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华人富商与一座坚持27年的海外华文大学

在东南亚，曾经有这样一所大学：它由千千万万试图兴办高等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的华人共同捐资设立，以华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它名义上的首任校长是林语堂，著名作家苏雪林、凌叔华、徐訏曾为其授课。它1956年3月正式开学，存续至1980年。它培养出超过一万名毕业生，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多伦多，它的校友遍布世界。它当年的宏伟行政楼，被列为新加坡国家保存古迹。

它就是南洋大学。

这所大学曾经经历过无数坎坷，只存续了短短的二十余年即告消失，但它对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在新加坡这个特殊的地点，南大人以及“精神南大人”留下了无数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一定还在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心中回响，它是一段振奋人心却又令人黯然神伤的回忆。

2014年4月，中新网发出了一条新闻：南洋大学校友会中国联络处日前在集美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成立，陈嘉庚、陈文确、陈六使家族后裔及南洋大学校友代表70多人来到集美，参加揭牌仪式。同时，南洋大学旧时光回顾展在陈列馆举行，海外乡亲边参观边回忆南洋大学旧时光。

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

提到南洋大学，不能不说起在其创办过程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著名华人企业家——陈六使。没有陈六使，也许就没有南洋大学。

陈六使的人生经历使他恰恰好成为南洋大学的那位大功臣。1897年——这是甲午海战之后的第三年，中国正在支离破碎之中——陈六使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乡。他的家庭穷困，以务农和捕鱼为业的父母在1902年去世，那时陈六使不过五岁，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他在陈嘉庚捐助的集美学校念书之后，19岁前往马来亚投奔刚扎下根的三哥陈文确，他进入了陈嘉庚的橡胶公司。

在28岁的时候，他和陈文确趁著橡胶市场大好，建立了益和树胶公司。短短十余年间，益和从小巧腾挪到大张旗鼓，竟然成了马来亚数得着的橡胶公司。1937年，陈六使担任新加坡华人树胶公会主席。

陈嘉庚似乎是陈六使的“偶像”，他是不是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陈嘉庚这位杰出的乡党呢？在事业上，他从陈嘉庚的橡胶公司起步，之后他做了一辈子橡胶生意。有了资产之后，他跟着陈嘉庚捐助华人公益事业：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曾经就读过的集美学校，他都捐了款。1939年，陈嘉庚建议中华总商会兴建中华大会堂及图书馆，他认捐20多万，约占所需经费的四分之一。

陈嘉庚铜像

1950年，陈嘉庚回到中国，陈六使继陈嘉庚之后成为新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此时他还是马来亚橡胶公会主席、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这时候陈六使53岁，他的人生到了暮年，实际上他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但他的视野、他的想法突然就不一样了。他不但要以通过中华总商会与英国殖民当局沟通，为华人争取获得当地的公民合法权利，他还要想想，南洋百万华人如何进行文化传承？

在英殖民当局的“英文至上”政策下，华校的生存情况并不乐观，华校学生的升学问题极其严重。唯一设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根本不收华校生，他们读完中学之后难以进行深造。陈六使曾经寄希望于马来亚大学“洗心革面”。1950年，马来亚大学声称要开设中文系，他一口气捐了30万元，但实际上这个中文系到了1963年才招收第一届学生。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时光走廊，图片来自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网站

陈六使想，那我们就自己办一所华文大学吧——我们可以“众筹”。

1950年9月9日，福建会馆为辖下学校举办义演筹款，陈六使出席致词时说：“余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创办一所大学。目标求其五年内成立，五年不成则十年。”

新马社会没有什么反响。原因也许是出在陈六使身上——他这个号召者，刚刚被人故意烧了树胶厂。这个胶厂有上千工人，除了办公室，全厂烟房、烘房、机器房、工人宿舍等等全烧得精光，存胶被烧约5000吨，总共损失超过1000多万元。幸好曾经办理过保险，但理赔之后还是损失300多万。陈氏兄弟被一把火伤筋动骨，为了重建胶厂，陈家兄弟向银行贷款700万。

过了两年，陈六使缓过气来，他依旧念念不忘办一所华人大学。1953年1月，他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旧事重提，他说，“此次再事提倡，并非表示余为富裕之人，社会人士咸认办马华大学是必须创办，余当倾余之财产与侨众合作，完成吾中华文化在海外继往开来之使命。”

