础。

新加坡的诞生就是危机的产物，当时马来西亚的领袖东姑无法控制奉行“马来人至上”的激进派，导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矛盾日益恶化。

到1964年，马来西亚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种族冲突，共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而冲突的双方正是马来人和华人。此事也是推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事件。

但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安全，反而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很多马来人都坚信，新加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麻烦。另外一些马来人则认为，新加坡的独立是一件无法忍受的事情，应该对他施以严厉的打击，直到他屈服。

对于马来西亚，李光耀长期怀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不仅是利益上的不信任，还有智识上的不信任。李光耀认为，那些激进的马来人随时可能失去理智，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来。

李光耀后来回忆，如果当时东姑遭遇不测，让激进派的领袖敦拉扎克上台，新加坡将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但好在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所以，为了让马来西亚不敢轻易向新加坡发起攻击，李光耀说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新加坡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以此得到安全上的保障。

李光耀深知，要想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李光耀语），没有国际秩序的约束是不可能的。

孤军奋战的新加坡有可能在短期内不败，但长远来看它终有一败。大国可以承受很多的失败，但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来说，任何一次失败都可能是致命的。

当然，李光耀也需要整顿新加坡的军事力量。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李光耀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吴庆瑞任命为内政兼国防部部长。他们迅速组建了17个营的兵力和14个后备营，并组建了自己的海军、空军，从国外购买了大量先进的海陆空装备。

李光耀在2010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说道：

“没有强大的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防。没有强大的国防，新加坡就会受制于邻国，或者变成一个附庸国家。”

在他的这句话里，经济是服务于国防的。

即使在李光耀执政末期，新加坡已经成了亚洲仅有的四个发达国家之一，但李光耀的这种危机感从未消退。

一次访问完新西兰后，李光耀对他的同僚们说：“我敢保证，100年后新西兰依旧绿草如茵，但那时新加坡还存不存在，我不敢保证。”李光耀反复提醒新加坡人：“新加坡就像是一座耸立在沼泽上的80层高楼”，它的繁荣是脆弱的，“醒醒吧，我们生活在一个成人的世界里！”

新加坡具有很多地理上的优势，身居马六甲海峡让它成了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国家，但它也因此失去了地理上的屏障。正如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件珍宝走在闹市，如果他没有能力捍卫这件珍宝，那么珍宝对他来说将是灾祸。

而“在一个400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建立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体系，必须依赖强而有力的政府。”

李光耀坚持认为，脆弱的新加坡没有存在分歧的资格，如果新加坡政府在未来出现了一个反对派，那新加坡必定走向平庸。这是他晚年反复强调的话，也可以当做他对后辈们最后的嘱托。

但是，在李光耀的晚年，很多新加坡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他的这个观点。

他们认为李光耀所说的“新加坡被几亿敌对的马来人包围”是一种恐吓；他们也认为，李光耀强调一个强而有力的、说一不二的政府，是为了便于打击与他意见不同的人。

对此，李光耀倒也坦然，他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找到了继任者，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我的任务到此为止。对于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早就认了。没有什么好难过的。”

新加坡为何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身处在两重复杂的环境之中：一是身处冷战中的世界，一是“东南亚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冷酷世界”。

新加坡的条件不允许他们孤立于世界存在，正如前面提到的，新加坡不仅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界，在军事和政治上同样严重依赖。所以，新加坡无法和其他国家（比如缅甸）那样谁也不靠近。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李光耀一度寄希望于英国人留下，扮演一个“缓冲角色”，但英国在亚太的统治力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不断扩大的力量，尽管美国人“惯于耀武扬威”，他也只能努力适应。

至于苏联，虽然新加坡和苏联在1968年就建交了，但此后双方接触一直很少。李光耀说：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捕获的鱼，他们并没有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

李光耀与里根

1977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新加坡对此表示了反对，苏联随后声称：“有2500万华人居住在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第五纵队’。”双方关系恶化。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新加坡加入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列，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并禁止苏联的军舰在新加坡停靠维修。

他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得以缓解。不过，此时的苏联已经是日薄西山，他们的总理雷日科夫竟然提出要向新加坡借贷5000万元来购买新加坡的商品。曾经的苏联辉煌不再，竟沦落到向小小的新加坡借钱，李光耀让手下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从上述几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新加坡和李光耀的站边。

苏联人声称的“海外华人在侨居国充当中国代理人”，这是李光耀一直以来都想向外界澄清的问题。在新加坡几百万的人口中，华人占了74.2%，是绝对的主体民族。这曾一度引起过很多国家的戒备和猜疑，尤其是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考虑到李光耀的危机感，和新加坡所处的这种双重环境，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王蒙和章含之的回忆中，李光耀总有一种对中国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本人对外界把新加坡和中国联系起来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才向华国锋提出刊登他和毛主席合照前应该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有意避免和王蒙讲普通话。

