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热”背后的逻辑：富豪投资、产业转移、中产移民

文章来源：投中网 很长时间里，世界的运行规律都被默认为“The Big，The Better”，直到这段时间的“新加坡热”。

为什么说新加坡火了？中国人口中的“坡县”在发生什么？简单归纳，大致有三。

第一，富人投资。

富豪投资、移民不是个新鲜话题，此前《家办新智点》的文章称：随着全球富人都在寻找资产避风港，许多超级富豪蜂拥至新加坡，去成立家族办公室，具体的现象是“申请量突破过去一年的纪录”，相应的，就是时间拉长，门槛提纲，如今要在新加坡注册免税的家族办公室，得等待至少8个月，而一年前只需4个月。

新加坡金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约有400家的家族办公室，其中包括谷歌联合创始人Sergey Brin和对冲基金富翁Ray Dalio等人。

这不难理解，新加坡是低税率的金融中心、花园城市，又是移民国家，而如今世界格局愈加不明朗，俄罗斯富豪的处境大家都看在眼里，人身和财产安全就变得尤为重要。我认识的律师程欣说，她所在的“坡县中国律师群”中，这段时间来咨询移民、留学、家族办公室的人数明显增加。

第二，产业转移。

且不提新加坡已经几近加密货币与Web3的全球大本营，Shein已经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全球汽车芯片巨头安森美(Onsemi)半导体宣布，将关闭位于上海的全球配送中心并将其迁往新加坡，也不止中国，包括戴森在内的诸多国际企业，也以各种形式新加坡设立了总部。

金融业更是如此，诸位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都知道此前新交所在全球市场的权重如何，而现在呢？

新加坡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陈庆告诉我，新加坡在管资产4万亿新币（2.9万亿美元），年增长率15.7%。其中76%的在管资产来自境外，自2020年到2021年年初，已有229个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司法管辖区内注册。

第三，中产移民。

中产阶级也对新加坡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冯佳（化名）是我的同学，2019年举家迁往新加坡后，有不少朋友都陆续向她咨询过移民新加坡的相关问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甚至表示，有“几十亿人正排队进入新加坡”，没错，他说的是“several billions”。

摆在明面上的，是香港、上海与新加坡这几个城市看似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1年新加坡GDP实现对香港的反超，而且幅度不小。人们喜闻乐见的正是这种单纯的数字较量，就像虎扑热衷于为美女帅哥打分排名，喜欢谈球员的“历史地位”。

其实单一时间点上的数据证明不了太多，我真正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人口仅500余万，面积没有香港大的“弹丸之地”，新加坡如何从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

进一步讲，富豪投资、产业转移、中产移民，分别代表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资本的流动与作为自由人的选择，这三者与新加坡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现在或许很难给出答案，但至少它是个有趣的问题。

优秀的CEO

从李光耀到李显龙，人们很喜欢说新加坡有一个好的“CEO”。当人们在将他们的领导者描述为CEO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在描述他们的决策行为。

过去几十年间，新加坡的CEO做了不少重大决策，始终锚定李光耀的一句话，“新加坡这个国家没有资源，我们唯一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民”。

可如果人民罢工了，怎么办？

1980年，新加坡航空发生过一次大罢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只花一小时即平息了风波，他与工人沟通的核心，简要说就一句话：要么干，要么滚，大不了再造一个新航。

要知道这时新加坡禁止罢工法律已经生效，而新航可以算是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由于与世界各大洲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先后开辟了美国、加拿大、欧洲、非洲等航线，更是以高水准服务著称，可以说是对外联系的命脉和名片。

为什么会有禁止罢工这样的法律？1968年英国陆续撤军以后带来大量失业，且由于刚刚被马来西亚逐出联邦，两国关系也非常紧张，可想而知生存是新加坡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陆续颁布的《雇佣法令》和《工业关系法令》，极大地限制了劳工权利，当然也包括罢工。

试想，一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工权力又有诸多限制，李光耀一直是CEO，而且新加坡虽说和美国关系挺好，但与苏联也一直眉来眼去，这都是被西方国家诟病的地方，所以新航罢工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有人正等著看笑话呢！

这事儿还有一个大背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世界范围都掀起左翼运动，以新加坡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也一直被西方国家批评是“独裁政府”。