原来在陈六使心目中，这是“使命”。什么是使命，就是没有道理可讲、一定要完成、不可放弃的重大历史责任。益和树胶公司是他的产业，但未必是他的使命，然而华文大学，是。

使命的鼓舞力量是无穷的。

图片来自新加坡福建会馆网站宣传片

新加坡福建会馆不是一家普通的会馆，它不是用来喝茶、聊天、打尖住店的，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民间团体。由它捐助、主持的华校有好几所。做教育，福建会馆是认真的。

我们不知道陈六使是不是曾经暗中绸缪。当他在1953年1月16日提出倡议之前，他已经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在裕廊路拿下了一块地皮，当他的倡议获得福建会馆通过之后，1月23日，他就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宣布为这所新大学捐助520英亩地，这就是云南园。

在两年前没有激起多少波澜的华文大学建校倡议，这次突然就引爆了新马华人们的热情。男女老少们都沸腾了，地皮有了，缺建校经费是吗，我！们！凑！

你们拿什么凑，你们这些穷人。你们知道开办一所大学要多少钱吗，修一栋图书馆要多少钱你们知道吗……

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楼，总有修完的时候，钱，却是挣不完的。

图片来自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

于是南洋大学就成了世界大学史上最独特的大学之一。从来没有哪所大学，是靠着千千万万的人们一分一厘凑起来的。在南洋大学的捐款名录中，我们第一眼就看到了陈六使的名字，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全星中学毕业班（1954） 62596.03

这3分是谁出的？我们可以想到那是陈旧的分币，它也许被攥久了，沾上了汗水，它也许是钢镚儿，响亮地落尽捐款箱里。它来自新加坡1954年的华校毕业生游艺大会收入——3分钱，捐给这所梦想中的大学，也许毕业生们正在焦急等到自己摇身一变再做一次新生呢！3分钱买不到窗明几净红墙绿瓦，但哪怕它能变成一棵草摇曳在云南园里，那也是极好的。

德士司机联合会 31003.51客属总会义演 25416.00三轮车工友同业会 21660.51

这些同业会、联合会背后，远不止一个人。那是1577名三轮车工友为南洋大学义踏一天的收入。德士司机联合会呼吁全新加坡的的士司机义驶。这3.1万元是1095位司机捐来的收入，他们开着800辆的士，一趟一趟加起来，总共挣到了这么多钱。此外，还有义演、义唱、义赛、义画、义展、义卖、献薪……理发业同人举行义剪、义电，“星洲舞女”协会在1953年5月4日起一连五晚，在五家舞厅为南洋大学“义舞”。甚至还有驳船和电船为南洋大学义载……

怡保三轮车夫义踏

南洋大学就是这么“义”出来的。我们今天可以从大量关于南大建校的文字中体会当年华人们为了建立南洋大学而捐款的热情。曾任教于南大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其著作《吾宅双门》中说：

1953年2、3月间，全马来亚的270个华人团体和俱乐部都参加了这一建校计划，南洋大学诞生了。所有的人都捐了钱，百万富翁们捐了几百万元，新加坡巴杀的小贩们每个人捐出一个星期的收入。有多少煎蛋饼、蟹肉和各种面条报效给了南洋大学？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三轮车夫把三天踏车所得全捐给了南洋大学，他们做出的牺牲最大，因为他们那么穷。割胶工人也蜂拥前来捐款，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永远也上不了大学，但这是一种表示自己文化身份的姿态，是一件极其了不得的壮举，人人都必须记住。

素音

很多很多年后，新加坡华人作家张挥写了短篇小说《狮城旧事》，述说了1953年老实敦厚的三轮车夫阿祥和美丽动人的舞女白笑为南洋大学捐款事件。其时张挥不过11岁，小说分为“白笑的梦”和“三轮车夫之死”两部分，充满着新加坡华人对当年众志成城的回忆，或者说想像：

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他在三轮车的车把中央插了一面“为南洋大学义踏”的小旗。小旗一路上在风中翻翻转转。白笑那晚的兴致跟他一般高。她一面用手去抚弄那面小旗，一面告诉了他舞厅里的姐妹如何彼此笑谑对方的伟大。为了筹集南大基金而义舞，连平时坐惯冷板凳的几个姐妹也突然生意兴旺起来，跳到腰酸背疼。