李光耀曾坦率地向中国提出：我们有必要做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事实确实也是如此，尽管新加坡和中国在70年代末就已经确立了较为良好的关系，但双方正式建交却是在1990年。新加坡也是亚洲国家中最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当然，除了外界的因素，李光耀也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中建立一种牢固的国家认同，这个认同当然是对新加坡的认同，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认同。

1965年新加坡刚刚独立，李光耀就说了一段话：

“我不是中国人，就如肯尼迪总统不是个爱尔兰人。新加坡姓李、姓高、王、杨、林的人们，外表上是中国人，说着华语，然而却与中国人不同。

我们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不否认这点；但重要的是，我们以新加坡的立场思考，关心新加坡的权益，而不是以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人的权益着想。”

李光耀强调，当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后，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互相争吵下去，“新加坡将不能生存下去”。

李光耀：我不对祖籍抱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是新加坡华人，他的祖籍是广东梅州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包括他的妻子也是柯玉芝也是华人，祖籍为福建泉州。

身为一个华人国家的华人领导，李光耀深知老一辈华人对中国的感情。

对老一辈华人来说，在海外好好赚钱，然后寄回国帮助亲人，似乎是他们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李光耀认为著名华侨陈嘉庚的经历体现了这一点：他早年下南洋经商发了财，却一直记挂着中国，他积极援助抗战，多次向中国募捐资金，帮助中国盖学校，办教育，最后他回到了中国，病逝于北京。

很多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其中就包括李光耀的姨夫，他曾对李光耀说过自己多么希望死后能归葬中国。

但李光耀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华人浪漫主义的想法，他说：“我对我的祖籍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

李光耀在中国出了名后，他曾祖父的宅院变成了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他的族人们曾给他寄去过一盘光碟，也希望他能为祖宅做点贡献，李光耀表达了感谢，但也表示了拒绝。

他说：“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不会去那里参观的。”

李光耀的话说得很坦诚，这种坦诚或许是值得尊敬的。尤其是对比缅北那些号称自己是“中国远征军后代”，大打感情牌，然后实行诈骗的人。

而在了解到李光耀的文化背景（英国留学）和前新加坡“国父”的身份，我们很难说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错误的。

李光耀并不否认，随着中国的发展，新加坡华人对中国的关注正在日益加大。但他也明确指出：

“回归祖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已经变得不一样了。从种族上说，我们确实是华人。但我们能和中国人不分你我，完全相容吗？仅仅因为我们也说中文？”

李光耀与中国的关系

李光耀曾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获得过“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章的东南亚领导人。在他的获奖词中，中国给他的评价是：他曾“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这个评价主要指的是1992年李光耀在江苏主导建立了著名的苏州工业园区。

据王蒙回忆，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很重视李光耀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他认为应该用“和平发展”代替“和平崛起”的提法就被我们采纳了。

改革开放奖章

李光耀不太为国人所知的一点是，多年来他一直站在支持中国统一的立场上，并为此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他曾在新加坡促成汪辜会谈，并奉劝李登辉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实现统一的意愿；1985年，邓小平曾委托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和让他们见面会谈的建议。

在李光耀晚年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明确写下了自己的几个观点：

1. 美国不会为了台湾与中国交战，“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即使现在不明白，以后也会明白的”。

2.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问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台湾的国际命运在43年开罗会议上就被确定了。”

3. 台湾的民调数据“毫无意义”，台湾的未来不是根据这些想法来的。认为投票通过了就统一，不通过就不统一，这种想法不切实际。

当然，有评论家指出，李光耀之所以持有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他对中国两岸三地有特殊的感情，而是因为他相信大国的分裂将会给其所在地区的稳定带来威胁，进而威胁到新加坡的经济和安全。但无论如何，李光耀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我们是欢迎的。

到了晚年，李光耀在各国的演讲中都更加频繁地重申自己希望两岸尽快统一的想法。李光耀和蒋经国的私交不错，但与李登辉则互相指责。

在李光耀生前和身后，他的家人都谨遵李光耀的命令，没有向所谓的“独派人士”发出过一份讣文，包括2020年离世的李登辉。

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问李光耀：“新加坡之外，你认为谁是你这个年代里最伟大的领导者？”

李光耀回答：“邓小平。他是个魄力超凡的人。”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曾用“惺惺相惜”这个词来形容邓小平和李光耀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傅高义则记录过两人之间很有意思的一件小事：

李光耀在新加坡会见邓小平时，事先按照邓小平的习惯准备好了香烟和痰盂，并在会议室里安装了排烟通道。而邓小平也知道李光耀对烟味过敏，全程一支烟也没有抽。

李光耀逝世后，他的儿子李显龙在悼词中也提及了父亲和邓小平的深厚友谊。

李光耀国葬期间，官方对李光耀的评价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新关系的奠基人”。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李光耀观天下》

《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

《李光耀：新加坡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