但一个一穷二白、资源贫乏的国家，又不可能像大航海时代那样疯狂殖民，就只能让所有人埋头把精力放在发展上，作家唐诺的话说，就是要从工人的手里，把第一笔资本从“无中生有极艰难的、极难忍受的、背反基本人性的，从并没有多少剩余的彼此生活里硬生生挤出来。”

一旦新航罢工处理不好，快速发展积累的各种矛盾就会爆发，引发全国性的冲击。所以这就是新加坡，把本就不多的人心凝聚起来是最重要的。事件平息之后，李光耀取消了所有参与罢工人员的永久居民资格，并驱逐出境，这也是新加坡最后一起有影响力的罢工。

从1968年到1980年，新加坡的GDP从14.26亿美元，增长到118.96亿美元，此后一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位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要说一句都是从新加坡人身上“榨”出来的，也不算过分。

但硬币的一面是面临的生存和经济增长问题，另一面则是必须融入西方那套政治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是不能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这听起来难度就不小，新加坡的CEO是如何解决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西方国家奉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基于此制定了一套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虽然他并不认同这一模型适用于日本货币政策，但作为日本央行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如果不理解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被视为共同语言的计量模型，就很难与海外同行进行对话”，并且还“面临国内经济学者的指责。”

日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白川方明的叙述，都快被整麻了，日本显然是个失败“定义者”，新加坡想要从火中取栗，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性的自我，因为她的自我总是被别人定义”，这是人类学家项飚的论断。

新加坡的做法是去观察、然后嵌入。项飚告诉我们，观察的意思由近及远，与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到作为东南亚、远东的一部分，再到英美全球地缘格局，从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角度观察，然后扮演中间人去调和关系完成嵌入，重要性自然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新加坡是个“被定义者”， 但从结果来看，新加坡CEO这一套从观察到嵌入的战略和手段，无疑是非常高明和成功的。

高效的体制

纵览新加坡几十年间，你会很容易得到它“从边缘到中心”的观察结论，但除了“CEO”的各种决策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体制建设对路，高效廉洁的政府，良好的营商环境，乃至清洁的街道、花园般的城市，都是富豪与中产用钱、用脚投票的理由。

“新加坡是极其清晰的自我认识到了边缘，化边缘为动力，而不是被边缘所诅咒”，项飚如此评价新加坡的现代化过程，对他来说，认识到这种边缘“把原来那些大的象征性、符号性、固定性的思维，那种自大解放出来了。”

边缘倒并不是指地理位置，新加坡占据的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被称为东亚的“海上生命线”，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逼仄的土地面积与人口等资源的匮乏，不被重视才是新加坡“边缘”的实意。

有句老话叫“平地抠饼”，新加坡就有点这个意思，怎么把“饼”给扣出来，前面讲了作为CEO的战略能力、心态，接下来就得看细节。

虽然李光耀作为“百年不遇的优秀政治家”，李显龙也是优秀的继任者，都为新加坡规划了精确的战略，但“化边缘为动力”只靠政治家动动嘴显然没法实现，需要激发政府部门、市场主体乃至公民等多方动能。 新加坡连续第十年位列“全球廉洁国家”前十名，在世界银行《2020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排名第二位。如今我们对新加坡的评价是什么？高效廉洁的政府、花园般干净整洁的城市，安全的人身和营商环境，而这一切都是新加坡人“卷”出来的。

“惊输”的民间文化

总的来说，好的CEO，好的机制，也要施予好的团队上才能产生共鸣，这就应该谈到新加坡人所谓的“国民性”了。

对更广泛的新加坡人来说，他们的自驱力，更多来自那个叫做“惊输”的国民迷思，而这个文化驱动出来的状态，有点像“内卷”。

但是，新加坡的“卷”并不是封闭市场熵增的无效竞争，只是描述新加坡市场化竞争的实际和残酷，以及在这种环境下人的状态。

一方面，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深谙儒家文化，比如组屋就是“居者有其屋，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信奉全面的市场化运作，导致政策经常会跟随市场变化。项飚说，“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新加坡政府不断搞这个、改那个，这很累”，但他进一步解释，建设是需要投入的，需要细致的计划和行动，换句话说，“卷”是新加坡必然且持续的状态。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日前刚宣布推出称为守护者计划（Project Guardian）的试点项目，在批发融资市场探索去中心化金融的潜在应用。该项目将由星展银行（DBS）、摩根大通（JP Morgan）和Marketnode牵头，创建一个由代币化债券和存款组成的许可流动资金池，通过公共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来落实担保借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