小说中，舞女白笑有一个五岁大的儿子，她说“将来南洋大学建起来了，我希望他有能力考进南大。”当张挥写下这篇小说时，南洋大学已经风流云散十一年。但这些“义”事，仍然萦绕在他的眼前。

新加坡作家张挥

这是由的士司机、舞女、三轮车工友等等无数“草根”所建立起的大学。他们穷，但他们还有根，他们还有梦想，而且，他们还很善良。当他们听着年轻的华校学生大声朗诵《南大颂》时，也许他们眼中会有泪水流下：

半岛上/父母亲在呼号/“我们的儿女/要受华文教育/我们的儿女/要做有用的人！”半岛上/教师在呼号：/ “华文教育/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祖先们辛苦地栽培/绝不能让人消灭！”……建立南大/是一把火/燎亮了这土地/是一把火/燃烧着/大家的心！

林语堂先生轰轰烈烈地来了，又轰轰烈烈地走。

1954年10月2日下午4时10分，59岁的林语堂携妻带女飞抵新加坡，1955年4月17日下午1时20分，林语堂启程离开新加坡，两次都是陈六使及南大执委会全体委员到机场迎送，场面极其盛大。这一次，他在新加坡一共呆了半年，来的时候清风朗月，走的时候拿了十万美元。林语堂先生潇洒了一生，唯独在这件事上颇不光彩。徐訏在《追思林语堂先生》中说：“拿一笔很大数目的赔偿而走，这不是老庄也当然不是孔孟之道。”也许徐訏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笔赔偿本不是该得的。

林语堂

南洋大学的校名定下来了，这是《南洋商报》贡献的名字，以纪念先辈南来开荒拓土的功绩。广大华人民众踊跃捐款，但大头还得陈六使这些富商来出。陈六使认捐了五百万叻币，约一百六十七万美金——当时的1美金，大约能折合现在15美金的购买力。所以我们也可以换算为：陈六使先生认捐了1.7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他以福建会馆名义赠送给南洋大学的地皮等等支出。

万事俱备，只欠校长。

南洋大学执委会的心气很高，他们要物色一个响当当的校长。华人界最响当当的校长是原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但他没有来。据说执委会还考虑过胡适先生，但是胡适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资料。最后敲定的首任南洋大学校长是林语堂。

林语堂和梅贻琦、胡适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世界华人中的风云人物，不同点是，后两位都曾做过校长，林语堂，没有。林语堂是个作家，而且是个“有态度”的作家。他的《苏东坡传》就相当有态度，他写的小品文也有态度。

当他的这些态度对着南洋大学执委会展现出来时，执委会就有些吃不消了。从1954年2月13日，林语堂被正式任命为南洋大学校长起，双方争执的焦点就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执委会能放多大权。林语堂要求全权掌握校政，执委会最好不要插手。他甫一进校即批评图书馆建造、要求推倒重建，遭到拒绝。为了收拢权力，林语堂迅速建立起家庭化的“林家铺子”，任命女婿黎明为行政秘书，职权相当于副校长；女儿林太乙是校长室秘书，侄儿林国荣为会计长，今天看来未免有任人唯亲之嫌。连林语堂的友人、后来曾在南洋大学执教的著名作家徐訏都认为这“极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现实环境之理”（徐訏《追思林语堂先生》）。

前南洋大学图书馆

第二，执委会能给多少钱，这一点更加重要。他为南洋大学拿出的预算是“第一流”的——林语堂的月薪是3000元，外加600元办公费，两项合计大约相当于今日之月薪12万人民币，这是双方都认可的。但预算中他的办公室中所用职员多达十余人，每年开销达十余万元。所聘请的教授工资每月1400-1800叻币，高出美国一倍，为专任教授提供一幢小洋楼。教授来新加坡乘飞机、搭轮船都按头等舱报销，此外还有旅行津贴、搬家津贴、书籍行李搬运津贴、房租津贴……执委会头疼无比，他们希望南洋大学遵循经济的原则，用最少的钱做出最大的效益，谁想这位校长朋友竟然有一个精英大学、贵族大学的想法？而这是他们在匆忙发布校长任命之前并没有沟通好的。

更严重的问题是，林语堂从拿到校长聘书开始就要求执委会募捐2000万元（相当于今日6.6亿元）交给他，其中1000万元是建校舍的经费，另1000万是基金（所产生的利息与每年学费一起作为经常费）。执委会当时只募捐到400万元，也没有把认真对待林语堂的这一要求。林语堂在得知执委会对预算案的态度之后，立即准备找律师起诉南大违反约定，接着将就任前与陈六使、连瀛洲等执委会人员的通信公布到《星洲日报》，指责南洋大学执委会背信，引起轩然大波。

4月7日，南大执委会向林语堂支付遣散费，把“神”送走了。这笔钱实际上是陈六使私人支付的。按照陈漱渝所说：

林语堂月薪定额为3000元，按21个月支付,共计63000元，另津贴川资9241.5元,两项共72241.5元。女婿黎明薪金及川资共21161元，女儿林太乙原订月薪为600元，但发遣散费时骤升为800元，理由是文学院准备聘她为讲师—虽然她并没有讲过一堂课。累计起来，林语堂一行累计的遣散费为305203叻币，相当于10多万美金。林语堂个人所得，相当于当时中国高校普通教师86年的工资。

从1955年2月中旬林语堂送呈预算案，到4月6日双方联合发表声明，林语堂总共在南洋大学待了半年，其中有50天在和南洋大学执委会的纠纷之中，产生了极大的内耗，在他离开新加坡后，还极没有风度地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攻击南洋大学，对南洋大学及相关人员的声誉构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使本来还维持表面和气的双方完全撕破脸面。我们不能说林语堂这样一个在国际上有著名影响力的作家来到南洋大学，对南洋大学毫无裨益，起码他来到南洋大学之后，当局对南洋大学益发重视，他的“南大风波”也提高了南洋大学的知名度（虽然是以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方式），但总的来看，他的校长之行无疑是双输的结局。

虽然执委会亦有过失，比如虚假承诺、不肯放权，但林语堂身为作家而非教育家，极富理想气息而凌空蹈虚，这才是纠纷中的重点，以至于林语堂几乎没有赢得任何道义上的支持。他不愿意去体会南洋大学的建立和日常经费均仰赖华人社会筹款，忽视南洋大学的直接目的是为无法继续升学的华校高中生提供一深造机会，其创建其本质上是走平民路线。这就是继林语堂之后负责校务的潘受在《从牌坊大门说到相思树》一文中所说的：“我们憬悟办南洋大学的首要意义并不在乎第几流大学……南大的起步应该是一所脚踏实地，适当而合水准的第一位大学。”林语堂怎么会以为底层华人们义舞、义踏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贵族化的大学？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当时东西方还在互相敌视的“冷战”之中，英殖民当局眼皮子底下设立一所华文大学无异于插在胸口的一把刀，他怎么会相信两千万元就能在这种局势下造就世界一流大学？他又怎么会相信自己就有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能力？在这之前，他一天大学校长都没有做过。

风波期间，三轮车工人林树华说：“我只受过三年半华文教育，因此吃了不少亏。去年6月4日，我跟数百名三轮车工友义踏，从清晨6时直至晚7时，中间没吃饭，没回家，13小时，赚了533元，全捐给了南大，为的是下一代华人有机会受较好的教育。我不会说话，但我认为陈六使的主张是对的。”

神来了，神又走了，只留下一地鸡毛。

当陈六使在1953年提出要创办华文大学时，他说：

二十余年前，吾人出洋，思想为赚钱，赚钱入手，荣归祖国，建家立业，可为得意。今日见解已不同，自第二次大战后，吾人已认识马来亚无异吾人之故乡，既有此新见解，自当为吾人马来亚之子孙计，以南洋群岛吾侨之众，中学生之多，非从速办一大学于中心地点之新加坡不可。

今天我们再读这段话，仍然能感受到当时突变的国际局势下，新马华人在精神世界上的骤然转向。曾经他们有“叶落归根”的强烈的中国意识，在身份认同上，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当历史进入到50年代，那个各国纷纷独立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突然树立起来，他们面对着数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他们成了一个新国家的国民。

陈六使已经离开中国三十多年，他的事业、他的亲人，几乎全部来到了马来西亚。七兄弟里，只有头房文倚还在留守福建祖家。虽然陈家的根还在大陆，但已经在遥远的南洋开枝散叶，而且将来陈家子孙也会长期在南洋生活下去。他们以马来亚为“吾人之故乡”了。

但是这个“故乡”，亦并非是和平友爱的桃花源，一样有纷争、有坎坷、有不如意。或者说，初初建立的南洋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华文大学身份，在这个政治敏感的年代，经历得比别的大学更多。

完成教职工聘请和新生招考工作之后，1956年3月15日下午2时，陈六使主持南洋大学升旗典礼，代表新加坡三大种族的三光环校旗腾空而起，宣告正式开学。陈六使在致词中说：

今日为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而且这间大学就在今天开学了！

开学典礼，图片来自胡兴荣《记忆南洋大学》

当校旗升起的时候，陈六使是怎样的心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海外华侨最光荣的日子”，或许也是陈六使最光荣的日子！他终于得偿夙愿，在远离祖国的东南亚，在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之后，华人的精神火种终于埋下。我们可以猜测一下陈六使的想法：只要这三个光环还在新马的大地上飘荡，华人的文化血脉就不会断绝！，

1958年3月30日，这是另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南洋理工大学就修建在曾经的南洋大学旧址，我们能在这里看到一座纪念碑，这是南洋大学开学整整两年后的校舍落成典礼纪念碑。此时离南洋大学初次募捐不过五年时间，新马华人们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每分每厘都化作了青砖绿树，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华文大学校园。那天，新加坡总督顾德为南洋大学主持首期校舍落成典礼，前来观礼的政党领袖、政府官员、全体教职员、学生及新马各界人士达10万人以上，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对新马华人来说，这恐怕是一场庄严的朝圣。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谈到当时的情景：

“车龙从南大的裕廊校园一直排到市区的纽顿圈。前往主持开幕仪式的英国总督顾德爵士的座车，即使在警察开道下也寸步难行。他足足迟到了两个小时。”

喜事一桩接着一桩，但也潜藏着无数隐忧。不过在新生大学的喜悦之下，这些隐忧没有成为主旋律。一切都会好的，不是吗？

指针拨到1959年。继林语堂事件之后，真正使南洋大学陷入困境的风暴，袭来了。

实际上，在南洋大学开学之后仅两个月，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长周瑞麒即指出：南大未向政府申请颁授学位的法定权力前，南大学位不受承认。之后南洋大学的学位问题一直阴魂不散。为了尽快获得政府承认，1959年1月，南洋大学与当时新加坡的林有福政府同意共同聘请以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教授（Prof.S.L.PreScott）为首的大学评议会对南洋大学学术水平、教师资格、教学设备等情况进行调查。当年3月，五人委员会提交了《白里斯葛报告书》。报告书以具有长久历史的政府大学的标准，批评了草创中的南洋大学在专业计划、实验室设计、师资学历、学术研究、课程编排等方面的不足。这些专家意见反映了民办大学缺乏资源的特性，却在明文任务之外，尤其在未查验学生作业、未审定学生学术水平的情况下，额外作出了被新马华人们认为“草率与不负责任”的评语：

我们遗憾的要报告对南洋大学学术水准的不利评价，更遗憾的是我们在此刻不能心安理得的向新加坡政府推荐承认南洋大学文凭，给于与其他受承认的大学文凭同等的地位。

对一所草创期的大学而言，尤其是南洋大学百般谋求政府承认其学位的关头，评语背后有没有政治力量参与，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对南洋大学而言，这无异于当头一击。直到南洋大学关闭的1980年，这份报告书仍然是笼罩在其头顶的阴影，成为长期背负着的政治包袱。在这之后，又产生了《魏雅聆报告书》和《王赓武报告书》，每份报告书都对南洋大学不利，从政府高层到民间，都或多或少对南洋大学的学位质量有所怀疑。

白里斯葛五人委员会

从白里斯葛到王庚武，他们的目标总是在一些关键点上发生重合：南洋大学的投入不足，需要政府干预；南洋大学以华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不妥；南洋大学甚至最好和马来亚大学或后来的新加坡大学合并。总之，它要么不存在，要么不以华文大学的面目存在。否则，它就总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挂着教学水平、学生质量的名头。

南洋大学，太难了。

林语堂在离开新加坡时说了一句话：“南大可以没有林语堂，但不能无陈六使。”

但是假如南洋大学真的没有陈六使了呢？那会是怎么一个局面？

关于南洋大学，有很多话都一语成谶。1970年的时候，莎笳写了诗歌《预言三十年》，他说：

“某英文报曾预言/华校寿命不出三十年/华校师生拜读了惊人预言/只当是《天方夜谭》的新编/要知道政治家论及本国的前途/也只敢作出十年八年的预言/那位执笔仁兄岂有千里眼/一眼就看穿了天”

不幸的是，南洋大学确实没有撑过30年。即使以1953年取得“南洋大学有限公司”法人地位开始算起，它也不过走过了27年的春秋。

1963年，南洋大学迎来了“后陈六使时代”。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沙捞越、沙巴和新加坡，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成为这个新国家的一个州。政治的骤变把陈六使卷进旋涡，9月22日晚，尚未组阁的新加坡政府宣布褫夺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三天后，为南洋大学奉献了整整十年的陈六使，向理事会辞去主席一职。

陈六使

陈六使时代与后陈六使时代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这一点上，我们更能体会出陈六使为了南洋大学长期盘恒于政商学三界的不易。陈六使辞任后，1963年10月5日，大学理事会不得不接受指令改组南洋大学。到了1964年7月10日，南大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举行移交仪式，接受校长印信及各项重要文件。从此之后，另一股力量参与进南洋大学的管理，我们可以把后陈六使时代称之为“艰辛时代”，因为相比之下，陈六使时代的南洋大学虽然遭受着种种非难，但整体还是意气风发，到了后陈六使时代的南洋大学，即使还有很多教职员工，努力捍卫著这所大学的“初心”，1970年，时任南洋大学校长的黄丽松博士撰写了《在发展中国家里成长的南洋大学》，他说，南洋大学的优势在于“一开始就认定以东方文化为基础”，在他的任期里，南洋大学的学术研究层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南洋大学“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在1963年之后就没有消失过。

黄丽松博士

离开南洋大学之后，陈六使有时还会对南洋大学的校务发声，但今非昔比。云南园已经不是当年的云南园。他眼睁睁地、沉默地，看着自己当年的理想，渐行渐远……

1964年8月，严思曾写了一首《在寒星萧索的夜晚》，歌咏早期南洋大学的地标之一“水塔”：

“我要走了，走了……/在寒星萧索的夜晚里我要想你/用不变的心/用不变的爱情/在今后火海刀山的日子里啊/水塔，愿我们/在祖国苍茫的天空里/发出勇猛的力量……”

读起这首诗，我们会想，严思笔下的水塔，真的只是那座塔吗？陈六使不就是长久屹立于南洋大学的水塔吗，他的信念，他的“使命”，始终在提醒南洋大学的千万校友们，你们所应该传承、应该奋斗、应该护卫的究竟是什么？是中华文化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根基……

有一些南洋大学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对陈六使抱有有趣的敌意。1966年，一位南洋大学校友声称，陈六使承诺为南洋大学捐出500万元，却还拖欠250万元；福建会馆认捐的60万元还欠40万元；《南洋商报》承诺给大学100万元，兑现的却只有9万4千元。这成为质疑陈六使“背信”的有力证据。这位东郭校友，真可谓算得一笔好帐。但陈六使在捐款时就已经说明，他认捐的数额并非一次性捐出的，另外，1963年起，南洋大学已经不再是那个陈六使和福建会馆，以及华人社会所理想的南洋大学。它应要求不断改组，它的发展方向模糊不清，它拿什么来要求陈六使履行承诺呢？

一艘大船，缓缓调转了航向。

1972年7月29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十三届毕业典礼。这是一届特殊的毕业典礼，因为南洋大学研究院的第一届博士及硕士正式毕业。在黄丽松校长的领导之下，南洋大学证明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但是此时的陈六使，即将走完他76年人生之路。

一个半月之后的9月11日，76岁的陈六使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新马各界深感悲痛。南大校友敬献的挽联上写着:“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白手起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包括南大师生在内的6000人为陈六使送行，在陈六使的灵柩上，覆蓋着南洋大学校旗。16年前，正是陈六使主持了升旗仪式，宣布南洋大学开学。那时候的他和那时候的南洋大学一样意气风发。16年后，斯人已逝，空留回响。

作为一个橡胶商人，他无疑是成功的，但他最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商场，而在于这所寄托百万华人希望的南洋大学。如今也许很少有人还记得曾经叱咤风云的益和树胶公司，但只要南洋大学的牌坊还竖立在云南园，人们就一定会记得他这位南洋大学的创办人。

我们可以回忆起那些特殊的“陈六使”时刻：

陈六使六十寿辰时，南洋大学学生会致信说：

“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光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永远。”

1953年7月26日中午12时，执委会主席陈六使在云南园主持大学筑路工程动土典礼，他以欢快的口吻说：

“今日是南洋大学动土之期，兄弟在此主持，感到非常兴奋，吾人已在此播下文化种子，吾华人之文化在马来亚将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共存，中国人之文化是不会被消灭的，吾人在马之文化，正如马来亚一样应该永远地存在。去年兄弟鉴于华人文化存有危机，不得不极力提倡创办南洋大学，目的在使吾人之文化能在本地永远持续，各位今日看到此地带系一片荒野，但此地实系中华文化在此生根之处，永远存在，永不消失。”

中华文化将在南洋“永远存在，永不消失”，而陈六使“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永远”，这是多么美好的期待，也是多么美好的祝福，它寄托著多少信心。陈六使已逝，南洋大学已殒，但他的贡献将始终铭记在新加坡的蓝天碧海，与日月同光。

陈六使的去世，仿佛暗示著一个时代的结束。

六十年代初时，南洋大学学生们看到校园中的相思树时，写的诗是这样的：

“云南园的花朵已怒放了/沐浴在金黄色的清晨里/不知多少次我挟著书本走过去/ /相思树的青叶还在滚著珠水 /垂弯著腰欢迎我的到来/我常常漫步在相思树边的小路上。”(《我的歌呵，你从云南园飞出去》，作于1961年)

到了七十年代，关校的阴影之下，南洋大学的学生们再看到相思树时，他们写的诗是这样的：

我们有无尽的相思/一阵微风，叶与叶拍击/聒噪著，以我们的语言/在这样黯然，光芒微弱的年代。（南子《相思树》，作于1970年代）

1973年底，南洋大学被要求停止在大马招生，生源愈发萎缩。1975年，原教育部长李昭铭就任南洋大学校长，强力推动教育改革，除中华语文科外，全部课程改用英语教学。南洋大学成为一所“副牌的英文大学”，失去了从建校以来顶住重重压力才保住的特色：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但李光耀还是说：

“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于1975年3月派教育部长李昭铭到南大出任校长。他的任务是尝试把南大变成双语大学，但是不成功，因为云南园的华文氛围太根深蒂固，师生陷在完全用华文的环境太深，丝毫改变不了。这个任务对李昭铭太过艰难，他只坚持了17个月就离开了。”

1978年3月4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两间大学建立联合校园，这样南大学生能够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从而提高英文水平。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李光耀的建议，把新大与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1980年4月10日，李光耀致信说：

“我相信让南大象征继续保存下去对我国是有价值的：它叙述了一个热爱他们语言、文化和传统的移民故事，这些人来自三轮车夫、的士司机、小贩、书记，以及商人、银行家，响应设立高等教育的号召，捐出他们的钱给南大。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不幸的是，鼓起对中华文化和传统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并没有作为建立毕业生能够经起市场考验的大学教育的实际现实。”

南洋大学从历史上消失了。

再见，云南园。它并没有被返还给捐款、捐地的华人以及相关团体，而是把它改造成了南洋理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洋理工大学。此南洋和彼南洋并没有一点点关系。今天我们再走进当年的行政大楼，会发现它被改造成了“华裔馆”。

再见，相思树。它曾经长得漫山遍野，在南洋大学关闭之后，它也被“清算”了。

再见，八角亭。当年亭上有特别烧制的、有南大印记的绿瓦。

再见，南大牌坊。当年牌坊上的校名是于右任题写的，如今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中的牌坊，是1995年重建的仿品。

再见，陈六使先生。

我们从南洋大学的关闭中看到了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悲痛。但是在滚滚的时代大潮前，南洋大学不过是一艘小小的船，它在惊涛骇浪中航行了27年，它换了很多任掌舵人，但风浪越来越大，它只能停下——它太累了。

只有那些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们、教职工们、关心南大的新马华人们，以及从1974年6月15日起就安置在行政大楼里的铜像，他们的声音还在新加坡的上空回荡。

有一位南洋大学的肄业生写了一篇《My Old Days at Nantah》，此时他已经获得了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博士学位，他说

“在离开南大的往后数年里，我经常在梦中回返南大完成我的学业。但是现实却是残忍的，因为我的南大母亲已经死了。……我身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骄傲，虽然我无能成为南大毕业生。”

1981年2月，莫邪写了一首诗歌《山鬼》：

相思树已死/相思不死/穷尽碧落无处写此沉冤/每一颗红豆都是我/黄泉之下的血泪/而历史/拒绝记载/城陷之日我揽镜微笑/雕栏玉砌再也不属于我/我终身蹁跹为春日群蝶/将一脉风流/植出铿锵的千万花魂遍大地/江山信美兮我何所栖

1984年，著名女诗人淡莹以诗歌《惊变》描述她参观南大遗址的感慨，她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草根们”热火朝天为南大募捐的场景，但过去已成灰烬：

“看！那如拳头粗的铁锁/寒光慑人，森森然/锁住了文、理、商学院/锁死了每间课室里的/春风。小草不能再生/所有根须都被刈除，包括/卖冰水、踩三轮的血汗/包括贩夫、走卒的感情。”“还有湖光，还有山色/一罗厘一罗厘被载走/日后回来寻觅/应以何处为起点? / /夜的黑爪，霍地张开/我握著轴的两端/将心情慢慢卷起/从满目疮痍中/一步一回首/走出这幅/这幅青山绿水。”

1987 年 3 月，希尼尔写下了《曾经》，就在这一年，新加坡全面采用英语作为全国教学媒介语，华校教育走向穷途末路，这首歌中借祖母而透露出的哀伤因此显得更加真实：

“我说，我已忘了去时路/祖母十分的不悦/敬爱的祖母/为孙不能告诉您真相/曾经，相思千千，那段绿荫路/已横断为二，徒留孤树一棵/那牌坊，您会因为它不叫做南大而不再爱这湖/历经风雨，心中的城/几乎拆塌，几乎让您/失去，这一生中/唯一美丽的回忆”

与《曾经》几乎同时，杜红写下了《无名牌坊》：

“四年之间/每天经过牌坊/都懒得望一望/ /谁知三十年后的今天/听说要拆那牌坊/我却无限心伤/ /跑了十三哩半/最后一次看看牌坊/不见了题字，不见了一九五五年/ /无限心伤/掏出心中的牌坊/还围绕着相思树，还留着当年。”

这些不只是诗歌，它们是血泪，是控诉，是对华人之火将熄的恐惧，是对母语文化消散星城的叹息。流川在创作于《无法偿还的债——重回南大旧址感怀》称之为“透支了多少铿锵传统，文化上的庞大赤字”。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遭遇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自1980年以来，进入到了“伤痕文学”时期，也有一些研究者称之为“1981以来的黍离之伤时期文学”。何谓“黍离之伤”？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黍离之伤，有绵绵的故国之思，有不尽的凄怆之情。

2013年，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华文学大系》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以这部文集为例，我们可以感知南洋大学作家群的辉煌——75位小说作家中，有19位有过南洋大学学习经历或身为南洋大学荣誉学士，占了四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这些作家的年龄段集中于1934年（周粲）到1956年（南洋大学最后一届文学士彭飞）这二十二年间，那么这个比例还要扩大到近四成。可见在新马华人文化界中，南洋大学实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自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之后，南洋大学终究难以摆脱时间的冲刷——当年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即使从1981年开始，校友们就开始组织“南大之夜”，即使 1992 年开始，“南大之夜”升格为全球南大校友联合会，即使如今时常掀起有关南洋大学复名、复办的讨论，但南洋大学其实在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历史地表。

南洋大学的香火恐怕难以为继，但人们所缅怀的，不只是南洋大学这个实体，还有“南洋精神”。曾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吴德耀说，“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风沙雁则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无论对“南洋精神”的解释在细微之处有什么不同，总之，它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正因为“南洋精神”的存在，所以人们对南洋大学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所大学应有的感情。

欧清池博士和吕振端博士在《新华文学大系·总序》中说，“如果后继无人，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大系将是新华文学长河终结的纪念碑”，此话何其悲凉！但是，我们不应对新华文学、新华文化完全失去希望，我们应当看到以东南亚华人群体们的渴望与坚持。

陈六使去世后，陈氏家族继续为公益事业捐资。2010年，陈六使后裔捐资192.2万在大陆设立了公益基金，陈六使的孙子陈锡远为诚毅学院图书馆捐资500万元，这个图书馆被命名为“陈文确陈六使图书馆”。